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汇总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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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一

刚过9点，候见大厅里看望服刑人员的家属便渐渐地多了起来。在咨询台前，一个体型微胖的女孩径直来到我面前，说：“警察同志，您好!我是崔大海的女儿，我爸去集训队后都好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我上次来，警察没让我见他，这次仍然不让见。我怕我爸在里面……”说着说着，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顺着眼角往外流。我明白，监狱规定禁闭服刑人员停止会见，女孩肯定见不了她父亲。我从桌子上的纸盒里抽出一张纸巾递过去，指着架在我肩膀上的执法仪对她说：“这样吧，我可以给你录一段视频，请示完领导后，给你父亲看。如何?”女孩沉默了一会儿，眼眶里仍有些湿润，表情有些无奈地看着我说：“也只能这样了!”我指了指她的眼睛说：“我觉得你的父亲还是喜欢看到爱笑的你，那样最漂亮!”女孩马上揉了揉眼睛，嘴角微微上扬，做出高兴的样子。我微笑着冲她点了点头，把执法仪交给了她，告诉她使用方法。5分钟左右，女孩把设备还到我手上。我对她说：“我会尽量帮助你的。”她眼眶又有些湿润，轻声地说了声“谢谢”便转身离开了。

初见时的冰冷。

送走女孩，我拿着录好的视频去见集训监区的大队长赵志立，将刚才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他一听女孩的父亲是崔大海，皱着眉头说：“他在这里算是‘刺儿头’了，情绪非常不稳定，目前一直带着戒具，关禁闭呢!现在最好先别给他看，以免他情绪更不稳定。”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我可以找他聊聊吗?”赵志立苦笑着说：“你要是不怕挨骂的话就去，他现在可是见谁骂谁，连警察都不放过!”“我想试试看。”我说。赵志立见我如此执拗，让我在谈话室内等候。“报告!”一个手里拎着脚镣、略弯着腰，但却始终昂着头的服刑人员站在门口。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崔大海。这是我第二次来集训监区找他，除了手、脚多了一套戒具，几乎没有变化。

崔大海看到是我，有些惊愕。坐到谈话椅上后，他注视着我，好像一只摆好架势的老虎，随时准备猎物一样，让人很不舒服。我面带微笑地打量他，暗暗地深呼吸，稳定了一下情绪后，说：“嗯，精神状态还不错!”他冷冷地说：“您怎么过来了?”我没有因为他的冷漠而还以指责，依然保持着微笑，说：“我过来主要是看看你，好长时间不见，对你有些放心不下。”他右侧嘴角微微地挑动了一下，略带调侃地说：“真谢谢您，还想着我，我还不错，就是手上、脚上多了这么个东西。”他冲我晃了晃手脚。我关切地问：“戴着它一定很不舒服吧?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挺男人的?”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指了指戒具，淡定地说：“这也就是你，换作别人早就受不了了。还有，我看过你给女儿的回信了，你从不把实际情况写在信上，总是报平安。”也许是因为受到赞赏的缘故，崔大海略微把头低下，似在思考。我能感受到他的敌对性已经降低，便趁热打铁，接着问：“有什么打算没有?”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房顶，说：“没什么打算。在这儿待着呗!”我又说：“我所指的不仅是眼前，还有以后，你的未来!”崔大海又低下头思考，瞬间便神采奕奕抬起头说：“您知道吗?别看我是个农民，但在老家我还算挺有名气的。我是芦荟种植的总代理，手底下员工有好几十人，经常和大领导一起吃饭。”我用赞赏的口气说：“那你一定吃了不少苦，真挺不容易的。”他接着说：“我现在50多岁了，虽然目前是无期徒刑，但早晚还有回去的'一天!等我回去，我一定会东山再起的!”我竖起大拇指，高兴地说：“我真的要为你点赞，我真的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谈话后的信任。

基于我给予的认同，崔大海似乎已经消除了对我的敌意，明显健谈起来，语气也不像开始时那么冰冷了。我话锋一转说：“为什么戴戒具?一定很难受吧!”他撇了撇嘴，说：“不难受那是假话!我也是好心，想帮助同屋的人，他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就想管管他，少让他出问题。他和我发生争吵，闹到警官那里，我没承认错误。到这里了也一样，一直和这里的警官较劲儿!”我沉默了一会儿，心中默默地推敲。

我从他的表述中隐约看到了三个歪曲思维的影子———必须、外归因、两极思维。究竟哪个才是核心的歪曲思维呢?我要做的是识别。于是，我接着问：“你当时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我是好心，我认为我没错，是警察故意找茬。”我问：“当时你是什么心理感受?”他答：“我当时感到愤怒!”我问：“你当时大脑中最想怎么做?”他答：“发泄!”听完崔大海的回答，我说：“你能对我说出心里话，看来我们之间还比较融洽，更有信任。彼此之间的尊重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桥梁。”

崔大海对我的话非常赞同，频频点头。这时，我判断外归因是导致问题升级、恶化的根本，受到指责就会愤怒，然后就是发泄，他的思维脉络基本呈现出来。我接着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一部时间机器，你可以回到过去，你想对过去的你提哪些建议呢?”他眉头紧皱，表情开始严肃起来。大概停了一分钟左右，他开口说话了：“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像我以前那样行不通，我还想活着出去呢，我得改变一下。”“很好，改变自己这算一个想法，还有吗?”我继续引导崔大海。“我得遵守监狱的规章制度。”他说。“恩，好，又算一个，还有吗?”我问。“和周围人搞好关系，静静心，好好地反思反思。”他说。我冲崔大海点头，微笑着说：“你能说出这些话，说明你动脑筋了。但是，要想改变是很困难的，你确信自己能不被困难吓倒?”崔大海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这次，我没有感受到冰冷。他在对我笑，眼角肌肉有些褶皱。就这样停顿了几秒钟，他突然表情凝重起来问：“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站起身来，淡淡地说：“可能和一个人的追求有关系吧!有的人活着为了名，有的人活着为了利，但也有一种人活着是为了帮助别人，我就是后者!”崔大海看着我，坚定地说：“您就看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吧!”我走到他身边，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出乎意料的是，他主动和我握手。我继续鼓励他：“加油!我真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谈话至此已经结束。从他进门时候的冰冷到最后主动和我握手，这一过程的变化，让我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临走之前，我把崔大海女儿的问候视频交给了负责他的监狱民警，相信等他看完以后，心态一定会更平和些的。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二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笔者认为，经济学由于涉及“人”的因素，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经济学，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何科学地刻画“人”的行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对经济理论的表达更为清晰，在逻辑上更易实现内在一致。然而，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是体现在数学化和抽象的模型，而是体现在其对“人”的考量，将人的心理活动、人性、道德和伦理运用科学的方法刻画出来。如果脱离对“人”的刻画，过度强调数学化和概念化，必将使经济学仅注重逻辑上的有效性，而脱离经济现实发生的现象、条件和意义，最终离科学越来越远。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系统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运行的环境都是理想的和无摩擦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技术和市场可以解决的，而没有考虑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并非如此，新古典框架在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就出现许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大部分恰恰是因为没有考虑“人”的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其框架内不断地补充这些关于“人”的漏洞，最终也使新古典这个硬邦邦的框架因为考虑了“人”的行为而变得鲜活起来。随着对经济学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度量和刻画，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具有更多的科学性。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三

摘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与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哲学的不断丰富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哲学的发展也制约和影响着科学的发展，两者具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与哲学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对两者关系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

关键词：科学；哲学；辩证；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与哲学呈现出分离的发展状态：哲学家认为具体的科学家总是被限制在某项具体的技术研究范围内，研究总是限于很小的领域内，而哲学则是统筹整个世界；而具体的科学家则认为哲学家无所事事，一直局限于某种空想的理论当中，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而具体的某一项科学技术则能够直接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两种思想对于科学家和哲学家无疑都是有害无益的，他们没有真正的把握科学与哲学的内在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对科学与哲学自身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

一、哲学与科学分别什么。

1、哲学是什么。

“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philosophia”，是“爱智慧”的意思，最早使用这一词语的是毕达哥拉斯。哲学即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西方的哲学最早始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判断依据是其区别于迷信，并且以理性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进一步奠定了哲学的基础，他们提出了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问题，一直沿用至今。

“哲”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哲”或“哲人”是指善于思辨以及学问精深者。我国的哲学起源于东周时期，代表人物为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还有法家，然而事实上在这之前的《易经》一书中易经讨论了诸多的哲学问题。1874年，日本的启蒙家西周最先在《百一新论》中用汉子字“哲学”来翻译philosophia，后经康有为等将这一译称带回国内，并逐渐通行。在十九实际末二十实际初，“哲学”一词在我国书报杂志上频繁出现，逐渐取代了过去的“玄学”、“形而上学”等不准确的名词。

2、科学是什么。

“科学”英文翻译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知识”、“学问”的意思。科学一词在我国古代汉语中解释为“科举之学”。在明治时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首先用汉字“科学”来翻译“science”，之后由我国进步人士康有为等带入国内，并且被广泛的运用。“science”主要是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科学总是在人们的“争议”中，一次次地取得胜利。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在总结和反思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二、科学与哲学的区别。

1、科学与哲学的内涵不同。

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观察和体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它们所表示的是人的存在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有：一、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为本源，主要依据是是否承认物质的第一性；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大部分的哲学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阵营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各有不同。两个基本问题也就构成了哲学的主要内涵。从古至今，人们对科学内涵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在《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一书中这样写道：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同时也有人说科学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而非知识本身。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就是不断的问“为什么、怎么办”。这与哲学的内涵具有着较大的区别。

科学与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运动，即科学是线性运动，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科学必定超过古代的；而哲学则是钟摆式的运动，它以一个中线为轴回来摆动，这个中线就是人的存在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哲学不存在现代优越于古代的问题，现代人也不比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聪明，甚至现代人比他们离那根中线更远。

2、科学与哲学的地位及作用不同。

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科学进步是哲学发展的基础，而哲学发展是科学进步的指导。哲学是统筹整个人类、甚至整个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普遍理性体系构成了高层哲学体系，哲学对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都具有指导作用，应用范围广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始终是在正确的哲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哲学在指导科学发展的同时也逐渐的指导着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是获取知识的认识与研究活动，是哲学发展进步的基础。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和自然界，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最终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具体的某一方面技术上的服务，因此科学的使用范围与哲学相比要小的多。科学的发展能够更加直观的促进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

3、科学与哲学属性不同。

科学始终追求的是客观真理，无论出于怎样的地域或时代背景，它的成果属于全人类，科学没有阶级性，它具有中立性的特点。科学主张通过经验和理论的结合去探索客观世界各种食物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人的智慧和力量，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现。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以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为全人类服务。而哲学的发展却有一定的时代和地域烙印。哲学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例如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而我国从古至今的哲学思想都以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主。另外，哲学的发展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西方哲学的天赋人权思想，主要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我国古代著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

三、科学与哲学的共性。

作为理论的科学和哲学，都具有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三方面特征，都具有解释性、规范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的四种基本功能。

科学与哲学在理论上都有三个基本内涵：1、两者都是由诸多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组成的知识体系。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类了解现实世界，又为人类提供了改变世界的理论。2、两者的知识体系在构成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3、作为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是人类智慧力量的体现，两者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四

摘要：科学与技术在当今时代不仅发展迅猛，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也不断加强，并在工业运用方面结成一个体系，全方位拓展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空间，也为其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途径。科学—技术—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互动融合、循环往复与加速转化的一体化系统。当技术规则的完善远远滞后于技术手段的发展时，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因素就会急剧膨胀，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控制力也会随之减弱。

关键词：科技；“双刃剑”；忧思录；生态价值。

一、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生产力”与“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国家及地区间的竞争更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经过启蒙运动后二百多年的发展，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舒适、极丰裕、极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巨大发展。“科技理性”成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合称，“科学”主要是认识论目的，用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社会、人自身等未知领域的现象、本质及规律。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论探索，后者则注重定向的应用性探索，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而“技术”是应用科学具体化、物质化的表现，通过在生产活动中对科学的应用，以一种现实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应该说，应用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即对规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应用科学还处于应用性理论探索层面，而技术则处于应用性物质实践层面，从应用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纸上应用”到“手上应用”的转化过程。对于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强调和认可它的生产力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本身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统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依据，当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按其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发展和运行轨迹，并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殷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人们反抗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统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发展出“科技理性”作为绝对至上的理性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科学技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和依赖，必将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由机器来调控世界的未来，到那时，“技术系统再也不是按照行动着的主体的协调计划来运行，由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结成的自主发展的动力体系，将超越人的构思，不受社会和人的制约和指挥，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1]。人的主观意识将毫无意义，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用技术对抗技术”的无奈境地。保守主义的观点似乎又过于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人类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无法解脱。这一观点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具有相同的前提预设，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个认为导向“天堂”，另一个认为导向“地狱”。围绕科学技术的这两种争论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预设的理想主义怪圈，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将无法预见“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成了“技术统治论”的帮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会随之加剧。

二、科学技术面临的生态难题。

随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作用不再盲目乐观，而是抱着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生态问题的加剧归因于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简称hep)，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科学与文化的累计可以使进步无限延续下去，并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假设直接导致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环境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制增长，愈取愈得，从而否定了匮乏的可能性。面对“杰文斯悖论”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乐观者辩解道，所谓资源有限论和生态危机加重论都是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静态观点，这只是现阶段生产方式和技术体系条件下出现的暂时的生态失稳现象，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开发出新的可利用资源，并推广使用新的廉价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一论点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否定“临界自然资本的存在”，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依然是对自然界的攫取，只是从匮乏资源向相对丰富资源的转移，使用“可再生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超出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范围，依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科学技术该如何回答“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临界自然资本”问题；二是“所谓的科技发展观”，把资源与生态问题看作科技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顾自然法则，不顾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唯科技主义”的狭隘发展观。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合法化，使环境问题非但不能有效缓解，反而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于整体”的论断，科技的发展确实可以开发出经济有效的环保技术，但从当前的世界形势看，这些技术的使用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解决某个具体的能源或环境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范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这其中有技术壁垒问题，有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污染转移问题，还有“片面技术化”导致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良药，使用不当将会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3]。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风险性评估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

