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模板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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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一

摘要：成本在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正确区分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成本不同，有利于学习和应用。本文就成本在西方经济学和会计学中的定义，进行介绍，通过对两种概念相同与不同的比较，明确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与相同点。在新时代下，更是要注重二者的结合，相互联系，提高成本在企业运营、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成本这个概念在经济领域极为重要，属于经济学中抽象理论的范畴，但是在会计学中它是属于现实行为的规范。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对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进行合理配置，并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实现低成本，高利润的学问。成本对于经济学者和会计学者都非常重要，都是以对利润的关心为动机。不同的是经济学这着重关注点是成本如何计量，确保利益最大化；而会计学者更关心的是计量成本，来确定获取利润的具体数额。人们往往容易将西方经济学成本概念与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本文就西方经济学中成本与会计学成本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进行简单分析，同时阐述了二者在企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成本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对成本的定义。在《西方经济学》(高鸿业)这本教科书中提到：西方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提出了机会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的概念，同时指出不能仅仅将成本视为是企业对所购买的生产要素支出的货币。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看起来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机会成本是广义经济成本的概括，而经济成本等于显性经济成本和隐性经济成本之和。在《西方经济学》这本书中是机会成本的定义是：生产者在生产一单位某商品时所放弃的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途径中能获得最大收益。显性成本：是厂商在租用或购买其他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支出。隐性成本：厂商自己本身拥有的生产要素并用于企业生产中那么生产要素的总价格。会计学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它对成本有明显的定义。《成本与会计管理》认为，成本是在达到某一目的的过程中耗用或者放弃的资源。cca(中国成本协会)发布的《成本管理体系术语》标准中明确规定成本是为过程增值、结果有效已经付出或者应该付出的资源代价。美国会计学会(aaa)认为，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已经发生或未发生的价值牺牲是成本，是可以通过货币单位加以衡量的。从上面这些定义可以看出，会计成本就是厂商在生产经营中各项费用的总支出。

二、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成本概念比较。

1.共同点不论是在西方经济学还是在会计学中成本都是各项费用的支出，是获取利润付出的代价，由于经济社会的经济资源稀缺，所以无论是现实还是未来的费用都是必须支付的。而它们又同时认为成本的付出应该有收入加以补偿。西方经济学会将成本和收入相抵，来计算获取的利润，厂商的既定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会计学中也一样，常常将成本推销到收入的不同会计期间做补偿，入不敷出就是亏损。面对成本的计算无论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是会计师都采取谨慎性的原则，高估成本，做低收入，将可能出现的费用、损失、负债进行充分的预计，以避免风险发生。无论是经济学还是会计学作成本的预估都是为决策做服务的。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成本的预估，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尽可能的谋取用最低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利润。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与会计学中成本的相同点。2.不同点经济学的成本概念较会计学的概念更为广泛，在上文的定义比较中提到过，经济学的成本既有显性成本又有隐性成本。经济成本的概念中包含会计成本的'概念，同时还包括没有计入会计成本之中的厂商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成本。西方经济学中显性成本包括会计成本，而经济成本等于会计成本与隐性成本之和。上文中提到过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成本和会计学成本都有被用作决策的作用。事实上经济学成本主要是用于为企业生产和定价提供依据。会计学成本则更多的是用于记录资产消耗。经济学家分析成本更注重机会，会计学家更注重实际消耗的记录。这是二者之间的不同点。

三、西方经济学成本与会计学成本之间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中成本理论的传统理念是研究生产成本、边际成本和以及机会成本，主要是围绕这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随着企业理论的不断创新，现代的成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理论的局限性，新增了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的概念。更注重强调企业的所有权的重要性。而由于企业外部联系扩大，内部结构日益复杂，传统的成本理论同样受到挑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会计，而它的出现为企业更有效的控制规划成本。实际上会计成本更注重的现实的客观反应，西方经济学家不仅仅注重对过去实事的记录更注重着眼于分析经济的活动，更注重与企业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眼界更为宽广，目光更长远。21世纪以来，它们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会计学能为经济学家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用来检验经济理论。会计学也同样需要经济学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会计学的成本计量方法直接受经济学的理论影响。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四、结语。

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较抽象，会计学中的更为具体。正确区分西方经济学中成本与会计成本学的概念。用联系与发展的眼光看待两种成本概念，正确的应用到企业的生产、运营与决策当中，为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经济迅速发展作出贡献。参考文献：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二

科学与哲学本同源之水，乃同母所产下之孪生姐妹。田老师亦有论及，二子皆源于人类欲穷宇宙万物其理之求知欲。若是溯及过往，则二者皆滥觞于思想极度繁荣之古希腊。而就二者于古时之关系而言，我等现今所谓之科学不过仅为哲学之子集而已。希腊人思想眼界空前开阔，其认知世界方式之多样，今人若得闻，必致瞠目结舌，堂皇不能自已。其中荒唐滑稽者有之，如神话，严谨致知者亦有之，如哲学。

哲学乃是时产生于其中最严谨、最深邃之一种穷理之法，而科学不过为哲学中一思流，或曰：自然哲学者是也。自然哲学以人类面对之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认定宇宙乃由不变法则所治，且此法则亦可通过人类自身之努力全然或近似得之。自然哲学尚包括此不变法则更上之至理，即某些埋藏于法则之外之至理。哲学家终日思之，希图一日可得此至理，由是而万物之理自解。数百年至亚里士多德，集几世之哲思，以无上之修辞而成《形而上学》书，几囊括当世所知。然自是，希腊人以自然至理为已得，便止步于斯，转而致心于似更飘渺而无从捉摸之社会与人生至理。每遇世况与前理不合，竟做视而不见，自欺欺人。自此误世千年有余。

自文艺复兴来，西人溯祖反源，自省前谬，乃明不可视自产先验之理为苍天之道。唯图立足于小成，不求大道之骤得。自是，入手一物，出手一理，步步为营，月累日积。行路竟不可以道里计。及至当世，自然之物，凡能为常人所见，无不有科学之理详之。或前或后，无不相合。纵妇孺亦无不缨服。如今之科学虽亦以自然之至理为己任，然繁杂之群识，已非常人穷其一生可明也。唯白雪长者，苦学毕生，暮寝思之，戚戚于心，或有所得。

而哲学此时亦愈发深入。日耳曼人素有苦思之能，百贤辈出，通观古今，遍览群书，欲穷人类、社会、宇宙之至理，亦各有所得。然哲学入之愈深，其言辞思辩愈发古奥，非有志于斯者而不能静心总览。又乃至理无可验从，是以各人之所言迥异，时竟相悖。初涉之人，无丝毫之初识。游离其中，往往只觉一片混沌，更无从得知南北西东。是以世人日益近科学而远哲学。科学竟有奄奄盖哲学之势。

科学与哲学之分合，至是亦应明哉。源本同而去甚远，何哉？所重之器不同而使然也。二者原皆欲通世理而生，本为一体。然科学流于众物，哲学归乎本原，是日益背离。然本原不可离万物而独立，万物不可无本原以挈领。今之日离，恐非吾人穷理所欲见也。

然在下幼时，曾立志欲博览群书，尽吾所能通古今圣贤。亦曾试尝力阅哲书。拟以黑格尔为切入，然而后数次读之皆昏昏然。至今，唯一部《理想国》阅之过半，而尚未完结。今回思之，亦未尝自觉懒惰，而实哲学为天人至理，非有人生阅历无从知人理，非有渊知博识无从知天理，非读罢前人之著述无从明后人，由是不能喻之于怀。而今日科学之繁杂，更无需多言。是以余亦叹科学，哲学之为学，实日益艰辛。至理之昭彰，恐尚须待大贤出世矣。

参考书目：《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

《科学的历程》吴国盛著。

《西方哲学史》罗素著。

《自然哲学》黑格尔著。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三

前些天与卢老商讨一个重要物理实验的问题时候，我们谈到了哲学与物理学的功用问题，在此将大意记录下来，对错由大家评判。

物理学本来是哲学思维在实践中的延续，是人类思想进一步揭示隐藏在物质背后秘密的重要手段，是从哲学思想到完美生产工具的工具和桥梁。哲学、物理学除满足人们的好奇外，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积累更多的知识；实现哲学、物理、技术和工具的知识管理及技术工具制造和应用的飞跃；以满足提高人们顺应大自然的能力。

但在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功用被多数物理学家认可的同时，笛卡尔的“以太漩涡理论”在当时与牛顿的“万有引力”的比较中被判“不占优”。一股不切实际思潮在泛滥着，多数物理学家认为宇宙的秘密完全可以由数学和实验的方法来完成；因为，“万有引力”在奇妙地数学推算中“被发现了”；还有伽利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等都取得了非凡的“伟大成就”。甚至有的物理学家说：“以后的物理学再也没有哲学家们什么事了。”他们被这些“成就”冲晕了大脑；哲学家们也被这种势头搞得失去了自己的聪明。

直至几百年后的今天，哲学家还是浑浑噩噩。人家说你是吃闲饭的，老了吗！有什么办法？象一个不孝家庭的老人。干活的还是物理学家，在深空和粒子两个方向上的测量，不能说不不卖力。但什么也没有得到。

抱怨还是有的，“吃闲饭的说什么三，道什么四。”但最大的抱怨还不在这，在于光年尺太小，测不够远；分子尺太大，测不够准。

哲学家与物理学家们的最终目标是同一个目标。哲学家失聪了，物理学家能不失聪吗？人类对科学的追求遇到了前所没有的`尴尬局面。物理学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倒象是的魔法师的道具；有网友说现代物理学更象是另一部《西游记》——幻象乱生了。

中国老人说过：其大无外。物理学家怎能量得过来；其小无内，物理学家怎么可能量得准。

这有一个哲学与物理学功用问题。用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协作制作一个天平有可能向大家说明这个几百年的老问题：