三、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1、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表现为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更多地偏向于利用自然，满足人们最直接、最大化的物质需要，而对于是否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反而被忽略了，这就直接导致人类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化。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科技竞争”等口号的感召下，各个国家无不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发展科学技术，似乎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引领文明进步的方向，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带给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科学技术已不只是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生产力”本身，这就意味着发展科学技术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之，就是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而行。

在人们大谈特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体现在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客体化程度、使用技术手段的水平，劳动强度与获得收益的比值，以及潜在的规则约束。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拓展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只是工具，无法代替人类自主的理性思维，当它脱离人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时候，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机器伦理”与“人类伦理”交锋的时候。

对科学技术规则的强调，就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其它同等重要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它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生命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健康、稳定、完整与统一。生态价值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科技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就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而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学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人类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直接动力，所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价值考量的同时，也需要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即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是否既符合人与社会的需要原则，同时又符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则。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生态化生产方式应该说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进行的彻底的生态化改造，比起开发和使用具体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更加有效，是从生产源头截断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因此，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可行性评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证“它是一种高效率获取所需物质资料的技术，而且是一种无公害技术；是一种能对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全程监控的技术，即对生产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技术，……它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建设能力”[4]。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评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综合价值。只有建立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2、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前面我们谈到，科学技术除了生产力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在潜移默化中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灌输到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中。科学技术作为统治阶级赋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要人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要他们感觉到：不存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无限力量，更相信科学技术的缔造者和应用者——科技专家的无限力量，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们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走向光明。所以，当出现某一社会问题时，总会听到“专家论证”、“专家预测”之类的话，他们的话总是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以至于他们认定的结果，往往就是民众认定的科学的结果，至于论证的过程—因为是科学—太专业化和技术化，民众难以企及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科学技术的论证结果有时会与民众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该相信科学技术，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冲突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从合法化外衣下逐渐显现出来。

以生态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前段时间有关环境事件的报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对污染的评估与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间的差异。一则事件是说，民众普遍反映当地饮用水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因为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近几年明显升高，但专家的检验报告却说，水质合格，达饮用水安全标准；另一则报道称，几个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鱼烂虾背到乡镇府门口作为水污染的证据，但却被告知无法证明那些死鱼烂虾就是来自那条重污染的河流；还有一起事件，村民状告一家化工企业排放有毒废水，造成许多村民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但专家却说不能认定排放废水与鱼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通过技术认定，得出该化工厂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一则案例可以说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前些时候由几名自称具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所披露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幕，他们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性气候变暖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联系，太阳黑子的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价钱扶持科学家群体来论证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起决定性作用，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态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环境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科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这出闹剧让世界哗然。于是有学者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质疑：如果科学技术走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如果看似精确、量化的数据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认识对象，那么科学技术是否还能称之为“真科学”[5]。

当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无限膨胀时，生态价值将如何体现？原本客观真实的价值标准因为政治的横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国家意识色彩。以平等、和谐、共生、统一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也因此遭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严重践踏。生态价值不再是人们平等共享的价值权利，而沦为被少数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但成就了“无声的统治的艺术”，同时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实际上被阻挡在科学技术大门之外，或者说被阻挡在所谓的专家系统之外，科技符号仅仅是少数人掌握的密码，而普通大众只有在门外等待技术专家为他们做出“意识形态化”的“解码”，而无权搭建起与科学技术直接对话的通路。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科学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也造成了普通大众制度性的弱势地位。在环境问题上，科学技术如果不淡出意识形态色彩，不但会误导普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念，而且还会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笔者在对环境事件的调研中深有感悟：仅仅依靠技术指标或者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来判定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对环境治理无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结论。

对于如何协调好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需要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化生产方式来协调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他们拥有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进展、使用等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与否决权；科学技术知识有必要走出专家世界的狭小范围，而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与民众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进行平等对接和对话，要让他们感到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不是常识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此外，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工作其中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具备公正、正义的“科学精神”和生态伦理道德，以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重，这样既能有效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也能有效约束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同时还能引导全社会积极构建健康和谐的生态生存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入生态价值考量，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杨海音。哈贝马斯科学技术观述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57.

[2]杨通进编。走向生态文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3.

[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64.

[4]赵成，方鸿志。论科学技术与生态化生产方式的形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11.

[5]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学海，2007,(1)。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五

罗尔斯文本中对基本结构概念在叙述上的模糊不请却导致人们在证明过程中的重大分歧。详细分析罗尔斯哲学理论中对基本结构所做的不同叙述，将能厘请罗尔斯理论的本意，并且这将为合同法理论的探索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

一、基本结构概念对私法的重要性。

罗尔斯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私法位于正义两原则范围之夕卜一一私法不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基本结构只限于基本的宪法自由及政府的税收与交易制度。这种狭义的观点导致了人们认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在与私法有关的问题上保持中立。

然而，在当今如火如荼的关于合同法事前（exante)和事后(expost)分别与合同法道德理论与经济分析理论相对应一一两个概念间的争论中，争辩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援用罗尔斯的理论来证明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如果狭义的社会基本结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罗尔斯的理论完全摆脱了这种争论。因为，正义两原贝皖全不适用于私法，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出，罗尔斯的理论与合同法理论间的争论毫不相关。但是，许多经济分析学者却认为罗尔斯的理论也包含着适用于私法领域的福利最大化方法。sen就认为，一个持罗尔斯观点的人“会制定一项源自经济学的破产制度而非协商性的法律。他们的观点是，适用于这些私法领域的福利最大化方法将最终导致通过税收和交易制度等分配或再分配后得到的最大化福利的产生。随之而来，这将极大的符合正义两原则的要求。这就导致了一种不太可能出现的结论一一持罗尔斯理论观点的人和法学研究者应当同经济学家一样在私法领域适用福利最大化的理论研究方法，受分配目的导向的公平不是经由私法规贝u达到的，而只能是通过税收和交易达到。当然，这一结论是以私法规则本身并不受正义两原则支配这一假设为根据做出断言的。

然而，如果这种狭义的社会基本结构观点是不正确的，并且私法应当完全服从正义两原则，那么就无法再得出通过将福利最大化方法适用于私法领域就能极大地满足正义两原则的要求这1论。分配或再分配就不需要仅仅依靠税收和交易来完成，并且那种认为罗尔斯的理论应当将经济方法适用于私法领域的结论也能够被合理拒绝。因此，如果能够对罗尔斯所提出基本结构概念进行分析，我们可能会对合同法是否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理论所指导做出更为准确的理解。

二、罗尔斯政治哲学理论引入基本结构的原因。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指出了在“原初状态”中采纳的两项正义原则，并主张社会制度应当按照这两项原则来进行构建。

他进一步主张正义的两项原则仅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

对于罗尔斯而言，优先的善是指那些“源自原初状态的立场，对交易双方来说无论他们的最终目的如何，都假定为他们的需要是合理的”事项。罗尔斯将优先的善编序为一种评定相互竞争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设计的客观标准。优先的善被理解为“权利、自由以及机会、收益和财富、还有自尊的社会基础。”在建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过程中，需要对彼此竞争的制度设计中与优先善有关的规定进行比较并且选择那种在总体上最大符合正义两原则要求的制度设计，而正义两原则的要求与法律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则是由民主程序来居中协调的。

然而，罗尔斯对社会基本结构的实际价值的论述去阱不那么请楚，即社会制度将如何根据它们对优先善的规定进行评价并按照正义原则进行设计并不明确。具有私的.性质的机构是否属于基本结构，在它们的设计里是否也应当服从正义两原则的要求，哪种政治和法律制度能够被正确地理解为直接或间接地符合正义两原则的要求都是不请楚的。既然正义两原则在严格意义上讲并未对合同法提出要求，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法律制度是否必须被理解为是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以及是否因此必须遵守正义两原则的要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为什么罗尔斯引进了基本结构这一概念;第二，基本结构是由何种制度构成的。第一个问题对于理解罗尔斯的构想是至关重要的，而第二个问题贝提理解其如何应用的关键。正如当前任何一种最佳原则所示，其所揭示的规范性结论都与原则所适用领域的某种功仓饰关，因此，这些最优原则适用的范围必须被具体化。

对于罗尔斯而言，正义两原则的范围是其所谓的“基本结构”。他虽然并不总是明确指出是什么构成了基本结构，但是却解释了他对于基本结构的关注以及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以背景条件为解释的开始。罗尔斯拒绝接受功利主义哲学家的正义观一一正义位于人们彼此之间个体或局部合意一一是因为他所谓的“背景性正义”是构成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而洛克所使用的历史进程并不足以构成有道德的自由平等的人所接受的背景性正义概念的特征。对于罗尔斯来说，公正无法在局部中实现，即无法从仅仅被视为在私人间进行的交易这种个人关系的内容中得出。相反，正义应当从其所谓的“社会角度”出发来进行观察。对于罗尔斯来说，社会正义是一整套社会规则的实质，其通常所坚持的是最大限度满足正义两项原则的要求。

对于罗尔斯来说，这些背景条件对于决定个人交易或者特定条件下的正义是至关紧要的。虽然对正义的诉求并不仅仅是人们之间已经确定的合意交易的一个事实，但是，正义多少要根据个人或者局部交易背景中是否存在某种确定条件来加以明确说明。背景条件对于社会正义的必要性产生了建立这些条件的基本结构的要求，正如他所说的“工资协议是否公正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必须避免过多的市场干预并且在劳工与雇主之间应当存在公平交易的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公正取决于潜在的社会条件，例如公平的机会。

对基本结构关注的另外一种解释(或合理性证明）是罗尔斯所谓的即使当“公正的背景条件—时存在，它们也可能逐渐地被”即使其行为严格遵循个人交易的“地方性”规则来进行个人交易的那些人所“破坏”。罗尔斯对“看不见”的手“远离”正义，企图在错误方向运作并因此而“侵蚀”了正义的背景条件进行了论证。这种论断展示了他私人交易规则无法(或者不应当）提及社会正义的观点一一这些规则(也许其独自对于确保并维持背景正义并不充分。这是因为“个人交易无法过于复杂，或者需要大量的信息以至于不能够正确应用这些规则;它们也无法命令个人与众多广泛分散的第三方进行商谈，因为这将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对于罗尔斯来说，完全充分的社会正义需要一套管理背景条件的制度。而基本结构的职责就是确保背景正义;与私人交易有关的规则要对“简单性和实用性”负责。这就是罗尔斯引入基本结构的原因。

三、罗尔斯理论中对基本结构概念的不同叙述。

罗尔斯的文章在何种制度构成了基本结构这一主题上并不明确。即使坚持它们应当在任何种充分的社会正义理论中发挥作用，他的整个基本制度概念仍然要比人们预期的模糊得多。在某些地方，罗尔斯认为影响一个人一生前途的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应被理解为基本结构的构成部分——这一观点有时可以理解为“广义的t基本结构观点。在其他地方，甚至即使在他对关注基本结构的解释中，罗尔斯都以某种方式暗示基本结构缺少扩张性并且将私法和私的分类排除在外一一“狭义”的基本结构观点。因此，在罗尔斯的论断中，什么构成了社会基本结构，根据什么对优先善进行规定以及用何种制度来进行评估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

在《正义论》中，基本结构由“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思想自由与良心自由的法律保护’、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权以及家庭”构成。根据这种观点，似乎任何一个影响一个人一生前途的社会生活的方面都构成基本结构。罗尔斯明确指出，“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体制中的基本结构并且用于决定生活前景。”罗尔斯认为广义的基本结构概念可以令人信服地建构起来。“这种结构也通过规制个人与团体之间交易与协议的另夕卜一套法律制度得到加强。那些与欺诈和胁迫有关的规则，以及类似的规则，不仅属于这种规则，而且还符合简单性与实用性的要求。建构它们的目的是赋予个人与团体在追求他们的目的中拥有有效行动的自由而不会有过多的限制。这里所谓的法律制度应当包括合同法在内，这一段文字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广义的基本结构观点支持的暗示。

在《作为主题的基本结构》—文中，他对狭义的基本结构观点进行辩护。他主张在两种社会规则中以及在这些规则得以实现的不同制度形式中存在一种分工。基本结构首先由详细说明社会背景的制度组成并且也包括了那些不断调整和弥补不可避免的远离基本公正趋势的操作机制。他解释到，。实际上，我们所追寻的是一种在基本结构同直接适用于个人以及团体并且为他们在特定的交易中所遵循的规则之间的制度性分工。。如果这种分工能够被确立，个人与团体就会拥有更有效地在基本结构的框架内实现他们目的的自由，不必再有在社会制度中为了保持所创造的基本公正而要存有必要的矫正这方面的顾虑。

罗尔斯本人所持的基本结构观点有明显的问题:第一，何种制度构成了基本结构;第二，这些与其他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相矛盾的制度究竟出于何种原因成为正义的主题并因此成为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目前已经有两个可能的观点被用来解释基本结构概念。第一个是狭义的基本结构观点一一基本结构被局限于宪法自由以及税收和交易制度的框架之内。第二个是“强制概念，它认为所有的强制性政治与法律制度都属于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一这一概念是由科恩总结的，科恩承认罗尔斯的文本在基本结构的概念上并不明确。然而，在《作为主题的基本结构》一文中，罗尔斯本人似乎否认强制性概念这论并对狭义的基本结构概念进行了辩护。他强调“基本结构与直接适用于个人和团体规则之间的制度性分工有关并且应当在特定的交易中为人们所遵循”。还有一种广义的基本结构观点一一影响公民生活前景的所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基本结构。这种观点得到科恩的支持，虽然他得出这一观点使罗尔斯的理论设计“触礁的结论，但是他认为这是正确的基本结构概念，“如果罗尔斯的基本结构包括那些不易更改但是又不合法或者在字面上看来是强制性的习俗与惯例.罗尔斯经过充分论证以鼓励人们追求的整个正义方法就会‘触礁'。”

尽管在罗尔斯的文本中存在着模糊不请，并且已经造成了诸多文献研究者的困惑。josephmendola说到，“罗尔斯并不认为社会评价的首要主题应当是所有的制度或者社会实践。他认为这将使关注的内容变广。他宁愿我们以某种详细而精确的方式首先关注一些重要的制度。例如，他认定‘制定契约性协议的程序’是对基本结构的违反”。kronman评论说。罗尔斯对于税收的偏爱++++++以及他不愿将合同中的私法视为一种用于利益再分配的平等适当的手段反映了一种为许多自由主义思想者所拥有的态度。这种对税收的偏爱以及由其所引发的合同法是非分配性的法律的观点能否是合理的？”但是，在罗尔斯哲学理论中仍然存在一个一致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范围的观点。如果广义的社会基本结构概念能够被人们合理证明，那么合同法就能够被正确地理解为正义两原则的主题，随之而来的是罗尔斯的理论在合同法的本质上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新的认识将为合同法的理论探讨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六

本文对海南大学自然科学方面某几个专业2015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的几个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在导师选择、课题选择、兴趣培养、论文时间投入、论文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表现得不错；但同时学生在论文文档结构，论文格式、参考文献阅读、结果与分析等论文写作方面存在困惑。建议指导教师在课题拟定、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素养、培养学生阅读文献和科技论文写作等多方面需要更加完善。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教学改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可以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入手，可自由选择创业规划设计、创造发明、专业营销、科研毕业论文等毕业考评方式，为高校教学和创新注入生机与活力。

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本科院校实现培养人才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对本科毕业生四年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毕业论文是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初尝试，也是评价本科毕业生创新人格、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的重要标尺[1，2]。作为初级学术训练的研究活动，毕业论文具有学术研究的一般功用，能够在学术训练中提升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其毕业论文的质量有效反映了学生专业基础理论掌握程度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生专业素养的评价尺度[3]。但是，近年来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争议不断，一方面是认为本科论文是一块鸡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的论文完全存在抄袭和“黑市”购买现象，觉得应该取消；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大学一直秉承“严进宽出”的传统，对毕业论文的质量考核把关不严，极少有学生由于论文质量问题而拿不到学位的，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是否能拿到学位丧失了应有的约束力[4，5]。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因以论文质量下滑和考核体制不完善为理由而取消本科论文，失去一次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培养的重要实践机会，从而导致大学教育不完整。针对各种争议，本文对海南大学自然科学相关的某几个专业的本科论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调查，期望该次调查结果能为我校本科教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提供契机，也为其他高校的本科教学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调查对象为海南大学自然科学方面某3个专业的20**届毕业生。此次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69%。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论文选题、师生互动、论文完成情况及满意度、论文写作、论文对自己的影响等方面。

（一）学位论文。

导师选择有大约45%的大学毕业生是自愿选择导师的，充分展示了大学生做毕业论文选择时的主观能动性。另外，也有部分学生是由导师挑选的，这部分学生和导师往往都是强强联手，如：导师课题较多、学术造诣相对较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素质也较高；学生和导师之间相互比较熟悉。当然，这部分学生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只有14%。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有16%~17%的学生比较被动，他们对导师的选择很漠然。他们要么是对导师情况不熟悉，要么是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方向、科研兴趣不明确，在导师选择中比较被动，最后只好由学院来做安排。对导师选择的建议是：学院对导师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及给学生的研究课题做详细说明，让毕业生充分了解每个导师，最后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合适的导师，充分发挥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的创新精神。

（二）选题思路。

超过48%的`毕业生是和导师共同商量后确定毕业论文的课题，这一选项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选项，也充分说明了学生对毕业论文题目选择的主动性和协调性。有大约29%的毕业生的选题是由导师安排的，这部分学生就比较被动，可能参与的课题不在自己的兴趣范围之类，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值得注意的是，有大约17%的学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设计的课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新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对选题思路的建议是：导师要充分去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课题，或是与学生共同商量决定要做的课题，而不是强加式的命题作文。导师要充分发挥引导、扶持、纠错的作用，让学生多动手、多动脑、少走弯路。

（三）对毕业论文课题的兴趣度。

大约有55%的毕业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是有兴趣的，而且在努力完成；另外，有超过25%的毕业生是花了心思在做自己的毕业论文，甚至有大约15%的毕业生对自己毕业论文涉及的课题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用心地做。综合起来说，这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完成都是非常认真的，而且兴趣也还不错。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足6%）对自己的论文题目完全没有兴趣，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有理由相信这部分学生的论文质量水平不高，属于完全的“从动轮”。为了增强学生对自己论文的兴趣和参与度，提供论文质量，建议导师要充分准备自己的课题，多设几个研究方向，同时要充分和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想法，使选题有价值，尽量避免“小题大做”或“大题小做”。

（四）完成毕业论文期间与导师的互动沟通情况。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师生沟通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沟通讨论的学生比例达到48%，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另外，其中在遇到问题时有沟通的学生比例也占了37%以上。当然，也有小部分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与导师沟通较少或基本没有沟通，这两部分学生缺乏主观能动性。有的教师指导学生偏多，在论文（设计）指导上就难免力不从心，无法对每一个学生的论文进行深入了解[6]。建议导师要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足够重视，投入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主动就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实验结果经常与学生沟通沟通讨论，对学生毕业论文仔细阅读、审核，提出意见，努力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整体论文水平提高。

（五）完成毕业论文所花的时间。

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过程中，超过85%的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时间都在3个月以上，其中60%的投入时间在3~6个月，有25%的学生投入的时间较多，在6个月以上。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投入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近年来，学生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学生们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联系工作；再加上一些学生忙于考各种证书，来增加就业的砝码；也有部分学生忙于考研、复试、调剂等，很难专心从事毕业生产实习和论文工作[2，7]。建议学院提前启动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让学生尽早着手实验论文的工作，包括查阅资料、论文设计、实地实习、撰写论文等一系列较为复杂的任务。以便为后续工作安排留有充裕的时间，做到考研、毕业、就业多不误。

（六）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

有接近50%的学生是在师兄师姐（硕士/博士研究生）辅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20%的学生是在导师亲自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的，有超过20%的学生是独立完成毕业的；另外还有不到10%的学生是和同学合作完成毕业论文。从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角色来看，学生的参与度明显是高于导师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但也反映了指导教师数量不足或任务重的问题。建议学院组建学生科研团队和指导教师团队。从传统的“一对一”模式，转换成“多对多”、“多对一”或“一对多”。每个学生既有各自的研究任务，又可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达到“分而不散，合而不乱”。学生科研团队，通过分工合作共同来完成一项较大课题，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指导团队的组建既可解决学生数量过多、指导教师不足的问题，还可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

（七）对自己论文所涉及的领域的熟悉度。

有接近50%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比较感兴趣，也比较了解的，体现了指导教师给予的课题专业性比较强，充分结合了专业特性。另外，有大约38%的学生尽管在毕业论文开始前并不了解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但通过文献阅读慢慢了解。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在论文完成后对自己毕业论文所涉及的领域也不了解，这部分学生往往是要么对自己的毕业论文不感兴趣，要么是对自己的学习不认真负责，还有就是指导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甚至迁就某些不合理要求。建议指导教师要结合专业特性设计较多的课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另一方面，指导教师要从论文涉及的领域（包括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创新性等方面）去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自主创新能力。

（八）毕业论文遇到的最大挑战。

有大约37%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大的挑战是做实验，有大约28%的学生觉得是写论文，有17%的学生认为是文献阅读。当然，还有另外的17%的学生认为没什么挑战，随便做做就过了。综合来看，这几个专业的学生做毕业论文时，无论是从做实验、写论文，还是阅读文献，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只有少部分毕业生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建议注意重视学生研究素质培养，可实行导师负责制，让有兴趣的学生平时多参与科学实验研究，培养学生阅读文献、撰写实验报告和科学论文的习惯。

（九）论文写作过程中，最难写的内容。

有超过5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难写的是结果与分析，有大约22%的学生觉得是结论与讨论，有17%的学生认为是前言和综述部分，只有大约5%的学生认为是材料和方法，而在另一个选项参考文献方面居然没人选择。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来讲，往往结果与分析是最容易写的，而大部分毕业生却觉得这部分难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参考文献阅读不够，知识储备不足，对本领域了解深度不够，在文章中盲目推理。面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不知怎样处理，怎样进行分析总结。虽然在参考文献一项中，无人选择，但就论文评审评阅过程来看，参考文献格式问题几乎是一个通病，基本都是直接拷贝过来，格式五花八门。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学生的实验结果、分析、讨论进行合理引导，加强学生对文献阅读的理解力和规范性，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十）论文写作过程中，最容易写的内容。

有大约45%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最容易写的是材料和方法，认为前言（综述部分）、结果与分析、参考文献部分容易写的学生大约各有16%，只有不到3%的学生认为讨论容易写。综合来看，大部分学生认为材料方法、文献综述部分容易写，是因为这部分往往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甚至是直接拷贝。相反，在其他方面觉得难写，是因为同学们没有自己的科研思维和文献消化能力。建议指导教师要在学生的科研道德、科研素养教育方面合理引导，形成正确的科研价值观。

（十一）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困扰。

在论文写作困扰方面，有大约43%的学生认为是文档结构，有25%的学生认为是文献综述，有大约22%的学生认为是论文写作格式，只有不到9%的学生论文是参考文献困扰自己。其实从论文评审评阅情况来看，大部分论文在文档结构、论文格式及参考文献中都存在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以来高校在课程教学不注重习作性专项训练，学校也未开设科学文献检索和专业文献撰写专项训练，导致学生资料整理能力、写作能力较差。对该部分的建议是针对所有学生开始科技论文写作、文献阅读选修课，增强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

（十二）毕业论文存在最大的问题。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超过55%的在写作规范上存在问题，有25%的学生在实验设计上存在漏洞，有大约17%的学生在参考文献格式存在问题，有大约3%的学生存在结论不合理的问题。综合来看，论文写作规范困扰着大部分学生，这可能是由于本科论文没有明确的写作格式和规范要求。另一方面，还是学生对论文写作缺乏了解。建议指导教师要对实验设计和学生进行系统的讨论，不要盲目地进行实验，对实验结束后的一堆数据要引导学生进行科学处理，合理地分析总结，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确立学术学位论文格式规范体系。

（十三）论文答辩后对论文所涉及领域的认知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68%的学生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有一定的了解，有点兴趣，另外有17%的学生了解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并认为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继续往下做，有超过11%的学生对该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产生向往。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不到3%）对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还是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综合来看，绝大部分学生能通过完成毕业论文了解该领域，并产生兴趣，效果还是不错的。建议指导教师根据大学生兴趣广泛、志向多元的特点，发挥各自特长。让学生从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入手，有助于让学生们形成钻研学术和实务创造的作风。

（十四）对毕业论文完成的满意度。

在论文答辩后，有超过51%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完成情况还是感到满意的，另外有40%的学生认为毕业论文达到了良好等次，还有大约3%的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感到非常满意，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觉得终于完成了。综合来看，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完成情况感觉还是不错的。建议通过不断的教学改革，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力争让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论文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与讨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我校所调查的几个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在导师选择、课题选择、兴趣培养、论文设计、论文写作、完成情况等多方面表现得还不错。但同时也对指导教师在课题拟定、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科研素养、培养学生阅读文献和科技论文写作等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完善。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三创”精神，教学改革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学生们喜闻乐见的。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七

摘要：科学与哲学之争历来已久，对于二者之关系，牟宗三先生分别从中西方哲学家思想中去找寻。通过辨析，他将哲学与科学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指出了自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哲学概念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哲学对科学所产生的引导意义，开启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1、科学的兴盛与哲学的萎靡。

用“底”这个助词来表示所属，已是一些哲学家的所爱。“哲学底科学”，即哲学是依附于科学而诞生、发展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的人来说，真乃大谬。他们真不知哲学。那么，何为哲学？哲学与科学又有何关系？此间，又回到何为哲学该问题上来。牟宗三认为：“科学是为人之学，哲学是为己之学。己以外即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学在忘己而取物。”此处，他虽没有很具体、明确的给哲学下定义。然而，却以比较的方式，将哲学与科学做了细致、明白的划分。这种区分就表现在“内外的划分与物我的合离”。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科学多是与思（意识）有关，哲学则和“心”同在。依科学而言，对象是思维运行的前提条件，对象不现，思维便无法运行，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看，思，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交往最密切的仍是无限量的物(外)或对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会之中，一些人“预言”哲学将会消失。然而，就事实来看，哲学并不因科学的繁华、压制而退出历史舞台。

2、现当代的“玄学”

此处所言之“玄学”并非魏晋时期的玄学，而特指科学之后之对象之学。言科学之后，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论出在目前已发现的最新之物（对象）之背后必然还“有”（隐藏）着一个“对象”。只是该“对象”在目前之科学的能力下尚不可解除。因此，将其悬起而称之为“玄”。也即是该“对象”还看不见，摸不着。―――“存而不实有，内而不外现。”比如：在物理学中，已能通过数学方法推出“超旋”的表达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学的情况来看，其尚无能力凭借实验、作用以将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暂时被赋予“至小”的概念。但若仅仅从理论上来推断，那么，则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对象”而将其构成，使其成为可能。由此，这些只可通过理论推出但仍无法科学验证的“存在”――“科学之后之对象”便成为所谓的“玄学”或“哲学”领域的分子。依此言说，那么，此处所谓之“哲学”实质与科学无异。这就好比是“已开花但尚未结果之大树一般”；“开花之树”为科学，“未结果”则为“哲学”。因此，牟宗三说：“但以为整个哲学即在依附，则不是好事。因为依附科学，从科学的根据上抽绎出道理，这无异于锦上添花，仍是锦耳，于锦之本质并无所增益。同样，于科学根据上抽绎道理，亦仍是科学耳，于科学本身并无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体平铺。