制一个天平。

哲学家：一根直的杆，杆的二分点上有一支撑。精准、全面、完整地表述完了。

物理学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直的杆和二分点的确切位置。量出来东西不是多一点就是少一点。还得在用时进行调校。

物理学家：吃闲饭的，你不是涮我吗？你说的东西根本不存。

哲学家：你现在知道我说的东西不存在说明你有点觉悟了。但我给你的描述是精准、全面、完整的。

哲学家：什么时候你不再觉得我在吃闲饭了，也许问题就解决了。心想：不涮你涮谁呢？自然法则决定涮你我们才是对等的。

这其中能说明哲学与物理学的功用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目标和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进一步揭示大自然最深层次的秘密。从中找到真理的所在。“老人”和其他家庭成员们一样，不是什么“吃闲饭的”。他决定着其他家庭成员的存在，他担当着人类知识的传承和进步，一代又一代。

中国“老人”有言在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哲学——经验老人也。

通过天平的协作，哲学家如果有所认识，不在浑浑噩噩；物理学家不在认为哲学家是“吃闲饭的”；那么，物理学家的眼前亏也就该吃到头了。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四

道德生活之所以可能的根据，是道德推理的前提，本身不能被论证，其特点好比自足的阿基米德点。在实践的层面，道德情感的培养永远是道德教育的核心所在。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从易学的角度对周敦颐的理学理论进行考察，指出周敦颐对《易》进行了心性论的创造性解读，实现了易学天人之学的心性论转向，拉开了理学思潮的序幕。芝加哥大学任博客教授以及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杨小梅教授分别对《道德经》和《庄子》中的相关命题进行了逻辑分析。首都师范大学白奚教授认为儒家对自发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给予了正面的理论建构，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具有贵于万物的价值。而道家则站在反面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以道观之，人和万物都是平等的，提出道家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则阐述了儒道互补的原理性根据，指出儒道两家都以道为宇宙万有的本根并以对道的践履为通达生命终极境域的唯一通道，其差异在于儒家认为存在的本体同时就是道德的本体，强调道德的实践，而道家则以生命本身的复归为终极追求，从而形成儒道差异而互补的文化现象。浙江大学包利民教授在其独特的政治哲学理论结构中考察了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认为黄宗羲对“士”精神的彰显显示了强者的自足、追求幸福等特质，属于“强者”政治学范畴，与西方古典政治学具有某种一致性，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弥补现代范式的重大问题。第三方面是关于汇通中西哲学的原创与批判。首先是对前辈学者在融汇中西哲学方面得失的批判研究。

浙江大学张家成副教授对章太炎的人格理想进行研究，指出章太炎先生在对中国传统的诸子之学、西方的进化论和非理性主义，以及佛教思想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其“依自不依他”的人格理想。余纪元教授对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指出冯友兰先生在概括中国哲学的特点（在形而上学方面薄弱而在人生哲学方面有丰富内容）的时候，其背后有对于古希腊哲学的重要参照。但是，冯先生对于因参照而来的一些观点缺乏充分的论证，特别是在为儒家的生命哲学提供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时不自觉地导向了对道家生活方式的论证。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分析了张世英先生在汇通中西哲学方面的努力，指出张世英先生把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哲学的创新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用“阴”、“阳”解释西方哲学的“在场”、“不在场”，显示“此在”背后的幽隐的无限整体；并且基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智慧指出无限的幽隐世界是曲径可通之幽，最终走入澄明之境。其次是中西汇通基础上的哲学理论创造。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指出必须基于世界人性才能开显世界人文，因此，他试图通过对朱熹和康德思想的分析比较构建最具普遍性的人性论，为世界人文提供形而上的理论基础。多伦多大学沈清松教授提出“能欲望的欲望”为人性中走向多元他者的内在根据，人正是基于这种走向他者的内在动力构建自己的意义表象世界，并且展现为交互传输的样态，这就是交流与沟通得以可能的人性论基础；同时以语言、实践和本体3个层面的外推理论为根据，构成文化之间进行沟通的哲学基础，并且指出文化的.沟通是一个即存有即活动的动态过程；最后将“能欲望的欲望”表述为人性中源出的慷慨，即是儒家所谓的仁恕，佛家所谓慈悲等。第四方面是关于中国现代观念和思维方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陈静教授对“自由”的含义进行历史性考察，指出“自由”在古代是脱离伦理关系限制的无拘束之意，因此在古代社会是被正统思想所排斥的。近现代以来，“自由”被赋予了“权利”的含义，成为人的基本人权。因此，坚持还是反对自由主义必须澄清“自由”的概念内涵。

密西西比河谷州立大学刘家波教授对中国社会改革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从改革的自发性、原则性和可持续性等维度讨论了中国的改革思维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第五方面是关于西方哲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哲学的启示。浙江大学王晓朝教授对希腊哲学的地方性与世界化历程进行研究，从希腊哲学的来源等方面研究其地方性；从希腊化时期、古罗马时期以及中世纪3个阶段的发展说明其核心如“理性”、“自由”精神世界化的过程，并指出希腊哲学的地方性及其世界化过程无疑对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发展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浙江大学章雪富教授以时间观念为中心，对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普罗提诺从批评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时间观中i卫了柏拉图的“古典”，奥古斯丁却接着普罗提诺的批评把柏拉图的“古典”推向“现代”。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对柏林关于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柏林关于民族归属意识对于个人以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次国际会议的特点是规模小，规格高。与会学者多是国际知名学者。较小的规模使得比较充分的交流与深入的对话成为可能。从内容上来看，此次会议的特点是比较与对话，以中西方哲学的对话为主，从核心概念到思维方式，涉及众多层面，此外还有儒家与道家的比较，呈现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成果。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五

哲学是一门前缘科学，是开启科学大门的钥匙，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指明方向与途径。爱因斯坦在上世纪中叶发表的《相对论》，令许多人不解，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理念。人们总是习惯于用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思维方式，评判一种新理念的正确与否，当新的理念超出了以往经验时，社会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认识，正是因为是新的理念，人们才一时难以接受。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从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打开了认识物质原始结构与宇宙空间新一轮大门。立体思维与逆向思维方式总是能扩展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哲学理论总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先导，使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方面获得空前的发展。

人们将哲学理论运用到社会科学方面，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中国几千年来以老子、孔子、朱子等人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具有代表性，堪称中国哲学思想启矇的始祖宗师，集中了人文哲学思想的精华，古人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上影响了二千多年。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上的变化，现代社会环境的改变，先哲的哲学思想，面对现代社会出现的新矛盾与新问题，已经不够用了，应建立一套更科学更为完整的指导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哲学理念体系，使人们能够从哲学的视角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与世界。

从宏观上看，目前的社会教育基本处在一种不统一的，各行其道的状态，从中央到地方虽然都设有精神文明办公室，由于人的价值观多元化，以及社会的复杂性，精神文明办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据有关资料报道，重庆市南岸区教委对辖区700多名中小学生诚信状况的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更是令人反思。问题出在中小学生耳闻目睹的种种负面社会现象，由于“不识好歹”而模仿之，又因为效仿可以从中获益，因此群起而效仿。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成年人弄脏了道德河水清澈源头，孩子们不得不啜饮被污染的河水，最终便有了老实人吃亏的错觉。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丰富起来。然而，电脑的出现，难以掌控的电脑信息多元化，一起涌现在电脑画面上，暴力片、色情片、恐怖片对青少年的危害不可低估，喜欢玩电脑游戏的青少年不在少数，他们到现实生活去寻找电脑游戏中那种虚幻的感觉，使得一部分青少年荒废学业，有的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当今社会在青少年中出现较为严重的新问题。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骗子，其骗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诈骗成为当今令人不安的社会问题。社会上蔓延的迷信活动和赌博现象，正在严重地侵蚀人们的灵魂，污染着社会风气。还有一部分人的拜金主义观念，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社会人性教育是一项首要任务，提高整个社会公民的综合素质要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应总结出来一整套适合不同年龄段进行社会教育的哲学理论体系，从人性教育的视角寻找新的突破口，正面教育与传统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依靠上述教育是不够的，同时要从人性化教育中找到正确的教育方式与途径。中国在改造犯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许多服刑人员走出监狱的大门，洗新革面，重新做人，正是人性化教育结果的典范。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同情、热情友好、支持和关爱是人性化教育的具体体现，一切高水平的说教在它们面前都会显得逊色。人性哲学就是进行社会教育最为有效的工具。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在处理人与事的关系中，使人们懂的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能做或不能做，做了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什么话能说与不能说，对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正确对待人生中成才与成名的关系；失败与成功的关系；放弃与追求的关系；逆境与顺境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恨与爱的关系；祸与福的关系；运气与命运的关系；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将自己人生的命运与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人为本的人性理念的实施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

人性哲学理论的建立，要以立体思维加逆思维的方法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以人生演变的内在关系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抓住了本质就把握了人性教育的命脉，使人们知道怎样做，还懂得为什么这样做。人性哲学理论的突破，为人们提供了社会教育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武器。

探讨人性哲学理论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人们要理解和谐社会的概念，首先必须理解“和谐”这个词的涵义。“和谐”它是指客观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状态彼此相融合，活动方式协调一致，凝聚力大于排斥力，各个方向的力量向同一方向所形成的合力。和谐社会的基本概念，按社会公民的普遍理解为：“社会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公民的社会总体需求，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有了保障，并能逐步得到改善与提高，公民的生活、工作、学习与交往具有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与友好的基础上，社会规范已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大家均以劳动创造财富为荣，能够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稳步发展的科技与生产力水平，人口增长速度与资源利用同步进行，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有序的发展”。把“和谐”运用到和谐社会这一科学领域，它就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对于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和谐社会，它具有了特定的意义。