此处言“上下”是指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将科学划归为形而下，而把哲学归于形而上则未有不可。目前，人们对“道、器”的解释不少，取任何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结合本文，“形”可作为“两境”之界线。“两境”――即形上之世界与形下之世界，“形”暂定为具体事物。其，上可归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据，保障（向内）；下可探究为对其他存在所发挥之功用（向外）。冯友兰讲：“一物之存在是以整个宇宙作为其存在之依据、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个宇宙。”正所谓：万物一体，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犹如亚马逊“蝴蝶效应”――亚马逊蝴蝶扇动翅膀，美国西海岸将产生飓风。若依此说法，那么将会陷入一个不可调和之境。先设一命题：你以非你作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为我存在的依据。那么，按照数学原理将“你”与“我”做一个交集，得出的结果即是独立的“你”与“我”。因为，除你与我之外，其他均为一致。亦即是从“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从“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这是从形式逻辑上来推的。毕竟“我”与“你”都是所属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不可分而别论之。然，为了便于说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开。由此，所分离出来的“我’与“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体”，而非生物之我（意识）之你。因为，他们(思)都是科学的产物，不是真我。故而，对真我的感悟则如牟先生所言，须：“主客不离，一体平铺，物我双忘，然而，我们不讲认识则以，即讲认识，则不能不抬高主体，即不能不特显主体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显主体的特殊性能，亦不能达到最后境界的一体平铺，到处皆是。”

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对象的构造以及其变化发展之规律。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什么。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则往往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如：被就业、被买房等等。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是：客体的彰显，主体的隐退。主体即是作为认识的我，客体就是被认识的“他”。目前，对客体的追溯与主体本身的遗忘，已成为当今人类的现状，它占据了人们的整个思维空间。同时，也相对的屏蔽了人们本来所固有的“性体”“本心”。使得本来就难得被人们所显之“主体”被埋藏的更深、更隐秘。因此，对主体的彰显便成为了当今学科的任务，思想的革命。彰显主体不仅可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调节、平衡已失衡的客体世界与主体境界的结合，使其回到和谐的状态之中。以至人类与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然而，受科学学科本身性质的影响，其在对主体的彰显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哪怕是所属于其的心理学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认识，而无法行“自我”的内显。所以，只能由专注于向内的哲学来予以分解，参悟其中之根本，彰显主体的自我，最终让科学与哲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八

科学哲学在研究科学基础及其科学发展方面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其中重要的理论主题包含着科学分界标准问题、科学方法论问题、科学发展规律问题。本文对科学哲学的这三个理论主题进行历史发展线索的梳理，并进行内容的深人分析，以期达到对科学哲学的实质和趋向的明晰理解和深刻把握。

一、关于科学的分界标准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哲学是分析和澄淸科学概念的一门学科，所以科学哲学的研究离不开科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当代科学哲学产生以前的科学家当然有其对科学为何物的不同理解，他们似乎并不需要科学哲学家来给他们解释科学概念的意义，但并非对科学概念的所有看法都是科学哲学，在从亊科学的工作与思考如何从事科学的工作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这并不妨碍科学哲学家们从科学哲学的角度阐述界定科学的标准。

在普通的概念中，科学似乎与真理是等同的，但科学发展历史中的亊实是新的理论取代和淘汰旧的理论的例子俯拾皆是，这就促使科学哲学家去思考，新理论取代了旧理论，是不是意味着旧理论就是非科学或伪科学，而新理论就是正确无误的真科学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复杂的.科学哲学家们经过讨论后发现，任何一个理论都有一个复杂的结构，笼统地分析一门理论是否科学就过于简单化了，判断一门理论是否是科学.应该找出这个理论的最小单位然后对这个最小单位进行考察.看它是否是科学的.然后看整个理论中有多少科学的成分有多少非科学的成分.各占多少比例，在此基础上，再对整个理论进行评价_这枰观点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其重要代表是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他们花了极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m.力图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找出科学的最小单元和评价标准u在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具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以致于美国哲学家怀特把这一时期称为“分析的时代'并认为这种分析的方法抓住了本世纪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来标志这个世纪。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门科学的最、单元是什么，然后提供一个评价此最小单元是否科学的标准，供给科学家来作为淸理科学知识的工具。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科学知识好比一座大厦.科学命题就像建筑大厦的基本材料，—门科学理论，就是一个巨大的命题系统.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以科学命哔为基本单位来构建的，而科学知识结构的最小单位就是科学命题。旣然如此，那么评判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就转到了评判命题是否科学的标准上来了。评价理论最小单位即命题是否科学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逻辑实证主义明确说明：是经验证实的标准。这个标准又被叫做”意义标准'即凡是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科学的，有意义的：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不科学的，无意义的。经验的证实需要人们动用感官去感觉，或者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实验，所以所谓经验的证实姐根到底还是人的感觉经验的证实。

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看上去简单明了，不容?疑，长期得到人们的赞同，但是人们也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如不能由当下经验证实的怎么办？历史的命题又如何处理？由亍各门科学知识术i吾的差别，人们对语言经验内容的理解和使用如此不一致，又如何靠经验来证实呢？什对这些疑问，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间接经验证实和把各门学科语言统一为物理学语言即被西方哲学界称为“物理主义”的证实办法，暂时抵挡住了人们的诘难。

对逻辑实证主义造成强烈冲击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奎因，他认为.科学知识的各个命题和学科之间，任何一个单独的命题都无法甩观察经验孤立地去证实-他在1951年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震动，由此他宣布必须坚决地抛弃经验证实原则这个教条，曾经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奎因的反叛，是逻辑实证主义走向衰弱的标志。

对逻辑实证主义造成更大冲击的是批判理性主义者玻普尔，玻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进行了激烈地批评.他认为需要认真对侍的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所谓“意义”，而是问题和事实。任何科学命题都无法用观察经验来证实.因为任何科学命题都是全称命题，而全称命题不只是单称命题的相加，从单称陈述到全称陈述之间没有逻辑道路.所以全称命题不能由有限的经验所证实，这样就从根本上把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否定棹了^玻普尔还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可证实标准的一些缺陷，如这个标准既窄叉宽，窄的是它可能把像广义相对论这样离观察距离遥远的科学理论排挤出科学领域，宽的是他可以使傈占星术、理性宗教等偎科学也能堂而皇之地进人科学的殿堂。玻普尔还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不能彻底排除“形而上学”，或者排除是错误的，以往在“形而上学”高空亲浮的思想有可能因科学的成长与科学接触而取得科学地位。玻普尔就此提出了否证原则作为科学的分界标准，他认为，一个理论的可否证性就是指从该理论导出的结论在逻辑或原则上有可能与一个或一组观察陈述发生抵触，凡是可以否证的，可证明为?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可以否证，不可证明为假的，就是非科学的=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学说或理论的科学性主要是指它有被经验证伪的可能性，至于它是否已经被经验所证伪则是无关紧要的。玻普尔的证伪原则看到了理论与真理的相对性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有意又的，但这个原则也有逻辑矛盾.如一些公认为是科学的理论被他判定为非科学，而有些随意提出的假说也可以具有所谓的“可否证性”而混入科学的范围。

美国历史主义哲学家库恩对科学的标准有他独特的看法。库恩认为，科学理论是包括定律、理论、规则、方法、范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在内的有结构整体，而理论中有无”范式“则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他认为科学是由前科学演化而来，科学和前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具有范式而前科学没有。前科学的特点是工作者对他们所从事学科的基本原理甚至有关的观察现象结论不一，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信念，没有共同的研究纲领，而科学的特点是工作者已经形成了堵如形而上学的、社会学的和人造的菹式，并借助于范式取得科学成就。和范式概念有关的是科学共同体概念，库恩认为，科学知识的主体是科学共同体，形成科学共同体的标志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掌握了共同的范式，理论是否成为科学也要看科学发展中是否形成了科学共同体。

历史主义学派的另一代表拉卡托斯吸取了奎因科学整体观的一些合理思想，对玻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分界标准，即‘'经验的预见'拉卡托斯与玻普尔的分界标准的基础都是经验，但拉卡托斯对玻普尔作了批判，认为经验不能证伪理论，因为经验有主观性，而理论的正确性又必须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再者，理论的正确性与背最知识有关，而理论本身也有潜在的生命力，即使遛到否证，也可通过新的事实来确证自己。拉卡托斯把玻普尔的证伪原则称为是“打人沼泽地的木桩'基础不牢=拉卡托斯对”经验预见”标准的说明是，任何理论凡是能不断预见新事实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能预见新事实的，就不是科学的。拉卡托斯认为玻普尔一次否证就判定理论的命运太简单了，科学判定标准的问题往往是一个解决理论之间不—致的问题，这样，分界标准就从一个理论被事实所否证的老问题，转fc为如何解决理论之间不一致的新问题了。拉卡托斯还认为，虽然单个的命题无法被证伪.但作为一门科学理论的整体是可以被证伪的，当理论处于进化阶段，它可以消化反例，通过修改背景知识来保护“硬核”，并提高预见力，当理论处于退化阶段时，它就r能通过不断修改背景知识来消极地保护“硬核'而不能提高预见力，这时就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拉卡托斯之后，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分界标准的问题讨论还在继续进行。

二、关于科学方法论问题。

科学发现中的方法论问题是科学发展中科学家最关注、最激动人心的问题、也是科学哲学家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在科学发展史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计其数、但只有极少数科学家能够作出重大的科学发现或创立新的科学理论，这与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关系密切，科学思想史上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在亚里士多徳之前，对自然哲学家影响较大的是两种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即确信宇宙存在者数学上和谐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关于物质运动基本机制的德谟克利特原子论思想。亚里士多徳被认为是古希腊科学方法论的最重要代表，他的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为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中，他认为科学研究的程序就是从观察上升到一般性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科学家应该从待解释的现象中归纳出解释性原理，然后再从这些原理中演绎出关于事件、性质的现象的陈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演绎方法的思想在其后的1000多年中影响巨大。

近代归纳逻辑的真正创始人是培根，培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不能作为科学发现的逻辑、它至多适用于判断论证和论辩，不能把握自然的奥秘，需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归纳逻辑=培根的科学方法论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张逐级归纳上升的科学程序，二是主张通过例证表而实现的排除归纳法。但培根的局限是把归纳法作为唯一的科学方法。笛卡尔的演绎方法与培根的归纳方法相对应，笛卡尔致力于构造一种前后一贯的演绎理论系统，其论证形式具有欧氏几何中可见的那种确实可靠性。作为归纳主义者的牛顿把典纳——潇绎的科学程序称为“分析和综合方法”，他坚持培根的归纳方法，又受到笛卡尔的影响，他在发现和探究的逻辑上主张采用归纳的方法，而在理论体现的表述上却喜欢采用公理方法=休谟提出了在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归纳问题”，他指出，归纳法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归纳法用经验证明是循环论证，在归纳推论和经验导出间存在两难选择，何况经验的因果关系不过是一种心理的习惯性联想，休谟对归纳法的分析标志着古典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的崩渍=休谟把康德“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康徳认为，归纳推论只限于根据经验寻找个别的科学定律，而不能建立象因果性原则那样的普遍真理，因此要建立一种有先天必然性的先验搞绎方法。

归纳方法和撗绎方法的论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者开始出来收拾残局，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经验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确切的知识，只有用数学与逻辑去寻求知识才是梢确的，因此他们广泛运用了符号逻辑作为推理和表述的工具，他们企图将归纳法与随机过程的数学理论联系起来，即从统计数学理论中寻找逻辑工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搞绎主义者对归纳法的攻击是有道理的，归纳法的确不能给人们提供必然性知识，但是它却可以给人们提供或然性知识，而科学知识本来就是或然性知识，如果不这样看，就会陷人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就与科学榷神背道而驰。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存在者两种真理，即归纳的`真理和演绎的真理.在他们看来，归纳的真理给人们带来新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只是或然性知识，而演绎真理不能给人们提供新知识，它只是同义反复、但它是必然性的知识=逻辑实证主义者借助于或然性的基础解决了归纳问题比较成功地坚持了归纳主义的立场，伹他们也没有象老的归纳主义者那样，完全排斥演绎法、因为演绎法可以对科学知识起简化作用，可以把复杂的科学命题系统化、简单化。20世纪前半期，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影响广泛，归纳法成了绝大多数科学家所推崇的方法，演绎主义的观点暂时处落下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信条碰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种种困难：证实原则难以真正贯彻，完全的经验证实不可能，而概率确证理论又面临全称陈述的确证概率为零的责难，逻辑主义的髙度形式化的分析纲领对于大部分经验科学难以贯彻到底、而且单纯静态结构分析不能反映科学的动态发展，不符合科学史的实际，这些原因造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

对逻辑实证主义理论产生强烈冲击的是玻普尔。玻普尔持一种激进的反扫纳主义立场，他认为归纳不能从个别结论推出一般结论，因为归纳的基础是观察，而观寒总是个别的，尽管观察的事例足够多，也不能由这些事例具有某种性质而推出每一个事例都具有这个性质，他还认为观察和实验离不开理论，即观察渗透理论，说科学从纯观察开始是荒谬的，这就反驳了归纳法认为科学从观察和实验开始的基本假定。玻普尔说归纳法根本不是科学的方法，因为归纳法不能给人们以必然性的知识，而且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指出，依靠归纳法就连或然性知识也无法得到，因为过去多次重复的事情，不能保证今后也有可能重复，今后的可能没有任何依据，何况从数学的观点看，过去重复次数固然很多，但未来是无限的，一个有限的过去无论数字怎样大，与无限的未来相比，它的概率仍然为零。所以玻普尔认为在科学方法中应该排除归纳法。既然科学知识不是来源于归纳，那么是否来源于演泽呢，玻普尔认为也不是，他认为演绎法也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内容f只能在证伪理论中起作用。玻普尔认为科学的方法论与科学要达到的目的有关，之所以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是由科学要达到的巨的导引的。

在科学史上，有两种科学理论，一是正确性的理想，一是深刻性的理想，培根、笛卡尔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都追求科学由无误的真理构成的理想，休漠则强调理论的深刻性的理想，休漠以后，没有人再绝对地坚持确实性的要求了。但玻普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倾向于放弃深刻性而追求确实性，即使达不到绝对的确实性也要追求概串的确实性，这是得不偿失的。玻普尔宁愿放弃确实性的理想而去追求深刻性的理想。在玻普尔看来，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是试探性的，任何确证都只有相对的意义，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并不在于他攀提了无法反驳的真理，而在于他采取无所顾忌的批判态度和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知识既然既不是来自归纳，又不是来自演绎，那么来自于哪里呢，在玻普尔看来，科学的发端来自于对神话和巫术的批判，而不是观察和实验，在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则是来自于对以往理论的证伪，科学的传统既传递他的理论，也传递对理论的批判态度，批判是试图在理论中发现弱点，要发现弱点，就要从理论中推导出若干逻辑结果，演绎逻辑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从科学的系统发育看，科学始于神话，从科学的个体发育看，科学始于问题，由此，玻普尔在批判归纳法之后，提出滇绎检验法作为科学方法’这个方法又叫做试错法，其公式是p1-tt-ee-p2。玻普尔认为知识可以有多种来源，但有一种来源最重要、最根本，那就是u灵感“，他认为科学家在进行科学创造时，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离度的思辨能力和传统知识，更霈要_种神秘的灵感，任何理论最初的提出，都需要这种灵感而提出假说，灵感只有建立在对^经验客体的理解的直觉上才能达到的。在科学方法w题上，玻普尔重视灵感而轻视其他方法。

随者玻普尔科学方法论片面性的暴露，人们开始寻找新的道路，新历史主义学派在这方面建树显着，他们认为科学发现的方法应该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力图用科学方法的多元论取代科学方法的一元论。汉森就认为“朔因方法”也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方法，朔因方法就是由结果而追朔到原因的科学发现的方法，可以表述为：1.观察到意外现象p;2.如果h为真，p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3、可以有理由认为h是真的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代表夏佩尔也主张把朔因推理与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起来，并主张应重视类比法。新历史主义学派的这些主张已经引起了科学哲学界的广泛注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关于科学发展规律问题。

在科学哲学发展历史的前期，由于研究历史较短、积累的资料也较少，科学哲学家们的眼光受到局限，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科学哲学的相关局域问题中，研究方法也往往采用的是静态分析的方法，缺乏从整体角度动态地进行研究，从而对科学发展的规律语焉不详。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问题看得较轻，他们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搞淸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解释科学知识的来源和科学知识的一般逻辑结构，而所谓科学知识的发展，只不过是科学命题的累加罢了，研究的必要性不是很大。也就是说，按照归纳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科学知识的进步是以经验为根据的归纳上升和直线式积累的过程、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把原有理论吸收到一个具有范围更大、内容更多的理论之中，科学理论不断在吸取、包容原有理论的过程中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就好比大箱子内套小箝子一样，被称为是科学发展的“套箱理论”模式。美国科学哲学家奈格尔通过伽利硌的落体定律被吸收到牛顿力学、经典热力学归化到统计力学等事例，说明一个理论被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归化的现象是科学史上霣见不鲜的现象，井称这种积累模式为“归并理论'“套箱理论”和“归并理论m的模式承认科学进步的总趋势，这是合理的成分，但是它们忽略了科学发展中的理论淘汰现象和科学革命对于科学发展的作用，因而受到了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

系统地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问题是从玻普尔开始的，玻普尔是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间环节，是科学哲学从静态逻辑语言分析到动态历史考察的中介，突出的表现是他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并用这个模式来概括科学发展的规律。玻普尔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公式是：pi-tt-ee-p2，玻普尔的动态模式包括了四个阶段：第_阶段，科学始于问题，问题就是观察和理论、理论和理论之间的矛盾，成功的科学研究的第一要点就是对重要问题有鉴别力，要莕于提出和抓住问题。第二阶段，为解决问题提出试验性理论，针对问题提出多种试验性理论，使用滇绎逻辑对之进行前验评价，发现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这个理论是否严谨和是否有可否证性，然后选择_个信息和经验内容最丰宵，解释力和预见力最强的理论。第三阶段，排除错误，经前验评价后，用演绎推理从最可检验的理论推导出预见、同观察、实验或实践的运用结果加以比较，这_步叫做后验评价，也叫排除错误。如果理论与观察、实验不_致，那么理论就被证伪了，理论被证伪不是理论的失畋，而是该理论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只有通过理论的证伪才能知道错误在哪里，从而排除错误，淘汰旧的理论，发现真的理论。第四阶段，新的问题，不管理论过去曾经经受过多少次严竣的检验，将来总有一天也可能要被否证，没有永恒的冠军，经过长期确证的理论一旦被否证、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超，等待者科学家去解决，于是新的否证过程就又开始了5简单地说，整个的过程就是要“大胆假设，严格检验'玻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是与累积主义科学发展观相对立的第一种理论形式，线性观强调科学发展的渐进性，而玻普尔则强调科学发展的间断性，他的科学发展摸式强调科学家要有不怕犯错误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否定的精神，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一只精神的水桶，而是一盏引导科学前进的探照灯。玻普尔科学发展模式的主要缺点是注重科学知识的u个体发育”而忽视科学知识的“总体发育'没有从科学史的角度去说明科学发展的规律，同时他片面地强调了科学发展中否定的作用，过分重视质变而轻视量变的作用。

继玻普尔之后的历史主义学派联系科学史的实际和社会历史条件、研究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从科学发展的整体趋势出发，同时重视量的积累和质的突变，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玻普尔的弱点u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是库恩，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他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科学革命；库恩的科学革命过程被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常态科学时期。这个时期是在范式支配下的解难题活动。在这个寸期中，科学家们在范式的导引下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他们持有共同的信念，对自己的理论原则没有批判，坚信不移，甚至抱一神教条的态度。解难题遇到困难时，他们不怀疑理论原则的正确性，而是怀疑自己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反常时期^难题的解决也是一种科学发现.担不能产生新型的事实，只是知识的一种累积，当按照范式解不开难题时.就出现了反常，反常类似于玻普尔的证伪.在这种情况下玻普尔往往抛弃旧的理论.而库恩却认为科学家们不会马上抛弃范式.而是试图在维护旧范式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反常的出现是激动人心的.它是科学革命的预兆，重要的科学发现都始于反常=第三，危机时期、反常的发现多少具有偶然性，反常发现后.科学家会对旧的范式作调整、修改和补充.或增加一些辅助性假说，但有时调整并不奏效，旧的范式梢化不了反常.而且反常的情况越来越多，于是科学家开始怀疑理论的有效性.这时就出现了理论危机，危机是科学家对旧范式丧失信心的心理状态第四，科学革命时期。对旧范式信心的丧失必然开始对新范式的尝试，这个时期的非常研究和有目的的探索常便新的科学发现激增，同时，科学家往往对形而上学产生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而转向哲学分析，探索的结果是产生出新的范式，危机逐渐地得到了解决，开始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新旧范式之间的斗争，以新范式驱赶和取代了旧范式告终。新范式比旧范式有更好的解难题的能力.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新范式地位的确立开始了一个新的常态科学时期，科学的发展又不断地出现反常、危机和新的科学革命，这种科学革命的模式就是库恩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拉卡托斯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摸式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独树一帜。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拉卡托斯认为反常不能立即反驳和否定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科学家町以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说来解决问题，这种调整可能造成理论的进步和经验的迸步，即理论能作出更多的预言和这些预言经受住了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处于进化阶段的科学研究铟领并不畏惧反常，而是经常从反常那里找到自己发展壮大的目标，把反常变成证明自己理论正确性和开放性的胜利。2.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研究纲领在理论上的预见总有限度，在经验上的验证也有局限.其进步性是相对的。当成功的研究纲领不能对付新的实验事实时，它就要从进步转换为退步的了^反常开始时是纲领证明自身力惫的目标，但反常的增多就逐渐成了一种不可藐视的力量：科学家此时遇到了难题，旣不能挂免故牌，而出征又会遭到失败，问题的解决需要另寻出路.进化的研究纲领取代退化的研究纲绠阶段。

科学研究纲领在不能对付反常时，有可能也有必要提出新的研究纲领来取而代之，新的研究纲领比旧的研究纲绠更进步，它能够预见旧研究纲领所不能预见的东西，包含有更多的经验内容，甚至可以包含旧的理论。拉卡托斯认为新旧纲领的这种转化是类似于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质变，但也不能急于淘汰旧的纲领，纲领的进化和退化的划分标准是复杂的事情，旧纲领被否证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成为陈迹.它也可能是假死，遇到恰当的条件也可能复活又转化为进步的纲领，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不过是科学家事后给一种纲领能成功解释而另一种纲领不能成功解释的实验的光荣称号，只不过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模式既承认科学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即量变，又承认科学发展的进步性、开放性，即质变，更:为合理地解释了科学的动态发展，这个理论是在玻普尔证伪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被称为精致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之后，科学哲学中对科学发展规律的研究还在继续。

科学哲学历史发展中的这几个主题之间存在着紧密和有机的内在联系。没有设定科学的分界标准，就不能确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描述科学发展的规律；没有相应的科学方法论，就不能落实科学的分界标准和完全体现科学发展的规律；没有科学发展规律的播述，科学分界标准和科学方法论也就比较空洞和缺乏意义。科学哲学家们对这几个问题的论述井没有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有的时候分界标准和科学方法躭是同一的，有的时候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发展的规律躭是用同一个公式进行表达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论中的这几个主题提取出来进行分折和表述。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九

摘要：波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其思想自然有很重大的价值。但是我们还可以以其思想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帮助我们看待其他人的思想，以获得一种也许对双方都有益地理解的促进。

波普尔应该说在科学哲学中体现了突破性，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波普尔思想中的保守性。在科学发展模式中，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对科学知识累积观的突破。但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无二致：从逻辑和经验两条途径来对科学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于科学知识累积观也没有完全放弃。

对于科学语言的研究，波普尔并没有多加考虑，他认为“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

波普尔对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以及理论负载观念是有一定了解的。但他仍然不认为人的主观倾向和知识的社会建构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他似乎认为与经验联系的语言还是中性的语言。

可以说波普尔在对科学哲学的研究途径上，对语言的认识上还是坚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本文立足于这几方面，将波普尔与库恩的思想做了初步的比较，在表达库恩哲学与波普尔哲学的不同的基础上，力图展现出库恩哲学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新方向：如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视，对于科学累积观的放弃，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的说明，最重要的是对不可通约性的研究体现出其新的哲学观。

科学哲学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这一哲学门类的第一个成熟派别，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渐趋势微。波普尔哲学出现。波普尔哲学从时间上介于逻辑经验主义与库恩之间，思想上继承了逻辑传统和经验传统，可以说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新形式。并且由于思想上的相悖，而时间上的相合，库恩与波普尔之间不乏直接的交锋，特别是在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会议上。因此，库恩和波普尔因其思想的各自代表性，成为传统科学哲学与历史主义学派进行比较的对象。

波普尔(,1902-1993)英国哲学家。代表作有《研究的逻辑》、《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等。波普尔的思想传播较广，为人熟知，在此只略述概要。

波普尔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证伪原则，并将理论的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科学发现方面，提出由猜想创造出理论，由经验加以证伪的科学发生和发展模式，图式为“p1（问题）―tt（试探性理论）―ee（消除错误）―p2（新问题）”，其方法称“试错法”。波普尔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科学理论的逼真度会越来越高，理论的经验内容会越来越丰富，科学是理性、进步的事业。同时他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世界可分为：世界1―物理世界，世界2―精神或心灵世界，世界3―客观知识的世界，将科学知识的发展作为一个主观知识客观化的过程，客观知识自我发展的过程。波普尔在社会政治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思想也有较大影响，本文仅立足于其科学哲学思想进行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的比较。

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其哲学特征的显著表现。如果仅就其发展图式来说，库恩模式和波普尔模式还是很相似的，即都呈现批判及重视变化的形式。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经由证伪而为另一个理论所代替，而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发生危机经由科学革命而由另一范式所取代。如果批评波普尔是“不断革命论”，那么从宏观上看，库恩也是“不断革命论”，只是时间上或促或缓，显然这并非二者区别的根源所在。必须深入到两个模式的深层，才能做出真正的比较。

先看波普尔，声称“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1]波普尔这不是赞同一个理论代替另一个理论的进步方式，因而理论才是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吗？其实，理论在波普尔这里只是一个经验工具，其意义只在于是否能解决问题，“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2]因此可以看出波普尔将科学事业的发展看成一个经验内容不断累积（通过证伪的累积）的过程。其方向是一个确定的矢量。对理论的这种理解，使得理论和理论之间成为可以沟通无阻的状态。因为理论针对的是经验问题，经验是对独立存在的实在的反映，不同理论针对同一经验问题，即是面对共同的实在而进行的探索。所以理论与理论是可以用一个共有标准来衡量的，即可证伪性；也是可以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理论与真理的接近程度的，即逼真度，用经验内容的含量来指出理论和真理距离的远近。