和谐社会首先是要有了人的和谐，人是社会的主体，为什么在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在解放前的国土废墟上，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使全国人民摆脱了困境，就是因为有了人的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与人的和谐是一种互动与互补的关系，人的和谐相处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又能促进人的和谐，这种互动与互补的相互关系，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一种强大的推动力。

和谐社会的理念，需要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具有特定的内涵与意义。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多民族，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相对不足，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沉重的人口负担成为我国无法回避，而又必须面对的现状。

这就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没有现成的模式，没有救世主，完全靠我们自己。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伟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对国情有一个准确的评估，尤其对国民的整体素质进行研究与评估，制定相适应的实施战略，提出短期与中长期目标，每达到一个子目标，就向总目标迈进了一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务实态度，和谐社会就一定能在中国实现。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六

艺术史是运用相关的历史文献与实证材料，对各个时期的艺术创作、艺术思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艺术发展大致走向的一门学科。我们对艺术史的理解会涉及到一些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艺术史的“事件”是艺术家生平、艺术学运动的形成、艺术技巧的进步以及与之存在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情况。艺术史家必须将其连接成相继的“事件”，讲述一个首尾贯穿的人类伟大的视觉经验和由此而创造的种种视觉形成的故事。艺术史从纵向方面看（按朝代划分），可分为通史和断代史。如世界艺术史、中国艺术史是通史；20世纪艺术史、原始艺术史则是断代史。艺术史从横向方面看，可分为民族艺术史、门类艺术史和专题艺术史（按文化形态划分），如中国艺术史可分为几个阶段，从先秦到西汉，从东汉到唐（贵族文化），秦汉到清（平民文化）。由于第二种划分要做的不仅仅是整理各个朝代的资料，还需要对每个时期的风格特征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因此，第二种划分在揭示艺术问题上更容易深入，在划分上也更合理。

二、艺术哲学对艺术史的影响。

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从夏商周至今日的艺术史总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艺术哲学的任务是为了从艺术史中整理出最核心的问题，上升到哲学范畴。之后，通过哲学理论来指引某个阶段的艺术史。从广义上来看，艺术史涉及到艺术品的时间、作者及当时的文化环境，却很少触及到艺术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艺术史家是站在时空的立场上审视艺术作品，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去填满历史，帮助成千上万的艺术品对号入座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一旦历史家们抛开表面的历史现象试图对艺术品进行剖析，就会发现除了历史这个实证性的标记外（艺术品年代、地点、艺术家），他们大部分缺乏对艺术品本身价值的关注。哲学家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将艺术史中存在的现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寻找艺术的真谛。唐代张彦远撰写的《历代名画记》，全书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卷至第三卷，主要是画论、技法、鉴定、收藏这类关于艺术本质的研究；第四卷至第十卷，主要是画家史传的研究。《历代名画记》是史、评、论三者合一的著作，它属于狭义上艺术史，但它里面却包含着“书画同体”、“意存笔先”、“品”等许多美学的观点。在卷一《论画体工用拓写》中，张彦远提出绘画的“五品论”，分别为自然、神、妙、精、谨细。“品”在美学中是很重要的概念，就艺术领域来说，“品”是一种审美性的艺术批评活动，它的落脚点是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在“五品论”中，以“自然”为首，说明张彦远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把自然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古代人所谓“自然”，既是指事物本然的存在状态，也是指与这种本然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人的自由的存在状态。从美学上说，或从创作上说，“自然”就是通过摒弃外物和人心（人的欲望、意志和理性等）的局限而获取的“最高真实”。张彦远标榜“自然”，认为绘画应以揭示自然的“道”作为最高标准。在张彦远前，老子将“道”的本质归于自然，庄子把自然无为的理论从治国扩展到了修身，魏晋南北朝时《文心雕龙》对自然的强调，这些哲学上的理论，为后代的水墨画的兴起做了思想上的铺垫。水墨的颜色最朴素，也最符合自然的本性，对“道”可谓是最深刻的表达。在唐代对墨法技巧的重视形成了泼墨画风，而以水墨代青绿也是唐代山水画的一个重要发展。张彦远对“自然”的强调，让后人了解到水墨画的重要性。水墨画的又影响着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自唐后，五代北方荆浩、关仝为代表的作品崇山峻，气势宏伟：南方以董源和巨然为代表的作品林木清幽、秀美抒情。董其昌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王维）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进而他提出了“南北宗论”，将王维和李思训分别定为南北两派的祖师，荆、关、董、巨米家父子元之四家为南宗正传，并极力推崇南宗为画派正统。哲学家洞察到的艺术世界不像历史学家那样单一，仅靠了解表面上的属性就能得到整个艺术世界。哲学家对艺术的理解建立在艺术史之上，哲学的推理让他更容易觉察到艺术的哲学本质。他用抽象思维阐释观念，得到具体稳定的答案。为下一个环节的历史作品提供模板，延着这一环节下去就是艺术作品的继承性，继承性又打开了新一代的艺术史之门。

三、艺术史对艺术哲学的影响。

艺术史筛选艺术品的条件几乎不触及艺术品本身的价值，精确的时间就可以为艺术品定位。大众容易把艺术史当作一把精确的刻度尺，从中找到艺术品的信息。若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到艺术品上洞察隐藏在艺术品背后的价值，就会发现想要站在历史立场上为艺术品说话，抓住的只是其中的皮毛，历史是艺术品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艺术哲学，主要是把艺术家的艺术实践、艺术经验，进行概括总结，上升到具体的概念和范畴。艺术哲学的范畴和命题是一个时代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但艺术哲学绝不能脱离艺术史，若脱离了艺术史，艺术哲学就应该称为哲学，而并非艺术哲学。在哲学前面加上艺术两个字，就意味着需要掌握大量与艺术史相关的知识，才能更好的把握艺术哲学。在艺术品中提取哲学思想与把哲学思想生搬硬套进艺术中完全是两码事，后者是哲学家们经常犯的错误。这样做的缺陷是容易脱离艺术这个大家庭，把哲学作为炫耀的资本，留下不懂艺术的哲学家散播所谓的知识体系。宋代，寒族兴起。寒族在朝为官，主要的途径是考取功名。寒族功名成就后，主要的时间用来处理政事，其次是研究诗文，剩余的一小部分时间才是作画。当上官僚的寒族因为政务、诗文占了大部分时间，所以他们绘画的技法含量不如宫廷画师那般扎实，苏轼、米芾、黄庭坚则属于这一类。苏轼自知自己论画技不如宫廷画师，所以称自己作画是“翰墨游戏”。“墨戏”顾名思义它只是把绘画作为文人士大夫休闲时光的一种游戏而已。“墨戏乃是对于晚唐以来逸格画风的总结。墨戏的观念，可以认为是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集团所阐发并实践并理论化的士大夫画的形式。”

身为文人士大夫的苏轼等人，虽然在绘画的内容、题材、技法上无法与专业画师相提并论，但他们的诗文、书法却比宫廷画师高上好几筹。画师由于其从小习画，技法高超，但这也是他们的弊病所在。由于画师专注于绘画技法，他们的书法、诗文这一块就比较薄弱，表现在画面上即：内容精致、题跋简短。而与此相反的是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技法弱，诗文书法强，表现在画面上即：内容简洁，题跋多且字好。加上文人士大夫的特殊身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的“墨戏”成为一种新的绘画风格。但文人士大夫是如何在技法弱的情况下出奇制胜？这时文人士大夫提出了新的评画标准，即以文人士大夫的政治人格作为绘画批评的标准。这就把唐代对画的“质量批评”转为“人格批评“.所以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逸。”这点在邓椿的《画继》中有详细的表现。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石格、孙太古犹之可也，然未免乎粗鄙。至贯修、云子辈，则又无所忌惮者也，意欲高，而未尝不卑，实诗人之徒？（《画继》卷九）邓椿所谓的“逸格”必须有人品学问的支撑，而在笔法上又“狂怪”即有别于画师工整细腻的画风。而编入《画继》的人唯有苏轼父子、米芾父子堪称“逸格之极”。“逸”本来是指一种精神境界和生活形态，这种境界和情态渗透到艺术中，就出现了所谓的“逸品”（逸格）。唐代，就画论画，即不论画者身份、人品、才学来评画。而至宋代，士人画以墨戏为实践构建新的艺术理念――“以人评画”。这时“逸品”由唐代的“就画论画‘转为宋代“以人评画”，显然与苏轼等人所倡导“士人画”艺术观及其诗文息息相关。艺术史，即绘画在某一时期的历史，它可以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对它的影响，致使艺术史萌发出新的模式。而这种新模式的流行，又会带动这一阶段艺术哲学里某个概念转向新的方向发展。而艺术哲学里概念的不断演变，又会对下一阶段的艺术史起引导的作用。

四、总结。

艺术史与艺术哲学虽然为艺术学门下的两个单独学科。但绝对不可以把它们分开研究。只研究艺术史容易忽略艺术的本质，只研究艺术哲学容易脱离艺术圈。只有弄清楚艺术哲学和艺术史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才能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取得新的进展，才能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继续深造。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七

摘要：

艺术是心灵，思想的产物，作为文化价值的一种形态，与宗教、哲学同属于人类的精神产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想促进又互相补充。它们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即在矛盾统一中不断变化发展。

关键词：

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文学、曲艺、工艺等。是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可以反映当地社会生活，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多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亦是日常生活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同时也是特殊的精神生产形态，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反映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从生产关系到思想关系的人类的全面的社会生活，创造美的精神产品，满足人类精神上的审美需要。然而艺术的起源却扑朔迷离，一直被学术界称为“斯芬克斯之谜”，尽管如此，从大量的科研和资料中可以断定艺术与宗教和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同时又相互促进。