理论和理论间的这种状态，使得它们所运用的语言也成为共通的，正如波普尔所说：“一个公理系统（例如几何学）的原始概念通常是可能和另一个系统（例如物理学）的概念相联系的，或者为后者所解释。在某一门科学的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陈述系统正在用一个新的（更加一般的）假说系统来解释的时候，上述可能性特别重要。从这个新的假说系统中，不但可以演绎出属于第一个系统的陈述，而且可以演绎出属于其他系统的陈述。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原来在某个旧的系统中使用的概念来定义新系统的基本概念是可能的。”[3]这可以说是波普尔对科学理论的语言观再清楚不过的表述。概念的演变不仅合理，而且不同理论之间也环环相扣，实际上仍然坚持一种中性语言观。这样，科学和主要特征自然集中到对经验问题的解决方面，并没有什么令人捉摸不定的因素。理性而笃信经验的波普尔自信满满。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却缺少了波普尔那种明晰的表达和确定的矢量轨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而且也很难说是向真理步步逼近的。范式是针对经验问题的，由范式结成的科学共同体的常规活动也是解决疑难，但不仅仅是一个经验工具。其中对疑难及其解决的认定、实验方法、理论选择、乃至基本概念等等都是自成体系的。范式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即使大部分概念相同，但某些基本概念的不同就可造成范式间的不可通约。“在一个理论到另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词的意义和应用条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大部分革命前的符号在革命后仍然沿用一致，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它们中的一些词附着于自然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变化。因此，我们说，相继理论是不可通约的。”[4]由于语言而导致不可通约性；由于不可通约性，使得范式不能直接地沟通比较，因此很难象波普尔那样指出一个共同的标准来选择理论。

库恩一方面承认理性标准—精确性、一致性、范围、简单性和有效性；同时又认为“这些理由所构成的是用来进行选择的价值，而不是选择的规则。而共用这些理由的科学家可以在同样的具体情况下做出不同的选择。”[5]也即“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所作选择不仅依赖共有准则……还依靠由个人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特应性因素。”[6]这样，库恩就不只考虑经验内容的增减和与客观实在的符合程度。与波普尔方向相异的结果是必须转而考虑理论的构成、范式的转换、个人选择在科学事业中的地位等等问题。且科学也可以说是进步的，更好的，但不能说是不断向真理进步的。

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语言和不可通约性的关系。库恩对理论的语言结构采取的是整体论的观点：其一，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如在学习类概念时(kind-term)时，认为“大部分类概念必须作为一组相互比较的概念中的一个来学习。”[7]假使学习“固体”概念，那么同时就要掌握“液体”和“气体”。而另外的概念，则要在一组相近的概念中学习，例如“力”就要与“质量”、“重量”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是因自然定律而结合起来的。其二，单个概念和整个理论是相互联系的，概念除了是词语外，还有自然界的意义，如果这种意义与范式针对自然界的知识体系相悖，便不能为范式所容。概念与范式整体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因此，当某些基本词汇转变时，实际上反映的是范式整体的转变。不能忽视语言的些许变动，而认为大部分词汇相同或相似，并不妨碍理论间的交流。

库恩的这种语言整体观得益于奎因的语言观。“奎因指出了他准备加以批评的两个教条。第一个教条坚持‘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和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的根本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词项为基础的逻辑构造。’……即在对真理的问题以及在修改一个人的信念时需要考虑什么的问题的考察中，不要把一个人的注意力孤立地局限在个别陈述中，而是要注意思想的整个系统。只有考虑了这种陈述的总体网络—规律，逻辑原理和观察报告等的相互联系的网—我们才能确定我们接受、抛弃或修改任何单个信念的理由。”[8]这段引文较长，但较完整地阐述了奎因的观点。事实上，语言的整体观从卡尔纳普、亨普尔等逻辑经验者那里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奎因，再到库恩，应该说，还是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的。

波普尔语言哲学对此并不感兴趣，“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9]对于由语言整体观而引致的不可通约，波普尔同样不以为然：“这正是一个教条，一个危险的教条—不同的框架就象是不能相互转译的语言。事实是，甚至完全不同的语言（象英语和霍皮语或中国话）也不是不可转译的，许多霍皮人或中国人相当好地掌握了英语。”[10]也就是说，语言作为对实在的描述，都是针对同一个东西，只不过叫法不同罢了。相互交流，建立一种科学词典式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难事。

库恩则在此也用了类似的比喻来回击波普尔，即学习语言和翻译是两回事。“学习第二语言的困难不同于翻译的困难，而且远比翻译的问题要少。……总之，翻译总是包含着妥协，致使交流会有些改变，译者必须决定什么改动是可以接受。”[11]学习使用第二语言，是认同到第二语言的语境之中去。这里的语境，并非单纯的上下文关系，而是语言中蕴含的文化背景。此时是暂且放弃了第一语言及其语境的。若是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翻译，将有如同奎因所指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起作用，“不能保证一个系统所选择的符号在另一种语言中有一个唯一相称或对应的符号。”[12]库恩解释道：“对于文学和科学来说，在翻译中的困难是同一个缘故，不同语言翻译的经常性失败在于语言中词语间保持的结构性关系，或者在科学中的类概念的结构性关系。”[13]在语言构成上似乎已经找到了不可通约性的根源。

实际上，不可通约性应从更深层次上进行理解，同时，对于语言的认识也应更进一层。库恩对比分析哲学的做法进行了说明。分析哲学认为两个人对不同概念用了同一个名称，如水，那么就可以区分为“水1”、“水2”。尽管水1和水2在意义上不同，但大部分还是重合的。所以这两个词只是在语言用辞上有所不同，而并非不是指向同一物。

库恩则认为“一些居于两个共同体所在范式内的类概念是不可调和地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再是描述上的，而是所描述的对象不同。”[14]也即两个共同体眼中的世界已经变了。“我们想要说的是，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做出回应。”[15]换言之，“学习翻译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语言或理论在其中起作用的世界。”[16]不可通约性乃是理论背后的世界观转变造成的，而并非简单的词语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同意范式间可以有部分交流或不完全交流(partialorimcompletecommunication)，也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这蕴含着对语言的观念和真理观念的一个转折。波普尔首先承认“我始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者”，肯定了客观实在的存在；其次，又承认客观真理即符合事实。这样就将理论与自然界（实在）联系起来，理论的语言即是对自然界知识的客观反映。知识与自然界（实在）的联系是直接的，语言只是一个载体、工具而已，自身并没有在认识过程中成为一个问题。库恩对自然实在也是认同的，也同意理论是对自然界的知识，“自然界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都是设计来描述实在的世界的，而不是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世界。”[17]但是否科学理论可以达到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就难说了。“然而，另有一个或一类步调是很多科学哲学家想采取，而我却拒绝的。即是，他们将理论比作自然的表现，比作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外在’的陈述。”[18]库恩在反对波普尔的逼真性标准指出：“为了在比较两个理论中使用这种概念，就必须假定，同意对于事实上是否雪是白的达成技术性的一致。……它还得假定，所牵涉的客观观察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雪是白的’……我要说明，没有这样的中性语言。如果我是对的，那么‘真理’有如‘证据’一样，就会只是用作内部应用的一个术语。”[19]语言成为在自然界和人的认识之间的东西（桥梁或障碍），语言所表述的知识也成为范式内部的东西。换句话说，科学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语言共同体。

这里所隐藏的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转变与带来的知识性质的转变。在传统哲学中，主客分立，主体客观地反映客体。但在库恩这儿，客体也是主体的客体，这并不是走向主观主义，而是对科学图景的重新定位。自然科学一直以来作为客观、理性的最高形式，但被忘记了自然科学也不过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映或者说是人的存在状态之一种。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也是为人认识而引入人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无论我们把实在叫做什么，它只是通过我们所参加的活动结构而被揭示给我们的。”（普里高津）应从哲学上给予自然科学以人的主体角度出发的真正位置。事实上，自然科学也应是一种主客合一的认识，并在语言中体现出来。但请注意两点：其一，这是在库恩思想中未明确表达的；其二，库恩的这个观点只能说在认识论层次的，而没有自觉地在科学的存在论层次上进行反思。与之相连，知识也是人的知识，尽管自然界（实在）可能是外在同一的，但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却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得到关于自然界（实在）的知识，即使针对同一对象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反对中性语言观，认为不同的理论语言给予了不同的世界。而科学革命与语言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也就不足为怪了：“科学革命的中心特点是它转换了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内在于语言本身，也先行于任何可以说成是科学的或日常的描述或概括的东西。”[20]在库恩的论述中，未能清楚地明确主客体关系和知识的性质，只是在其论点中蕴含着。但如果不如斯理解，只将语言的转向止于不可通约性的语言构造方面，是不足说明库恩全部观点的。

二、两组概念的比较。

下面具体说明不同语言观下，波普尔与库恩的哲学观点的异与同。

1、理论框架与常规科学。

波普尔承认科学认识中理论框架的存在，“我确实承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进自己理论框架的囚徒。但我们又是匹克威克式的囚徒；只要我们愿意干，就可在任何时候打碎自己的框架。诚然，我们又会为自己找到一个框架，但这一个会更好，更宽敞些，并且我们能在任何时候打碎它。”[21]尽管波普尔一直强调理论的不断证伪，但也不否认理论有其稳定性。“在我们的背景知识没有发生革命变革的限度内，我们对t1和t2两种理论的评价将保持稳定。”[22]另外，根据世界3理论，客观知识具有自主性。“自主性观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核心：尽管第三世界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象其它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23]这样，科学不可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天几次革命，而为世界3本身的规律所制约。这种稳定性反映在波普尔对证实的接受上，“我的第三个要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我们要求一种好的理论应在它的某些新预言中获得成功；二是我们要求它不要太快地被驳倒，……”[24]“在我看来很清楚，只有通过我们理论的暂时成功，才能相当成功地把我们的反驳归因于理论迷宫的一定部分。”[25]理论框架是证伪和证实的统一体。

常规科学是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就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这种为科学共同体所认同的成就是范式。“一个范式和一种更秘藏的研究方式的取得，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发展已经成熟的标志。”[26]科学家在常规科学时期进行的往往就是验证预期，使理论更精密等非创造性的工作。波普尔认可常规科学的存在，并认为是库恩给自己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但他对常规科学和常规科学家进行大力批判，更加反对将常规科学作为科学成熟的特征。“对此我只能说在这中间，在它成为常规的那种可能性中我看到了一种相当大的危险……一种对科学，而实际上是对我们文化构成的危险。”[27]此处的“危险”指一种对科学的无批判态度。

如果将库恩与波普尔的分歧只置于两人所达到的层次的话，是不够的，即“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不仅是波普尔承认科学的合理发展是批判进步的，库恩则认为科学受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影响而自洽于共同体中。还应看到是二者对知识本质的理解不同造成的这一差别。

波普尔的知识观将知识看作纯经验的东西，更好的知识就是经验内容更丰富，又更容易被证伪的知识。因此经验知识的不断增长，便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而经验内容是科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东西，科学的革命就在于经验知识的更新，无怪乎波普尔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世界观所决定。科学通过实践的经验知识的增长，不过是在范式所规定的实验条件下，对理论预期的验证。也就是说，科学在常规科学时期，在范式的领域内，得到范式所预期的知识，同时，常规科学又与科学革命相对，只有达到范式的转换才能称为革命。这样，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虽在形式上都有稳定性的特点，但又全然不同。

具体地说，不同在于理论框架直接与经验相连，知识内容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影响理论框架的破与立。如果发生破与立，则表明了知识的增长。常规科学与范式相连，范式的转换造成的是知识的根本不同，经验也纳于范式之中。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的不同，在于其变化性质的不同知识观的不同，所折射的是波普尔与库恩语言观的不同。

2、背景知识和范式。

波普尔早已认可观察渗透理论，“我们的日常语言是充满着理论的，观察总是借助于理论的观察。”[28]也就是说，在科学认识中充斥着背景知识。“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暂时地并且针对讨论这个特点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29]背景知识出于实用的目的而保持不受怀疑，成为科学可以在此基础上进步的台阶。这与上文对理论框架稳定性的看法是相符的。但背景知识也并非永远免受批判，因为毕竟科学的划界标准是可检验性。这里的背景知识无疑指的是经验知识。观察渗透理论，也就是在已有的确凿而中性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观察，并不因人而异，而是因经验知识本身的发展而不同。

库恩也同意“观察渗透理论”，只是此处的理论指的是范式。范式所含和知识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知识，而是在规定的，或者说共同体认可的，概念、理论、仪器和方法论之内所得到的知识。范式包含了一个共同体的世界观，不同的共同体有不同的世界观。正是在此意义上，库恩的观察渗透理论才会出现“在革命以前在科学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之后成了兔子”的结论。而在波普尔的观察中，是鸭子总是鸭子，也许有的差别就是长大了或是更肥了。

波普尔和库恩也都认为语言受了理论的污染，才达到观察渗透理论的结果。但出于上面的讨论，请不要忽略语言的不同意义。波普尔所说的语言是指对自然界客观知识的载体；库恩指的语言则是某一共同体对自然界知识的载体，这里的客观性只能指共同体的一致同意，即非私人性。

库恩认为语言既然是非私人性的，又是非普遍性的，那么是否可以说具有团体性的特点？这是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必然导致的结论。并且库恩进一步提出他的科学观：“（科学不是那种能把参与者组成共同体的唯一的活动，但它却唯一地使每一个共同体仅以自身作为听众和裁判。）……就绝大多数学科而言，一个封闭的专家共同体形成是其走向成熟的一部分。”[30]这也可看作语言的转向所带来的影响。

库恩的这种科学观在传统科学哲学中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科学是自我封闭的，单说科学内部是由封闭的科学共同体组成的，便已令波普尔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家难以认同。在传统科学哲学中，以经验为基础，将科学事业不论从其共时性还是历时性都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深入了解语言所负载的含义后，对库恩的这种离经叛道的论断便不以为异了。