一、从巫术说阐述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艺术起源于巫术说是西方艺术理论关于艺术起源的最有影响、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这种理论是在直接研究原始艺术作品与原始宗教巫术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最早是由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巫术起源说在用实用性来解释艺术的起源的同时，也说明了从原始社会开始艺术就与宗教渊源甚深，他们已经携手走过了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中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甚至可以说原始宗教是艺术起源的摇篮。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为了为了更好的生存，经常会在洞穴最黑暗的岩石上和难以接近的崖壁上，甚至是人类的足迹难以到达的地方，绘制一些动物的.图案，以期待他们明天的打猎会满载而归。显然，如今被现代人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原始艺术的洞窟壁画并不是为了给当时或者后人欣赏而绘制，而是带有一定的实用和功利性的巫术，在他们看来这些神态真实，形象生动的绘画与审美和艺术毫无关系。按照巫术说的观点，这是因为原始部落有一种感应巫术的能力，原始人认为任何事物的形象与现实中的该事物都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若对事物的形象施加影响，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个事物施加影响，在动物上画上被长矛射中的场面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实际的打猎当中可以顺利地捕获猎物。由此可以看出，原始人对原始宗教的信仰和膜拜，使得原始宗教对原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催化和推动作用，成为艺术起源直接的、生生不息的重要动力和来源。

因此，宗教成了艺术产生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的敦煌、龙门、麦积山、云冈、大同的石窟艺术就是依靠佛教产生的伟大艺术品。这些壁画中的许多内容多取材于佛教故事，大都描写神的生活，形象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的同时安抚人们的灵魂，在千年以后，在当时仅仅是为了宣传佛教的石窟成为了当今的艺术瑰宝。同时欧洲的哥特式天主教堂，以及后来被并称为“哥特”艺术的具有哥特艺术风格的绘画、诗歌、音乐，甚至服饰、电影，也是艺术依靠宗教产生的稀世珍作。在东西方历史中相继产生的许多艺术作品都取材于宗教，西方早期油画中的乔托、波提切利还有米开朗基罗的天顶画和雕塑作品，东方中国的许多传统戏曲和古典小说，如《西游记》。这些艺术作品的灵感几乎都来源于宗教并依靠宗教，与宗教紧密结合的同时也服务于宗教，相应对，宗教也依靠这些艺术形式极大的宣传了自己的教义，成功的利用了艺术。

早期的宗教教义对于当时的许多劳苦大众来说难免会晦涩难懂，而艺术形式的形象性可以使抽象、无形的宗教更易于人们的接受；艺术形式的具体性可以强化宗教氛围，使宗教富有感染力，使宗教不但能对教徒产生显著效果，对一般民众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宗教就利用这些艺术手段来说明宗教的真理，普及宗教理念的。

虽然艺术依靠了宗教，宗教利用了艺术，两者之间彼此互利，可是他们也有矛盾的一面，艺术是感性的创作，是情感、审美和认识的表达或展现，需要艺术家的激情的再现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宗教有着极其严格的戒律和禁欲主义，它要求宗教徒的虔诚心理会阻碍艺术家创作的自由创作精神和艺术思维的拓展，遏制了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影响了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和艺术发展的活力。

所以说艺术与宗教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内在联系，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在统一和对立中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我国文艺理论界普遍认为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欧洲国家的许多民族学者与艺术史论家，自19世纪后期，也普遍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劳动是艺术的起源，那么艺术就是劳动的具体表现，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形式，哲学从属于人类的实践，从属于本源事物，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来源于实践，即具体的艺术创作过程，同时哲学也是人类思想认识活动和本源事物存在和表现的形式之一。因此，可以说艺术与哲学史同源而生却表现形式相异而已。哲学作为理论性、系统性、思想性、辩证性的理论较之艺术更加抽象、概括，更加概念化。

艺术是人的审美观在本体意识中的最初的理性反映的总结；

是观察后组成的思维材料对感观的描述；是最初的带有主观心理因素的理性反映的总论。而哲学是通过这种思维材料的总结和进一步观察判断而形成的有规律有系统的组合，是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哲学的智慧不仅仅是教人思维的方法和途径，还能使人掌握思想运动的逻辑、自觉到思维的本性，从而探求真理性的认识。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有艺术的客体性相，固然已经把艺术的外在的感性因素抛开，但是在抛开之前，哲学已把这种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即转化为思想的形式”。故艺术与哲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艺术因哲学而更伟大”和“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主要方式”。因为哲学促使艺术不断走向深刻，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指导着人们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过程，人们经过哲学的指导，经过意识的分析和判断，达到一种高度的理性，而这种高度的理性运用到艺术创作中，就使艺术作品中透漏出艺术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艺术作品就更加深刻和完美的再现艺术家的情感和意识。所以说“艺术因哲学而更伟大”。

艺术同时是哲学家思考社会、审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哲学和宗教一样属于系统的、理论的逻辑意识体系，哲学家的作品同样需要艺术，否则再精妙的理论也会显得枯燥无味。庄子描写梦蝶表达自己的齐物论思想，将人生的生与死、真与幻、物与我等同起来。萨特作为哲学家获得的却是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可以说“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主要方式”。

总的来说，艺术、宗教、哲学同属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都是人类思想上、精神上的产物。艺术作为文化的一个领域和文化价值的一种形态，与宗教、哲学、伦理是并列的。宗教的存在促使艺术的产生，艺术的产生促进宗教的发展，哲学的世界观影响着艺术的创作，艺术的创作体现着哲学的思想。哲学有助于艺术不断走向更加深刻，艺术有助于人更好地理解哲学与宗教；宗教能提升哲学和艺术的境界，宗教能使哲学和艺术更富有灵性。

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某些地方又相互制约着彼此的发展，在统一中存在着对立，在对立中保持着统一。

参考文献：

[1]中国。张威。《游离与凌驾―略论艺术与宗教及哲学的关系》。

[2]德国。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29页。

[3]中国。蒋勋。《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版。

[4]法国。丹纳著。彭笑远编译《艺术哲学》导读部分。北京出版社。

[5]中国。朱伯雄。《世界美术名作鉴赏辞典》。浙江文艺出版社。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八

科学哲学在库恩之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这一变化的研究通常聚焦于科学观。科学哲学并不限于科学观的讨论，它也包含相应的哲学观。科学哲学的批判性是考察其哲学观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通过回顾维也纳学派以来科学哲学的旨趣变迁，可以看到，随着库恩及其后继者阐释的基于社会的理性概念的确立，维也纳学派科学哲学所具有的双重批判性获得了更新。科学哲学的新批判性既指向科学也指向人元“统一文化”将取代“统一科学”成为科学哲学的新目标。基于社会的理性概念也使科学哲学在新的思想条件下批判地审视科学、人文与社会的恰当关系成为可能。

一、批判性的萎缩:从维也纳学派到库恩。

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性指向两个方面，即哲学的方面和科学的方面。前者落实为“拒斥形而上学”，并要求用一种新哲学即科学哲学(scientificphilosophy)取而代之。后者体现在诸如卡尔纳普的们比界的逻辑构造》那样的著作中，要求尽可能用逻辑构造替代实体，实现科学知识的合理重建，最终形成统一的科学。维也纳学派内部存在围绕着科学观的分歧，如在石里克一魏斯曼和纽拉特一卡尔纳普之间，但科学观根本不是关注的焦点，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实现哲学的彻底更新。他们把目光投向科学，是因为确信科学将提供哲学转变的方法论指南。科学是研究的方法，哲学是研究的主题。

波普尔把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确立为研究科学知识增长的机制，也即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开启了科学主题化的进程。对于经验知识中的非经验成分或形式成分，康德称之为知性范畴，早期维特根斯坦将之归结为逻辑形式。cil石里克大体上追随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则确信其具有本质上的约定性。波普尔把那些非经验成分视为可错的猜测，其立场因而接近于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关键的区别在于，卡尔纳普首要的理论关切是现存知识总体的系统重构，波普尔则关心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即科学理论选择与替代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如拉卡托斯概括的那样，科学哲学中己经涌现了归纳主义、约定主义、方法论证伪主义及他本人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用以确保科学史合理性的不同方案。拉卡托斯提出了一种鉴别不同合理性方案优劣的方法，即把历史看成是对其合理重建的一种“检验”。哪一种合理性方案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内史的范围，从而缩小外史的范围，也即使其自身面临最小范围的“反例”，那么，它就是最好的合理性方案。

结果，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与科学哲学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中呢?至少对于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而言，方法论的进步总是落后于科学智慧，而且，要把某种先验的科学哲学强加于最先进的科学学科是狂妄。准如，假如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科学被证明违反了培根的、卡尔纳普的或波普尔的先验的游戏规则，以此便要求科学事业重新开始，这岂不是狂妄吗?科学哲学表现在卡尔纳普著作中的指向科学的有限批判性丧失了。科学主题化的另一个后果是，维也纳学派要求实现哲学变革的呼吁在波普尔派的科学哲学中被搁置了。科学哲学从前者的“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philosophy)转变成了“关于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科学哲学的核心是科学方法论。由这种方法论出发，其批判性指向诸如弗洛伊德主义、李森科的遗传学那样的伪科学或坏科学，也指向政治哲学中的历史决定论。在差不多同样重要的意义上，科学哲学的批判性成了作为编史学纲领的不同合理重建方案的内部竞赛:它们对于彼此互为批判j险的。以科学为主题的哲学研究的主要诉求是获取一种令人满意的科学编史学纲领。