科学理论是一个历史事件，凝聚着世界观、技术水平、研究目的、方法等一系列为当时文化所决定的因素。从历时性看，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从共时性看，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由于采取不同的世界观、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相互之间难以交流，在科学内部造成了封闭状态。科学本身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与人们其它生存方式存在着世界观的差异，如巫术，甚至日常生活等，也使科学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加之科学将自己作为理性的化身，当代世界的最高评判，而置于其它生活方式之上，也更加深了隔阂（这里相当大地涉及到在文化间及文化内部进行评价的问题）。语言作为文化的体现，科学语言体现了科学的上述特点。而库恩的语言观在体现了语言历史性的同时，集中反映了科学语言封闭的一面。此前的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的语言观将语言和经验做中性的连接，而未能通过语言探索到科学历史性的一面。

三、小结。

库恩哲学语言观的转向是指在科学哲学中确立了语言的根本性地位，成为人与世界的中介，人所理解的世界都是在语言中把握的世界。这个转向具有的意义：一方面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令理论的表达更易为人把握；另一方面，将知识作为共同体的知识，否定了中性知识，使人在科学探索中能够吸了所得知识的过程和限度。总之，对科学认识有直接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意义”、“真理”、“客观”等概念的否定，蕴含着对科学存在论的思考，引向了对科学本身性质的反思的可能性。由语言而指向科学的历史性，这既是发掘了科学的有限性，又是其开放性的前提（科学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将人的科学活动和整个文化活动联系起来，体现的是理性历史化。

科学理所当然的基础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具有有限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31]科学相对于外在世界是有限的，更由于它的外展性指向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能力。科学哲学就是对科学的一种反思。科学是人的科学，作为人对自然界图景的一种反映，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客观”等观念都是可疑的，人建立在科学上的对真理的步步逼近的进步过程也是可疑的。科学赋予人的对认识的自信也应是有限的。应该看到自然界始终对人来说都具有神秘性。

库恩哲学的转向分析其原因，不外两种：其一，内因可归纳为a、对科学史研究的注重，b、语言整体观的发展，c、对科学认识研究的进展，如格式塔心理学、观察渗透理论的提出等。其内部原因较为易见。

其二，外因则要联系西方哲学的潮流来分析。自二十世纪以来，英美分析学派明确宣称发生了语言的转向，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或者在研究中多方倚重对语言的考察、辩析，或者把本体论问题和语言问题融为一体。语言问题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在这种潮流下，对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在具体表述上出现了种种分歧，但其文化精神，即对语言与存在、语言与认识的关注却是一致的。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十

结合市供销合作社工作会议要求和部署，总结经验，找准差距，明确目标任务，安排2019年下步工作。下面，我讲两个方面意见。

一、立足改革，抢抓机遇，2018年工作亮点纷呈。

2018年，全县供销合作社系统在县委、县政府和市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系列文件会议精神，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全面深化改革，全系统商品购销总额、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以上，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县农业农村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综合改革扎实推进。

1、统筹推进工作步伐加快。县委、县政府把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摆在重要位置，将综合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和五项重点工作进行考核。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县政府工作报告》将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通城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全县建立了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部门紧密配合合力推动的工作局面。

2、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巩固。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供销社现有二级企业7家，改革期间重组二级企业3家，新成立公司二家，恢复乡镇基层社12个;建设村级综合服务社136个，提档升级70个;建设三农服务中心2家，庄稼医院18家，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68家;注册登记电子商务、再生资源、中药材种植等行业协会3个。2018年通城县供销合作社全年完成商品总购进x亿元，总销售x亿元，实现利润x万元。，大大提升了供销社为农服务能力。

3、为农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大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了土地托管业务，帮助农户开展耕、种、管、收、储、售全程托管服务;围绕药材、茶叶、养殖等特色农业开展综合服务，打造地域特色产品品牌。积极参与我县实施“五药并举”产业，实现药材交易，种苗销售额x千多万元。为农民增收x多万元。通过规范再生资源市场秩序，再生资源公司购销业绩同比增长10%以上。

4、供销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建成了“供销e家”县级运营服务中心并投入运营，提质改造农村网点136个，打造“店商+电商”线上线下互动的新零售运营模式,为全县电子商务进农村探索了成功模式。

5、社有企业管理明显增强。制定和完善了社有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规范了对社有企业和社有资产的管理，将社有企业改革发展列入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确定目标任务、路线图、时间表、督促班子成员加强对分管联系企业的指导服务，帮助解决难点问题，调整了部分企业领导班子，激发了企业活力。全年资产经营收入达800多万元，确保了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大部分企业基本保障了职工医、社保的正常缴纳。

(二)自身建设取得新进展。

1、县供销社规范化建设得到加强。进一步完善了组织体系;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和部分公司负责人，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明确了职能定位，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机关建设有新起色。

2、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深入推进。供销社党组把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全系统干事创业氛围进一步形成。

3、中心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深入彭段村开展精准扶贫和“一对一”帮扶，较好地完成了2018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将“创建”工作纳入系统全年重点工作，制定了对机关工作人员和社有企业的考核办法，按县创建办要求全面开展“文明创建”工作，系统各单位内部管理呈现新气象;针对棚改项目搬迁任务重、时间紧、情况复杂等特点，及早筹划，合理安排，全面完成生活资料、县社两家公有房屋搬迁任务，受到县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

(三)群团工作取得新成绩。

2018年是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攻坚之年，这一年供销工作亮点纷呈。县供销社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党建工作受到县委表彰，荣获市供销社综合业绩二等奖。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及市社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全系统广大干职工的共同努力。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个别同志缺乏政治敏锐感，对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认识还不到位，机遇意识、改革意识不强，担当精神不够，干事创业热情和动力不足，推进改革的思路和办法不多，缺乏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对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存在畏难情绪;为农服务手段比较单一，传统业务优势不明显，新的发展动能不足;干部职工队伍存在年龄老化、思想僵化、利益固化、激情退化的问题，人才短缺，业务素质和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发展形势，与新时代供销合作事业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切实加以解决。

二、坚定信心，抓近谋远，努力创新各项工作新成绩。

2019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做好2019年的供销工作，省、市已进行全面部署。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深化综合改革，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各方面改革合力。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筹划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和现代农村电商、物流、农产品上行一体的新型电子商务项目，不断积累实践经验，更好地服务三农。

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合作经济基本属性，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农业农村新形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提升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认真分析形势，深入研究政策，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务实的作风，把握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一)着力对标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供销合作社作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当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准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一是发挥基层组织体系优势，通过电子商务的系统建设和发展，建立起农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新零售体系，促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大力培育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3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三是发挥资源物资回收传统优势，在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方面彰显作用。四是创新基层组织建设，探索基层供销社恢复试点工作，加强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使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方向更加明确。五是发挥供销合作社经济合作组织优势，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充当重要力量。

(二)着力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1、巩固综合改革成果。要结合自身实际，对前几年综合改革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梳理，查找和归纳阻碍改革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逐一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责任，开展攻坚克难，着力解决改革发展的中的突出问题。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推动改革实施意见和改革方案落地，用好改革试点探索的成熟经验，因地制宜加快在面上复制推广，要强化督导考核，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握改革目标和时间节点要求，推进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筑牢惠农综合服务体系。一是在继续抓好巩固基层社、扩大村级综合服务社覆盖面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合作、资本合作、土地合作等多种途径，采取领办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以及建立健全产业合作关系等多种方式，将更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到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中来，夯实供销合作社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引导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面向农民生产生活直接开展经营服务。实现全县村级社全覆盖。二是大力完善为农服务功能。统筹县域服务资源，着力推进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着力打造为农服务大平台，统筹提升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发展质量。三是完善供销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县、乡、村三位一体的惠农综合服务体系，积极探索为农服务新路子，不断完善惠农综合服务。四是实现供销电商与基层组织建设无缝对接，将供销电商融入所有镇村基层组织，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3、创新农业化服务，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一是大力开展土地托管服务。认真学习借鉴系统内外土地托管服务方面的成功经验，立足当地农业资源和供销合作社实际，培育发展合作式、托管式、订单式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全年新增服务面积2万亩以上。二是积极创新服务供给。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充实服务内容，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不断提高供销合作社的规模化、综合性服务水平。三是坚持服务特色产业。继续抓好药材、茶叶、特种养殖等特色产品的产销服务，实行政策倾斜，开展技术培训、人才培养、市场培育，为生产加工、产品营销提供全方位服务。包装“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特色农产品2个。四是以社会化服务带动产业融合发展。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以社会化服务促进产业融合，以产业融合促进生产发展及农民增收。引导带动农民发展品牌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推动农业与教育、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4、打造供销社电子商务全国样板县。一是抓好通城供销电商线上线下融合，注重供销合作社电商的品牌塑造，打造“中国供销”金字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安全放心、绿色优质的“国家队”电商形象。二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高标准建成“供销e家”通城县级运营中心。切实做好与“供销e家”的对接，把系统资源整合利用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加快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推进县级运营中心向乡镇惠农综合服务中心、村级惠农综合服务社延伸，打通惠农综合服务和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打造供销电子商务全国样板县。三是坚持为农服务宗旨，把工作重点和经营方向重点转向农产品上行方面，全力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卖难”困难，增加收入。四是着力营造盈利模式，认真研判市场，大力拓宽经营门路，促进营销业绩较快增长，多途径化解企业债务，实现持续发展。

5、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今年是我县精准扶贫攻坚年，而目前精准扶贫的主阵地在农村，供销合作社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全县供销合作社要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将推进综合改革、履行为农服务与开展精准扶贫紧密融合，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机衔接起来，要用好系统资源要素，发挥经营服务网络优势，通过电商企业搞好线上线下服务，将供销合作社经营服务网点向贫困地区延伸，重点抓好市政府扶贫点龙门村、市委扶贫点望湖村、县委扶贫点内冲村、县供销社扶贫点彭段村等地的产业对接、项目对接、服务对接，搞好基层网点建设试点，搞活商品流通，拓宽增收渠道。要立足贫困地区资源优势，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开展综合服务，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和带动贫困农户增收致富。

(三)着力发展壮大社有经济。

1、增强社有企业发展活力。县供销社要联合基础较好的社有企业，在再生资源、农资等领域开拓经营，履行为农服务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活力。强化供销社监事会职能职责，加强社有企业管理，强化审计监管，进一步盘活社有资产，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快推进社有企业改制，加快处置歇业破产、发展无望企业，激活改革活力。年内至少要启动一家社有企业改制。推动社有企业跨区域横向联合和跨层级纵向整合，谋划集团公司组织构架，培育主业突出，具有行业带动能力的企业集团。

2、实施项目兴社战略。县社始终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供销社改革发展的第一抓手，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快实施项目兴社战略。一是加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继续把项目建设纳入全年工作重点，严格考核奖惩。二是积极汇报，争取省社、市社的支持。三是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结合供销合作社特点，引进一批能带动系统发展的好项目，确保完成县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3、加快建立供销合作发展基金。积极争取省、市社和县政府支持，做实本级供销合作社发展基金，增强供销合作社“造血”功能和为农服务能力。

(四)着力维护系统大局稳定。

全系统各部门必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的安全生产和信访稳定工作责任，建立和完善安全隐患排查、不安定因素排查、隐患整改及责任追究等制度，扎实开展“平安单位”、“平安企业”、“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抓好综治民调工作，全系统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刑事案件，确保系统大局稳定。完善工作预案，做到科学管理，规范操作，有章可依，有规可遵。定期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梳理，坚持接访、下访、回访制度，努力解决职工群众特别是弱势、困难职工的合法、合理诉求，及时疏导和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尽量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在重要时期做好重点人员的稳控，并做好上访人接访息访工作，确保系统不出现非访、集访和越级上访现象。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发挥工会重要作用，扶持困难企业，关心困难职工生活，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努力解决各种突出问题。

(五)着力夯实工作基础。

1、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供销合作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供销合作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发挥党在供销合作事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改革发展工作实践。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今年，全系统各单位要以党建为抓手，及时召开“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组织主题党日、认真做好党费收缴、积分管理和党员发展等工作，着力解决干部职工信念不坚定、宗旨不牢固、核心缺失、使命弱化、担当不力等问题，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完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负总责，其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抓党建“五个一”任务清单和五项责任清单机制，推动党建工作同其他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促进党建工作跃上新台阶。

2、坚持正风肃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市、县委有关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巩固作风建设成果。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制度，严肃执纪问责，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有效运用好执纪监督“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是各单位要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明确支部书记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二是全面开展本系统财务审计，摸清家底，核实资产，理顺秩序，规范管理，今年要针对职工反映大，涉及贪污挪用集体财产、参与人情歪风的人和事进行严肃查处。三是落实工作考核，坚持绩效管理，严格落实工作目标和任务，坚持“能者上、庸者下”和到龄退岗制度。

3、统筹兼顾，促进系统各项工作全面推进。2019年，我们要以工作目标任务为重点，统筹兼顾，在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同时，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全面完成改善民生重点工作、精准扶贫、“文明创建”、湘汉片棚改项目等目标任务。健全监事会工作制度，以制度管人、管事;加大监督力度，对社有资产处置、企业经营行为和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抓好工会、老干等工作，促进系统各项工作全面推进。

同志们，今年供销工作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全县供销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总体部署，进一步振奋精神，抢抓机遇，真抓实干，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努力转变工作作风，切实提高为农服务水平，全力争创一流业绩，争取在全省供销系统业务考核中争位进档，力争在“三农”服务和新农村建设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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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十一

摘要：科学与哲学之争历来已久，对于二者之关系，牟宗三先生分别从中西方哲学家思想中去找寻。通过辨析，他将哲学与科学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指出了自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哲学概念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哲学对科学所产生的引导意义，开启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关键词：心思哲学科学。

一、“哲学底科学之误”