库恩不再以科学为方法或手段，他要从内部理解科学知识一实践的丰富内涵。库恩致力于揭示逻辑主义者所刻画的科学形象的不充分性，对科学哲学的一般哲学价值或对一般哲学的批判意义以及科学哲学指向科学的批判性缺少兴趣。意外的是，伴随着库恩哲学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及自称为库恩后继者的一批社会科学家立场激进的成果的涌现，科学哲学的研究主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爱丁堡学派把库恩揭示的科学知识与人(群)的相关性突出出来，并以此作为抨击理性主义科学哲学所倡导的“无主体的认识论”的主要切入点，事实上打开了把对科学的批判性推进到其核心即科学知识的新的可能性。这种指向科学知识的批判性不同于维也纳学派，后者旨在重构科学，前者则具有解构科学的色彩。解构科学并不意味着对科学知识的有效性进行质疑，而是对科学所采取的形式的唯一性和必然性持怀疑态度。

二、爱丁堡学派的社会概念。

爱丁堡学派倡导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想要把曼海姆和迪尔凯姆等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拓展到科学知识领域。这样做的主要障碍是，尽管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群体研究外在于他们的客观世界得到的结果，但是主导的科学知识理论如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都认为，要说清楚知识的本性无需涉及研究者，也即“无主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社会学表现就是默顿阐述的科学的社会规范中的“普遍主义”信条，它阻断了知识社会学试图建立的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知识是人研究对象的结果，何以它只与对象有关而与作为研究者的人无关呢?近代英国的经验论者把它归结为经验在不同个人及群体之间的无差别性，因为只要人的感官运转正常，那么外部刺激所激起的感觉经验就应该是相同或类似的。体漠意识到，关于事实的知识不可能完全由感觉经验给出，因为作为知识组分、类似因果律那样的关系范畴是无法由人的感觉经验见证的。结果，体漠把那些关系性的范畴归结为习惯性的心理联想。康德则把那些关系性范畴论证为主体的天然配置。这些先验的知险范畴把感觉经验整合进来形成具有必然性和普遍j险的经验知识，也即先天综合判断。

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用逻辑形式取代了康德的知性范畴所扮演的知识论角色。逻辑形式是命题能够确切表示事实的内在依据，它既不源于人或主体这一方面，也不源于事物或客体那一方面。波普尔反对维也纳学派(石里克和魏斯曼)和早期维特根斯坦在对科学知识的刻画中所表现出的逻辑本体论倾向，他像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一样承认科学知识中存在约定成分，这些约定成分使科学知识总是可错的，理论是猜测。但是，由于对错误的排除遵循演绎逻辑，因而知识的增长过程是合逻辑的。

看上去，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是经过逻辑哲学洗礼、在排除康德和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知识的僵硬的绝对性之后向体漠的一种回归。区别在于，体漠把主观的、在某种程度上是随意的成分视为(科学)知识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成分是由个体的心理联想形成的。波普尔则把这些成分明确为包含了错误的约定，通过运用试错法，人们可以把对错误的排除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波普尔给出了一种具有灵活性的逻辑主义科学哲学。知识处于一种开放的增长进程之中，这一进程的终点是虽遥不可及却能够可靠地加以逼近的真理。知识世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自主的、无主体的客观世界。

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知识就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布鲁尔认为，这些知识本质上不过是社会得以组织的原则。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各种社会压力带给他们的强制性，因而把这些社会力量经验为外在于个体的客观力量。引导我们进行思想的那些观念就源于这些社会力量，这些观念的特征也就是特定社会模型所具有的特征。对知识与社会的这种同一性的意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它通过运用一幅经过简化的图画、一种意象来帮助我们在关于知识的反思中把社会一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

就科学知识观而言，布鲁尔近年来把科学知识的组分明确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有其心理来源，另一个方面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作为认识者的个体运用其感官形成对外部世界的某种认识，这种认识作为科学知识的组分之一，为外部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制约提供了担保。但是，单个人的感觉经验不成其为知识。只有那些借助于语言可明确表达、并且因而其真假可明确判定的以命题形式出现的认识才成其为知识。借助于对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社会学发挥，布鲁尔指出，借助于语言才得以可能的科学知识，由于语言的社会本性而成为社会的。结果，知识的心理组分保证了强纲领的唯物主义立场，知识(语言)的社会组分保证了其社会学立场。由于只是社会组分才使得判定科学知识的正确与否成为可能，科学知识的社会成分行使了认知规范的职能。

科学知识的社会组分就是知识的`非经验成分或形式成分，这似乎又一次回到了体漠，但这是经过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洗礼的体漠。这种洗礼的关键是，体漠通过区分关于事实的知识和关于形式的知识把他的怀疑论指向前者，而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经由克里普克等的阐释则帮助布鲁尔把那种怀疑论推进到数学与逻辑学。这使布鲁尔声称，“强纲领”具有普遍性，不存在说明范围上的死角。对于布鲁尔来说，规则就是社会共识、制度化的信念、社会惯例。例如，以“宇宙的中心”为例，在一种意义上，它是客观的，在另外的意义上，它是理论的，是当代宇宙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第三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制度化的信念，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理性通常被视为一种个体具备的能力，在常识中及在哲学史上，这种观点都是主导性的。但是，库恩不是己经说明范式的改变甚至会改变人们对事实的认定吗?每一个科学家都将依据理性、尊重事实、追求真理，但是，如果事实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变的，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将被认定为是合乎理性的也将是可变的。这种类型的重大变化远不是随意的，它是罕见的，正如科学革命在科学史上是罕见的一样。范式一科学共同体这样的概念表明，尽管行为总是个人的，但是对一个行为是否合乎理性的判定是一个集体事件，理性运行于社会地基之上。库恩在论及科学研究中的规则问题时援引了维特根斯坦有关“遵从规则”的讨论，爱丁堡学派的理论家也在这样的意义上引申发挥了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这些努力促成了一种不同于理性主义哲学的社会概念，知识的社会性意指对个人意见或随意性看法的超越，它应该被理解为源于集体努力的历史成就。

三、新批判性:理性与社会联姻的科学哲学价值。

循着库恩对科学知识与特定群体的紧密关系给出的提示，爱丁堡学派把科学知识中曾被视为先天的成分降格为一种集体的社会成就。对于特定群体来说，这些成就作为范例具有准先天的强制性。同时，这种强制性具有历史的可变性。结果，对科学知识本性的完整说明要求对与之相伴的特定群体进行说明。强纲领通过把科学家看做是受利益与目标引导的社会成员，把科学知识理解为特定群体的社会产品。仍需说明的是，这样一种对科学的理解的哲学效果是什么?一方面，如果自然科学知识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过程的产品，那就不能指望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的强纲领式的研究能够超越那种不确定性。相反，这类研究在致力于澄清科学实践过程中不确定性的来源—利益、目标、技能或默会知识、共识、惯例等—的同时，必须正视他自己正面临同样的处境，即:他的研究同样面对如何控制那些不确定性因素的难题。简要地说，强纲领式的作品必定是一个社会过程的产物，谁也不能假装自己在进行纯粹的‘猫述”。

另一方面，把科学研究看做集体事业的一个后果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流行的科学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假定科学是独立自主的进程，它既不需要考虑其他社会子系统对它提出的要求，也无须顾及由它衍伸出来的社会文化及实践后果。维也纳学派把自然科学看做是人类认知的方法论典范，默顿把这一典范延伸到社会领域，即科学也是民主的典范。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科学就是要挖掘潜藏于科学这一人类实践典范中的可推广的方法论价值。但是，如果科学实践及知识中必定包含着来源于社会的必要成分，那么挖掘独立于社会的科学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价值就是不得要领的。正好相反，针对这些社会成分的控制、提炼、调整，将会具有指向科学知识及实践的批判性效果。问题的关键不是通过确立科学(理性)与社会的二分法，使社会向科学看齐。而是要研究社会中的科学，将它置于己经获得人们认可的那些价值的支配之下。如果不满于科学的状况，那应该把审视的目光投向社会，重铸支撑社会运行的那些基本价值、核心观念和社会制度。它们就是那些必须被视为具有建设性价值的成见及其制度化，哲学反思就指向对它们的明确表达、逻辑重构及批判改进。

对于维也纳学派来说，科学哲学的批判性是双重的，既指向科学也指向哲学。科学哲学这种文化上的独特性有时诱使人们将它归入“第三种文化”。借助基于社会的理性概念，横亘于见物不见人的科学与见人不见物的人文之间的鸿沟将被“社会”填平。一方面，多愁善感的人文对人心的每一点微小触动都可能凝结为社会共识而形成对科学的约束;另一方面，冷漠无情的科学的每一点新知也将经过社会筛选而更新人文思考的条件。代之以统一科学，科学哲学将担负起文化统一的重任。这种统一不是要消除文化的多样性或多元性，而是通过清除阻断它们之间沟通交流的障碍来实现。更确切一些，科学哲学将致力于建设一种新文化，借此它将有能力批判地审视人文、科学与社会的恰当关系，致力于勾画更具魅力的新生活及其反思形式。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九

论文摘要：对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进行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澄清它们各自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宗教与哲学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别，其共同之处表现在哲学与宗教本质上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其差别表现在哲学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宗教则诉之于信仰。二者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历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从宗教脱胎而出，逐渐形成了思辨的特色，但始终没能摆脱宗教的影响，例如毕达哥拉斯不仅是一个数理哲学家，又是一个宗教神秘家，柏拉图晚期思想也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古希腊后期，特别是大希腊化时期，古希腊的哲学思想逐渐和来自东方的犹太教相融和，宗教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宗教成了绝对权威，其他一切包括哲学都必须为宗教服务，哲学成了宗教的奴脾。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逐渐打破了教会的黑暗统治，哲学再次摆脱宗教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至今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的思考远没有结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哲学从文艺复兴以后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自身发展的轨迹，而宗教逐渐被边缘化，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否就能说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不再需要宗教？在单一的科学理性统治下，宗教到底有没有价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要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要有清晰的界定，必须弄清楚它们各自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发挥的功用。

罗素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他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他的这段话，比较清楚地概括了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它们既存在共同的地方，即都“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又存在相互区别的方面，那就是哲学诉之于理性，而宗教诉之于权威。

先谈一下哲学与宗教共通的方面，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他们所关注并试图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些关乎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的大问题。“我们说宗教与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世界观，就是说它们都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一种态度。

通常认为哲学一词（phisophie）起源于古希腊，其含义为“爱智慧之学”，这是惯常的讲法。古希腊人第一次提出了“万物始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智慧的问题。为什么“万物始基”这个问题“智慧”，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对于确定性的追求。人生在世，终日在茫然不安稳的状态中度过，确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是谁？我来自哪里？万物的杂多是否有统一的“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哲学的开端，是人为求得心灵的安稳找到生存的可靠根基的本性使然。由此可以看出，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确实是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古希腊人对本原问题的思考是人类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件大事，是理性的觉醒，是“逻各斯”的觉醒。

前面讲过，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回顾一下哲学史，便不难理解。古希腊人哲学思想的产生最开初便是思考自然现象，最先产生的哲学也被称为自然哲学。他们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的结构是怎么样的？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奇；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人具有为了摆脱“愚蠢”的天然本性，于是希腊人最先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泰勒斯肯定万物不仅生于水而且复归于水’，川，赫拉克利特说：“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凡此种种，尽管希腊人对世界本原问题的答案繁多，没有统一的见地，但毋庸质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确实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进步，哲学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诞生。哲学起源于对自然问题的思考，但哲学关注的领域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问题，希腊人把哲学思考的对象转向了关注人自身，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便是最好的例证。近代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表明，哲学思考的对象越来越丰富，人怎样才能幸福地生活？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法律、艺术、语言等等都成了哲学思考的对象。就这样，哲学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同哲学一样，宗教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关乎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的大问题，这一点似乎较哲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生与死，祸与福，善与恶，今生与来世，现世与彼岸这些都是宗教关注的问题。宗教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是不可替代的。

前面谈到，哲学与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那宗教呢？稍微了解一点宗教的人应该不会否定这一结论。宗教也会追问自然万物的开端，例如基督教的创世说，基督教认为世界是由绝对的神（上帝）创造的；佛教认为，世界万物皆是因缘和合的结果，所谓“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而万物因缘生灭的根本原因是主观的“识”与客观的“名色”。可是“物无自性”，因而万法皆“空”。宗教也会关注人自身的问题，人的生老病死，人的救赎，人的灵魂轮回都是宗教关注人自身特有的视角。人的降生并不就意味着幸福和快乐的降生，而人活在世上时刻可能面临诸如失败、疾病、贫困、死亡等“苦”的考验，人在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利益与道义的交斗中，常常会感到精神力量的匾乏，宗教就是一种心灵的慰籍。宗教也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基督教、佛教都追求一种至善的理想，都有一种普世情怀。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佛祖都是如此，通过他们的教言、训诫，引导人们怎样趋善。由于这种善的象征和趋善的训诫与人类渴望善的心灵是相通的，所以，其成为人类向往、持守善的根据是非常自然的。由以上可知，宗教与哲学在他们各自所关注的问题上是有重合关系的，正是这种重合关系才形成了哲学与宗教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他们共同关注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精神庇护所，使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并永远充满希望。它们维系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基础。

哲学与宗教二者之间除了有共同关注的问题之外，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正如罗素所说，哲学诉之于人类理性，而宗教诉之于权威。

哲学从产生起就打上了人类理性的烙印，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哲学是从思考万物本源的过程中产生的。为什么要思考万物的本源？因为远古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环境，天有不测风云，常常居无定所，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他们要追问那个可靠的根基，寻求精神的安定。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说泰勒斯首创了一种寻求万物本源和归宿的哲学。泰勒斯要追问的是在变化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是什么？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是什么？这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觉醒，是“logos”的觉醒。通观整个哲学史，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人类积极思辨的结果，是人类理性的使然。由于人类理性在哲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逻辑推演便成了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一种哲学思想的建立，首先就是建构一套概念体系，依靠这套概念体系进行推理，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这一点颇像自然科学，只不过自然科学的概念体系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哲学的概念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哲学的重点不是研究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突破这种关系，超越这种关系，达到一种终极所指，但仅靠概念的推演又永远达不到，因此最彻底的哲学还是要走向信仰。

宗教诉之于权威又怎么理解呢？这里的权威是指“神”的启示、教义教规以及宗教信仰必须遵循的某些法则。基督教认为世界是由绝对的神（上帝）创造的，而上帝是万能的，不容怀疑的；基督教的基本信念如三位一体、原罪说、创世说等，都是“神启”之真理，亦是不容置疑、无需论证的。在佛教中，真如、涅架、法性、佛性等都属于佛教最高范畴，是神圣的领域，是不容怀疑的；佛教要求众生崇拜佛、佛法；佛教认为对佛的智慧、佛教真谛的把握要靠“悟”。换句话说，宗教信仰与概念的逻辑推演毫无关系，它仅仅就是信仰，是一种不加怀疑的虔诚的遵守。正如汉斯・昆所说：“对现实的同一性、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信任，对于人类理性之原则上的合理性的信任的根据只是在于，这一切从本身角度看并非毫无根据、不可坚持、毫无目标，而是建筑在一种根源、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之上；建筑在最现实的现实之上，这种现实我们称之为上帝。

不难看出，宗教有点少说多做的味道，更加强调一种行动上的践行，在信仰的基础上的不加怀疑的行动。而那些宗教所必须遵循的规则有没有合法性呢？“神”的启示是否为真，如何证明？这确是宗教本身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宗教受非议最多的地方。其实。对宗教法则的怀疑是可以的，对宗教的权威进行质疑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在没有亲自体证那些法则的情况下作出的评判，在某些人看来同样是值得怀疑的。

因而，实践性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理论上的推演是无法理解宗教问题的。

宗教的那些启示既然是不容质疑的，那么，它们的来源就必须是自明性体验，来自于对生命本原的直接证知，要达到这种自明性体验和对生命本原的直接证知，同样是一个实践问题。只不过宗教的这种实践是有它自身内在的规定性的，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它有一整套身心训练方法，要掌握这套方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领会、参悟宗教的某些身心训练方法，确是要付出一番努力与虔诚，一颗谦卑而慈爱的恭敬心是少不了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可以弥补人类精神的匾乏，宗教以其特殊的方式和智慧，能在人的品质完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佛教的教义、戒律、敬拜仪式，乃至朗诵佛经、造佛像、建寺庙、布施财物等行为，都会对人的品质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哲学与宗教的区别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哲学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宗教则诉之于信仰；哲学依靠概念进行逻辑推演，而宗教依靠一整套身心训练方法进行体证。哲学通过理性的反思由现世返回本原，而宗教通过启示由本原之光照亮现世，二者是相反的两个过程。

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理性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造就的‘繁荣’。”川哲学在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面前也逐步丧失了其独立地位，单一的理性思维在哲学的天空弥漫。“哲学毫无顾忌地‘指点江山’，各种哲学尽显神通，科学主义的肆无忌惮、经济主义的无限膨胀、个人主义的激情张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缺乏‘神’的哲学为基础的。所以‘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一直致力于宗教的再构，而中国儒家哲学的当代儒教诉求，实在是儒家哲学对宗教性‘本体’的期盼。片面夸大人的理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人的理性毕竟是有限度的，不掌握好这个度，理性的过分膨胀将会导致灾难后果，在此意义上，宗教对哲学的价值形成有益补充。

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在这方面和科学是一样的，但同时哲学还有反思的特点，怀疑与批判是哲学的武器。面对单一理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哲学不可坐视不管，近代西方大批的思想家对这种状况进行了批判和揭露，冯・赖特在他的文章《科学的形象与理性的形式》一文中写道：“由科学和技术所造成的生活变化并不只是为人类造福，工业化国家正面对着因环境污染和空气污染带来的严重间题。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异化和重压的形式产生了心理上的反弹。而且，还存在一种严重威胁，世界的自然资源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最后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还存在着破坏力无与伦比的武器对人类的威胁。”面对单一科学理性的强势，哲学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是屈从于科学的模式，还是另走他途？答案是，哲学虽然不能放弃理性的思辨，但哲学的最终任务确应该是指导人的生活，关注鲜活的生命个体，这是布伦塔诺的观点。哲学决不仅仅只有思辨的一面，决不仅仅满足于概念的堆积，体系的构建。从根本意义上讲，哲学是生命的体验，生命就是创造，只有在不断的创造的基础上去发现生命的真实意义，才是有价值的生活。这是不是和宗教有些相仿呢？宗教的核心是关注人的生命，特别是人的精神生命，哲学与宗教在此融汇。

总之，宗教与哲学在他们各自所关注的问题上是有重合关系的，正是这种重合关系才形成了哲学与宗教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同样，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哲学的基础在于人类理性，宗教的基础在于虔诚的信仰。宗教固然不能用经验和理性去论证“神”的权威，但哲学也不能用它去否定宗教。哲学、宗教各有自己的合法领地。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武断的排除异己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无论是摈除哲学或者是妄想消灭宗教，都是愚蠢荒唐的想法。人类追求精神家园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止，对未来的美好愿望从不会破灭，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都应该为人类自由健康的发展肩负起神圣的使命。人类追求永恒的至善也不会停止，世界人民和平共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全人类精神素质的提高都期待着哲学或者是宗教发挥其作用。哲学继续在人类理性的思辨中向前发展，并不断地批判反思人类理性；宗教继续在善、恶以及“超自然”真理等问题上扮演权威，并不断发挥其伦理价值。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十

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采用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把权利、平等、自由、公正等哲学概念用于分析福利、贫困、饥荒、剥夺、不平等以及发展等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开拓了经济学分析的视野。

森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哲学；阿玛蒂亚·森阿马蒂亚·森。

“将经济学与哲学手段融为一体，从道德的角度和范畴探讨了极其重要的经济学与社会问题”[1]。森的研究中广泛使用到自由、平等、公正、权利等哲学概念，表面上看是经济学问题，实际上则探讨了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关系[2]。森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

一、权利。

购买成本、销售价值；社会保障福利；必须交纳的税金；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地位；生产方式；经济前途等等。森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entitlementset），即在一个社会中，由个人自由支配的，并受这个社会法律制约的所有资源中可以获取的权利链条。森使用这个词的真正意图在于表明：无论人的贫富贵贱，都有天赋的资格获得经济、社会、文化上的权利，这是人作为人类的基本的、无条件的、通行的人权。因此，森总结说：饥荒期间，只有穷人或低收入群体在面临死亡，而中间阶层和高收入群体却没有受到影响，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穷人失去了某些权利：如缺少就业机会，进而缺乏赚取收入、获得食物以及改善生活的权利；缺少教育，识字率低；缺少健康设施等等。

森进一步认为，世界上成功避免饥荒发生的国家，靠的并不是提高人均收入，也不是所谓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当饥荒发生时，仅仅发放救济食品，迁徙饥民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使得他们能买到食品。政府应该采取特殊的行动来恢复权利，使灾民得到他们期望得到食品的权利。

这些行动包括政府应向灾民发放救济款、食品配给券以及迅速地有计划地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但是，森认为，对饥荒的受难者提供就业机会将比直接在他们中间分配食物的效果要好。通过这种做法，饥荒的受难者使他们为自己获得了挣取食物的能力。

森的“权利”分析把权利与道德、权利与利益有机联系在一起，表面上是从实证角度入手的，实际上却蕴涵着丰富的道德哲学含义；森从权利角度来认识贫困，表现了森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的同情与帮助以及对人道、平等以及正义的呼唤。

二、平等。

森认为，当代经济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混淆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两个概念。在经济学中，过度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其他方面，如失业、身体疾病、缺乏教育和社会排斥等会扭曲政策讨论。在平等问题上，森却认为，“什么方面平等”（equalityofwhat）而不是“为什么平等”（whyequality）才是平等问题的核心。森主张的是一种权利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森进一步为平等问题提供了一个能力方法的分析框架，把发挥有价值功能的能力作为评价平等的标准，即平等的衡量是基于一个人赖以进行基本活动的能力。能力平等还表现为一种自由，即政治参与自由和社会机会均等。森认为，由于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在政治上激励政府采取防止饥荒和贫困的政策，而这些是收入平等所无法实现的。为了说明能力（潜能）得以实现和发挥的条件，森把经济视野扩展到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角度，指出平等的状况需要有平等的社会保障，只有从社会平等、正义、人道和自由方面，才能认识经济上的平等与不平等现象。总之，森的平等观包含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以及“社会平等”的全部内容。三、自由森将人的全面发展统一在自由这一概念之下。在《自由与发展》中，森所指的自由是实质自由（substantivefreedom）。森认为“，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4]森的自由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一种能力，即过有价值的、“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能力。通俗来讲就是选择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这些有价值的生活有很多种，有诸如吃饱饭、不生病、活得下去等最初级的要求，也有诸如参政议政等高层次的要求。森并没有给这样的有价值生活（即森所说的“功能性活动”）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但他指出，不同的人所拥有的能力不同，也就意味着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不同。关于自由在发展中的地位，森认为，“自由是发展的目标和手段”，“发展可以看做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也是可行能力的扩展过程。

就发展的目标而言，自由在发展中起“构建性作用”，即发展的目的就是扩展实质性自由或可行能力。就发展的手段而言，自由在发展中起“工具性作用”。森将工具性自由分为五类：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五种工具性自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政治自由促进经济条件的优化，而经济条件的改善又促进社会机会的扩展，社会机会的拓展促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经济条件又影响到政治自由的扩大。

四、公正。

公正（justice）一词自诞生以来，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每一时代的公正标准都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关系。森在分析批判罗尔斯的公正论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基于“能力”的公正理论。依照罗尔斯的观点，公正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罗尔斯提出了以下具体原则：（1）每个人都具有对同样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2）基本自由应尽可能地广泛；（3）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安排得对所有人都有利，特别是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得到尽可能大的利益（最大最小原则）。一种不平等机会的存在只有在它能够扩大机会较少者的机会时才是公正的；（4）职位在公平的机会均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5]。

罗尔斯一方面强调权利的优先性，另一方面他的最大最小原则又导致了基本物品上的`平均主义分配。森则将公正理论建立在个人能力的比较基础上，即每个人的初始禀赋是不同的，但拉平初始禀赋分配不是公正的目标，而造就个人利用禀赋的平等能力才是目标。但是，转化和利用物品的能力因人而异，社会应该究竟应该以谁的能力为评判标准呢？森将这个问题交由公民的公开讨论来解决。那么，公民的讨论是否一定能产生一个公正的标准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尽管如此，森虽然没有提出一个更完善的公正理论，但他注意到了自由分配中的公正问题。

五、结论与启示。

（2）“和谐社会”应该保障公民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使公民具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社会中的各项事务中来；（3）“和谐社会”应该保障所有公民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应该享有的某种自由，如人身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思想及信仰自由、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等等；（4）“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一方面按贡献进行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保障机制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普遍地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进而消除群体与群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潜在矛盾。

总之，社会的和谐主要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它既包括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和谐，又包括各种利益群体或阶层之间关系的和谐。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必定是祥和的、安宁的社会；而实现了利益群体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当一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时，这个社会才能够得以真正地发展。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十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学会用全面的观点透视和谐社会、用科学的观点指导和谐社会、用发展的观点统领和谐社会、用矛盾的`观点剖析和谐社会、用唯物的观点考察和谐社会,避免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片面性、盲目性、悲观性、极端性和唯心性,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和谐社会,确保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发展.

作者：黄金双作者单位：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刊名：时代文学（双月版）英文刊名：shidaiwenxue年，卷(期)：“”(6)分类号：b0关键词：暂学和谐社会全面科学发展矛盾唯物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十二

想看《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想法存在很久了。近期上行政法课程的时候老师经常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和社会法学进行对比分析。由于才疏学浅，一直对各个学派为何而争，各学派的核心观点和代表人物不明就里。关于斯多葛派、托马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斯宾若莎、萨维尼、奥斯丁等一系列历史人物实在不了解。听老师在讲堂上侃侃而谈在下面听得实在憋屈，索性把博登海默的《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花了一周左右时间啃下来。终于可以理清老师上课的思路和脉络，不失为一种收获。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全书大抵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的法律哲学的历史导读；第二部分法律的性质和作用；第三部分的法律的渊源和技术。

第一部分作者从古到今梳理影响法学历史进程的法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作者从古希腊说起，他认为古希腊时期法律和宗教合一，后期诡辩派的出现，他们主张的强权即公理使得自然法和社会法逐渐产生分离。这时期的柏拉图所倡导的社会蓝图是人生而不平等，在《理想国》中，他声称最理想的国度应该要区分清楚统治者、辅助者、农民和手工艺者，让他们各司其职，整个社会才能够运行有序，柏拉图并不特别虔诚相信法律的作用；而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亚里士多德虽然认同柏拉图的主张，但他较为敏锐地意识到权力会导致人性的丧失，提出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正当方式制定出来的法律具有最终的权威性；在此之后出现了斯多葛派，该流派认为世界上有一种遍及宇宙的普世力量，那就是理性，这是正义和法律的基础。西塞罗更是进一步把自然等同于理性，并把理性等同于宇宙中的主宰力量。

到了中世纪时期，政教不分。在此期间诞生了很多为宗教至上提供理论来源和法理支撑的学说，最早期的宗教教义以奥古斯丁的学说最为流传盛行，他认为国家制度起源于人性的腐败，教会对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威。国家只是作为人间和平的工具才是正当的。国家必须捍卫教会，执行教会的命令，并经由实施世俗的法律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秩序。而后托马斯认为世上有四法存在，分别是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法。其中永恒法最为主要，自然法是从永恒法中抽出一些规则所组成，神法是上帝发布的一些具体的命令和制定，人法则是人世间订立的法律。其后出现了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的论证。唯名论认为自然界中唯一实在的物质就是人们通过观察而认识的那些单个的事物和对人之感觉的认知。而唯实论则认为外在世界存在与主观意象一一对应的实物。

等到了古典时代，政教开始出现分离，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从中世纪神学和封建主义中求解放的过程。代表人物格劳秀斯、霍布斯、斯宾若莎、普芬道夫和沃尔夫。第二阶段权力分立保护个人天赋权利，代表人物洛克和孟德斯鸠。第三阶段人民的“公意”,代表人物卢梭。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认为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对他人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人能在其诉求中适当地控诉侵犯其平等权利的行为；霍布斯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利益是唯一合法的尺度。法律不可能是不正义的，但却可能是邪恶的。要成立君主专制的政府形式。斯宾若莎认为只要人生活在自然统治之下，就会导向争斗和失序；洛克反对霍布斯的专制形式，倡导有限权力政府。分权主要为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最后人民说了算。孟德斯鸠则主张三权分立；到了卢梭时期，卢梭的思想更为激进和浪漫，他认为每个人向全体奉献自己，实际上就是没有向任何人奉献自己。在市民社会，个人不服从个人，只服从“公意”.卢梭的理论很容易导致专制民主制。

在古典时代之后，德国出现了先验的唯心主义思潮。以康德为首的学者认为人是经验现象世界的一部分。他认为存在着两个世界，其中自由与人之理性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物质和因果关系的经验世界是虚幻世界。康德更加倾向于认为外在物质的世界是虚构和无妄的。在康德的基础上，费希特则主张纯粹的唯心主义，他认为所有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都是而且必须是智性人的自我。而黑格尔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唯心主义，他将唯心论由主管唯心主义拓展到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提出进化的新观念，他认为社会生活的种种表现形式，都是一个能动的，进化的过程的产物。历史运动的背后存在一个伟大的理想，即实现自由。黑格尔的这种进化的新观点为历史学派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历史学派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当属萨维尼，萨维尼认为法律是那些内在地、默默起作用的力量，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而美国的梅因则认为各民族的法律发展史表明一些进化模式会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和相似的历史情势下不断重复地展现。迄今为止的进步社会运动，乃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斯宾塞则提出了法理进化理论，他认为文明和法律乃是生物的和有机的进化的结果。而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则是这一进化过程中主要决定因素。文明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的或军事的社会形态。第二阶段是增加对政府职能的限制，以增进个人自由。马克思集前人思想之大成，开创新的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认为法律是不断发展的经济力量的工具。法律是通知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较低阶层的权力的工具。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社会控制之工具的法律将会逐渐减少其作用并最终消亡。

除了唯心主义、历史学派、自然法学派外，还有以边沁、穆勒和耶林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边沁认为政府得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穆勒认为人具有比动物的欲望更高级的官能。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在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法律是一种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被称为社会功利主义者。

在此之外，奥斯丁、凯尔森则提出了分析实证主义学说。该学说试图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内。认为只有实在法才是法律。奥斯丁试图将法理学同伦理学相分离，凯尔森更加激进，他提出纯粹的分析实证主义学说，他希望消除法律科学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还希望使法律理论摆脱一切外部因素和非法律的价值判断。认为法律是由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组成的等级体系。之后还出现以庞德为首的社会学法学，卡多佐霍姆斯等人的法律现实主义。还出现自然法的复兴和价值取向法理学。

第二部分作者对法律的性质和作用进行深入的探析。他首先先从秩序入手，从自然界有序模式普遍性的角度、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秩序的内心需求角度、对比了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体的缺点，从而认为法律的普遍性要求之一就是必须维护世界的秩序。秩序成为法律形式上必须落实到位的关键要素；紧接着作者又将视角投射到正义的内涵之中。作者首先界定了正义的目标，即满足个人的合理需求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指出这是维续文明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然而作者对正义的内涵却无从界定，他对比了历史上权威人士对正义的定义，有与理性相挂钩的、有与平等相挂钩的、有与安全、自由等概念相比较。最后，作者一一比较了正义与自由、平等、安全、福利、理性的区别和联系，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法律就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并区别开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区别，指出法治的利弊。

第三部分，作者分析了法律的渊源和技术，探析法律的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并分析法律的科学方法的范式以及司法过程中的技术。

整本书的脉络清晰明了，内容详实，干货多，读起来带劲。

从这本书中我学到很多。

第一，虽然我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但从书的第一部分学习可以看出。所有学科的起源应该都是来自于对宇宙的追问和探讨，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等一系列哲学大家所探讨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他们追问的是宇宙深处的秘密，人性的深处。人为什么活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于是有人平等、自由、公正等概念的出现。从而衍生出法律这门学科出来。部门法存在的前提可以由宪法所赋予，这也就是所谓的宪法资源。而宪法存在的前提从哪里去获得？没有。任何问题的追问都会陷入对元问题的探寻，而元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这个答案的探寻就落在哲学家身上。以此推演，经济专业、社会学科、甚至是自然学科。所有现存的学科的无穷追问，都会面临一个问不下去的问题。所以任何的学科都需要价值前设。也就是说必须需要一个理论的基础以支撑一门学科的发展。法律的理论基础就是《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二部分的探寻结果：法律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法律的最原始的价值前设就是世界上存在秩序和正义，这是让每个人、社会可以很好生活发展的基础。从而确立秩序和价值的无上地位。法律就此沿着这两个价值基础开疆拓土，成为一门繁衍成长的学科。

第二，从第一部分历史上对真理的探寻可以看出，从古至今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哲学家对不同的学说甚至存在大量的疑义和分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对探寻法律的终极真理报失望态度呢？不是的。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任何哲学大师的学说之所在在他所在的时代存活下来并指导当时的时代向前发展，就说明哲学的探寻能出成效。如果我们接受“真理是任何特定时间人民经验的总和”的说法，我们就可能更能够坦然面对不同学说的争鸣和互相挑衅质疑。不同时代学说之间的隔空甚至隔世对话，碰撞、争鸣，才更可能在新时代产生更灿烂夺目的时代成果。世界上有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不知道。但人们一直在前进。如果失去对未知的好奇和探寻，人将成为一潭死水，波澜不惊，历史终结，时代崩溃瓦解。

第三，单单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说。我成功梳理了从古至今关于法律的争鸣，知道了何谓自然法学派、斯多葛派、分析实证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功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知道了各个领域的大牛。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所接触的学派理论和学说都是博登海默的二次加工，我是对于别人理解的再理解。我吸收的是博登海默的知识而不是各个哲学家最原始新鲜的知识，并且我对于博登海默的知识传授可能都没有吸收一半。如果需要更深入了解和学习，我必须要做的是去找各位大师的著作进行拜读。其次，对于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看的并不是很透彻。这是我自己的看书问题。尽管我开始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看书写读后感的习惯，但对于书的精读仍然不够，仍需要好好锻炼。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篇十三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构成人的幸福感的诸要素中，人类的信仰对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论文参考网。

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理论、学说、主张、主义、宗教等的信服、敬仰和尊崇，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信仰有“信”和“仰”两层含义。“信”是信任和信念，“仰”是仰慕和追求。由此，信仰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相信;二是仰慕;三是加入追求行列，并为之奋斗终身。

作为人类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信仰与幸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信仰的作用决定了信仰是幸福的源泉。

人类为什么需要信仰?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为在茫茫宇宙中短暂有限的人生，建造一个确定的精神家园，让人“充满诗意的栖居”。这种精神家园是人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的主观凭借和心灵依托。它负载着和支撑着人崇高而伟大的精神生活、审美享受，满足着人心灵的发育和成长，保证着人心灵的滋养和健康，决定着人的生命品位、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水平，也决定着人是否幸福或幸福的程度。

(二)设定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和一套有关社会运行的行为准则、价值尺度和伦理规范，以便让人生活在合理的社会之中，过一种有秩序、有道德、明是非、辨善恶的社会生活。信服和尊崇这种社会模式和行为准则、价值尺度和伦理规范的人，在宇宙、社会中的生存观念、生存状态、生存价值就找到了可靠的依据，其精神生活也就有了确定的基点和坚强的支柱。由此，“人便可以排除围绕人生的无知、孤独、怀疑、虚无与绝望，获得知识、关怀、安慰、确定、充实与希望”[2]，从而获得幸福感。

(三)在彼岸世界或精神领域为人们设定一个终极性人生目标，让人们终身去追求。信仰的确立，在于对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和生存发展方向即终极性人生目标的把握。恩格斯说：“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3]。当工业革命的新时代到来时，由于原有的.“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人处在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4]。这些都表明，信仰(包括它的特殊历史形态—宗教)是以人而不是神为本质的，它实际是人们的生存发展状况的反映和表现，是人对自己生命、生活和前途的选择，有了这种选择，人的精神就有了“支柱”，安身立命就有了“根据”，感情、心灵就有了“寄托”，就能时时体验到一种幸福的感觉。

以上说明，人的幸福感常常依赖于人的心灵的完满，来源于人的信仰的确立。

三、信仰的力量决定了信仰能始终给人以幸福。

作为统摄其他一切意识形式的最高意识形态，信仰具有特殊的力量：

(一)信仰可以使精神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驱动着和引导着人们沿着幸福之路前进。比如，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其深刻根源在于他们具有伟大的性格，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希望并坚信着穷苦人的世界的到来。这种最朴素、最现实的信仰，最集中、最高度地体现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千百年来谋求翻身的愿望。这种愿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导向，调动各种精神因素为它服务，并将其价值信念置于思想和行动的统摄地位上，成为价值意识活动的调节中枢。正是在这种愿望的招引下，他们才显得如此英勇无畏、前赴后继。而且，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他们不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而且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更是伟大的乐观主义者。因此，人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生命等于没有灵魂，而没有灵魂的生命无疑没有任何幸福可谈。

(二)信仰可以使人在困难中仍然感到幸福无比。这种困难，归纳起来有三种：

一是逆境。顺境有利于人们获得幸福，但也容易使人在得到暂时的幸福后不再有所追求;而逆境则会影响人们正常地实现幸福，但如果保持坚强的意志，坚守心中的信仰，奋力拼搏，顽强奋进，也许能够使自己的能力得到超常的发挥，获得更令人陶醉、令人神往的幸福。“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膜脚，兵法修利;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5]。这些伟人正是因为胸怀伟大的信仰，从逆境、困厄中奋起，才写出了辉煌的传世之作，同时也体验到了逆境中特有的幸福。

二是苦难。有时，苦难能够催生幸福，幸福反过来又能够使人感觉苦中有乐，这其中的缘由仍然归根于信仰。论文参考网。比如，《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和董永，“寒窑虽破”却感觉“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因为他们坚信忠贞不渝的爱情，爱情的力量使他们虽处凄风苦雨却仍能感觉温暖如春。又比如，革命战争年代，战士们虽然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把野菜当干粮，把干稻草当棉被，那种苦难日子可想而知，但因为有“毛委员”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心中装有伟大的“主义”，便感觉“餐餐味道香”，“心里暖洋洋”。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当属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长征中牺牲的人是难以统计的。过雪山时高寒缺氧，经常有人坐下就起不来了;有的战士还要用担架抬人，其负重更难以承受;有的人为背战友而自己倒下。过草地时，有的人为救助陷入泥沼的战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这样一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