用“底”这个助词来表示所属，已是一些哲学家的所爱。“哲学底科学”，即哲学是依附于科学而诞生、发展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的人来说，真乃大谬。他们真不知哲学。那么，何为哲学?哲学与科学又有何关系?此间，又回到何为哲学该问题上来。牟宗三认为：“科学是为人之学，哲学是为己之学。己以外即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学在忘己而取物。”此处，他虽没有很具体、明确的给哲学下定义。然而，却以比较的方式，将哲学与科学做了细致、明白的划分。这种区分就表现在“内外的划分与物我的合离”。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科学多是与思(意识)有关，哲学则和“心”同在。依科学而言，对象是思维运行的前提条件，对象不现，思维便无法运行，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看，思，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交往最密切的仍是无限量的物(外)或对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会之中，一些人“预言”哲学将会消失。然而，就事实来看，哲学并不因科学的繁华、压制而退出历史舞台。

2.现当代的“玄学”

此处所言之“玄学”并非魏晋时期的玄学，而特指科学之后之对象之学。言科学之后，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论出在目前已发现的最新之物(对象)之背后必然还“有”(隐藏)着一个“对象”。只是该“对象”在目前之科学的能力下尚不可破解。因此，将其悬起而称之为“玄”。也即是该“对象”还看不见，摸不着。―――“存而不实有，内而不外现。”比如：在物理学中，已能通过数学方法推出“超旋”的表达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学的情况来看，其尚无能力凭借实验、作用以将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暂时被赋予“至小”的概念。但若仅仅从理论上来推断，那么，则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对象”而将其构成，使其成为可能。由此，这些只可通过理论推出但仍无法科学验证的“存在”――“科学之后之对象”便成为所谓的“玄学”或“哲学”领域的.分子。依此言说，那么，此处所谓之“哲学”实质与科学无异。这就好比是“已开花但尚未结果之大树一般”;“开花之树”为科学，“未结果”则为“哲学”。因此，牟宗三说：“但以为整个哲学即在依附，则不是好事。因为依附科学，从科学的根据上抽绎出道理，这无异于锦上添花，仍是锦耳，于锦之本质并无所增益。同样，于科学根据上抽绎道理，亦仍是科学耳，于科学本身并无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体平铺。

此处言“上下”是指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将科学划归为形而下，而把哲学归于形而上则未有不可。目前，人们对“道、器”的解释不少，取任何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结合本文，“形”可作为“两境”之界线。“两境”――即形上之世界与形下之世界，“形”暂定为具体事物。其，上可归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据，保障(向内);下可探究为对其他存在所发挥之功用(向外)。冯友兰讲：“一物之存在是以整个宇宙作为其存在之依据、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个宇宙。”正所谓：万物一体，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犹如亚马逊“蝴蝶效应”――亚马逊蝴蝶扇动翅膀，美国西海岸将产生飓风。若依此说法，那么将会陷入一个不可调和之境。先设一命题：你以非你作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为我存在的依据。那么，按照数学原理将“你”与“我”做一个交集，得出的结果即是独立的“你”与“我”。因为，除你与我之外，其他均为一致。亦即是从“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从“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这是从形式逻辑上来推的。毕竟“我”与“你”都是所属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不可分而别论之。然，为了便于说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开。由此，所分离出来的“我’与“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体”，而非生物之我(意识)之你。因为，他们(思)都是科学的产物，不是真我。故而，对真我的感悟则如牟先生所言，须：“主客不离，一体平铺，物我双忘，然而，我们不讲认识则以，即讲认识，则不能不抬高主体，即不能不特显主体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显主体的特殊性能，亦不能达到最后境界的一体平铺，到处皆是。”

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对象的构造以及其变化发展之规律。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什么。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则往往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如：被就业、被买房等等。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是：客体的彰显，主体的隐退。主体即是作为认识的我，客体就是被认识的“他”。目前，对客体的追溯与主体本身的遗忘，已成为当今人类的现状，它占据了人们的整个思维空间。同时，也相对的屏蔽了人们本来所固有的“性体”“本心”。使得本来就难得被人们所显之“主体”被埋藏的更深、更隐秘。因此，对主体的彰显便成为了当今学科的任务，思想的革命。彰显主体不仅可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调节、平衡已失衡的客体世界与主体境界的结合，使其回到和谐的状态之中。以至人类与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然而，受科学学科本身性质的影响，其在对主体的彰显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哪怕是所属于其的心理学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认识，而无法行“自我”的内显。所以，只能由专注于向内的哲学来予以分解，参悟其中之根本，彰显主体的自我，最终让科学与哲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牟宗三.《寂寞中的独体》[m].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2005年4月。

[2]熊十力.《体用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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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十二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揭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进程中，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基本目标，深入研究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经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日益引起更大范围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在全世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真正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体现着整体论思维方式、唯物论基础、辩证法原则、唯物史观立场，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六个层面的基本理论内涵。

首先，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文明主体论。人、自然和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三个基本要素，他们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其次，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生态文明物质基础论。马克思恩格斯借用“物质变换”这个自然科学术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双向的物质变换过程，体现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意蕴，是循环经济的理念源泉。同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来阐述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并从城乡分离、远距离贸易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由浅入深地分析了生态问题的根源。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克服新陈代谢断裂、实现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变换看作是未来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那时人们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再次，生态问题的制度批判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从而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和反人性属性。马克思认为在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的资本逻辑作用下，资本主义的劳动成为了异化劳动，进而导致了工业文明社会的自然异化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合理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要求。

第四，人类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相协调的生态文明价值论。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指出“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强调人类相对于自然存在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同时，他们又辩证地强调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先在性，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相互统一，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应自觉遵循生态价值理念。

第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想与社会进步论。马克思恩格斯预测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解放、社会解放与自然解放共同实现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有机体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些走向生态文明的社会生活实践措施。他们提出，“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

第六，热爱尊重和爱护自然论。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看作是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基础因素，主张热爱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他们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财富基础和精神源泉。他们强调尊重自然生态规律，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他们对工业污染的河流表示深切痛惜，认为“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提示人类应该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来爱护自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最根本的理论源泉、最可靠的思想启示，为我们认识现实生态问题，科学理解生态文明内涵，实施生态文明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传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人类学笔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阐述了地理环境对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影响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及其生产劳动的基础作用。在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除了拉法格和梅林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最早重视他们的自然地理环境理论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继承、解读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普列汉诺夫。对此，黄楠森指出：“唯有普列汉诺夫全面、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理论。”

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理论主要阐述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作用、人类社会发展独立于地理环境之外的逻辑和规律、生产力中介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互动、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可变的量”,这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意蕴，具有重要的学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探索。首先，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发展。列宁提出了科学的物质概念，丰富和发展了自然辩证法。他针对黑格尔的观点指出：“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一致，列宁也强调尊重自然，重视人与自然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破坏环境。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揭露了资本主义大城市糟糕环境状况，“人们都在自己的粪便臭味中喘息，所有的人，只要有可能，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

列宁批判了垄断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生产目的生产方式、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所导致的工人生存环境恶化、殖民地原料被掠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列宁还通过人造肥料的使用阐述了城乡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肯定了科学技术在改善环境中的作用。其次，布哈林的平衡论生态哲学思想。布哈林的平衡论把自然界称作“环境”,把社会称作“体系”,认为历史就是在这两者平衡与不平衡中发展的；他把平衡分为社会体系中的内部平衡和社会体系与自然界之间的外部平衡，二者不可分割，互相联系，后者决定前者。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指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培养基。这就决定着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另外，布哈林在狱中哲学笔记《哲学的沉思》中认为：“人类是自然的和自己的两重动物”,提出了人类“生活和工作在生物圈中”的观点。再次，斯大林改造自然的生态观。斯大林既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主义立场，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性，又对恩格斯抱有偏见而抵制辩证自然观，轻视自然界的整体性以及自然界内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只关注改造自然带来的眼前利益，却忽视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斯大林的改造自然计划当时取得一定成效，但留下了生态后遗症。20世纪70年代咸海开始干涸与1985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成为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两大生态灾难。苏联生态问题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能够自动解决生态问题。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挖掘。首先，福斯特等人批评了西方学者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缺乏生态思想的荒谬言论，明确把生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向生物学和自然观延伸。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必然破坏生态环境。高兹指出，“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

福斯特也谈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形成生态危机的社会力量，要阻止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不能仅仅在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环节上做文章，而必须进行制度变革，用生态社会主义国家取而代之。

再次，对生态危机本质和危害的揭示。福斯特认为当前的世界生态危机是一场“终结一切的危机”,是人类“最后的危机”.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出发推演出资本主义双重危机，强调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相比更加具有根本性。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号召开展变革资本主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全球行动。奥康纳呼吁：“建设一种没有剥削的、社会公正的生态型的社会，特别需要联合起来斗争，必然发展某种统一的政治策略，如此才能同全球性的资本和那些不断壮大的全球性准国家组织相抗衡”.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环境的忧患责任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生态公正等思想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们过于突出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体系中的地位，寄希望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来解决社会矛盾、用生态革命代替社会变革的思路也带有空想色彩。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逐步获得学界认可。在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发展根本性问题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与生态文明思想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认可和关注。首先，《自然辩证法》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最早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家的肯定。因提出基本粒子结构‘坂田模型’而享有盛名的日本着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在其对科学界和哲学界都有很大影响的《我所遵循的经典---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论文中，强调了《自然辩证法》对于“科学的方法”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今天，我想谈谈所遵循的经典着作，尤其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部着作就像珠宝的光芒一样照耀着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

在日本还有另一位深受《自然辩证法》影响的着名物理学家宫原将平，也十分认可这一点。不仅如此，《自然辩证法》中的“历史发展的思想”也获得了创立耗散结构理论的普里戈金的赞赏。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美国的拉斯金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及其物质基础的学说有一种生态学上的持续性要求，“剔除它的传统和19世纪的假想，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探讨一种新的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个内容丰富的框架。”1995年在法国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上，马克思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个生态哲学家和第一个社会生态学家，青年恩格斯也被认为是最早的伟大的生态学作家之一。2007年在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召开“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学术研讨会，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全球意义与对中国的启示受到中外学者关注。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佩罗曼教授强调，“马克思在帮助我们解释当今困扰人类社会的自然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方面则有巨大作用。”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也认为，“马克思的一些敏锐观察依旧适用于当前，马克思的认识对于后现代经济和生态文明仍然是重要的。”

除此之外，英国环境伦理学家乔纳森·休斯在着作《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得出了建立在生态上适度可行的生产发展是“各取所需”共产主义原则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不同区域和制度范围内的理论与实践，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启示、价值指引、实践经验和世界眼光。

思想启示在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指导，这种指导地位有待于在实践中凸显；价值指引在于，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行动，同时社会主义有制度优势，中国生态文明的成功实践必须要与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并行；实践经验在于，生态文明建设是综合性的战略设计，应结合基本国情实施有中国特色的建设行动；世界眼光是指生态文明具有全球性和人类性，中国要承担国内建设生态文明与推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双重义务。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开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伟大实践。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理论，尚没有成为现实，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还只能以理论形态存在，没有付诸实践的条件。”苏联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制度可能性，但未能转化为应有的实践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西方中心论”和资本主义制度制约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彻底解读。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最大的执政党，在全世界率先以国家战略的形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实践作用和世界意义。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探索。建国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理论与实践中，绿化祖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做了历史铺垫。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生态环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因素，领导开展了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修复生态、保护环境、计划生育、防治病虫害等工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号召植树造林和绿化祖国，兴修水利工程和减灾防灾，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化建设，提出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强调“集约经营”和“生态平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于1994年确立了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2003年提出了21世纪我国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的总体构想。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提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战略，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性运用和发展。党的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价值理念、实施原则、建设内容做出了全面、系统、具体的规划部署，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生态文明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突出了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第一次明确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根本目标，以及“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未来目标；第一次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做出全面部署，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以及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和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建设方针以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制度建设等重点任务，这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设计与实施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继承、结合时代特点的最新发展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创新性运用。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指引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引领全球生态文明进程。之后，同志着眼战略全局，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

比如，高度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将其看作是关系人民福祉和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民意所在民心所向的重要问题。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等六个方面出发，对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提出了明确、系统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则和实践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又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理论指南，也将对全球生态文明进程产生引领作用。

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好未来。同志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引领着中国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中国将引领全球生态文明进程。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绿色变革动力不足，资本主义失去了在人类生态文明转型中的引领地位。相反，不以利润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价值的契合性。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一条具有全球价值的探索人类生态文明进程的新道路。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十三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一个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与解释的学术流派，它认为科学知识是由一定的社会情境决定的信念，是科学家商谈的结果，往往表现为一种政治产品或财富产品，并且提出应当关注行动中的科学，而不是已经形成的科学。一些信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教育改革者主张，科学教育应当让学生清楚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本性，从而消除对科学的迷信。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科学教育主张本身具有一定的争议性。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英国社会学家布鲁尔、巴恩斯等人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成立一个“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studiesunit)，这一小组突破禁区，从“社会一文化”这一维度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与评价等展开研究，试图阐明科学知识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这也标志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兴起，并在其后几十年间迅速壮大。有学者这样评说:“爱丁堡的ssk早已跨越大洋在美洲扎根，牢牢把握了学术阵地，如今的ssk反而变成了正统，近乎成为新的学术霸权，其思想扩散并渗透到一大批从事科学之哲学、历史与社会研究的学者大脑之中，特别是其方法与后现代科学批判等运动相结合，在当今学术界影响巨大，争论不断，,.。由于爱丁堡学派持有一种激进而强硬的建构论主张，故又被称为“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的本质与科学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上，科学知识社会学正试图对当代科学课程的教学施加影响。以下，对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内容作一个简要介绍，并探讨其影响下的西方科学教育观。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时开创了科学社会学，默顿学派也因此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经典学派。经典科学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建制、科学规范以及科学共同体等问题，拒绝研究科学知识或科学的具体内容，科学知识因而成为黑箱。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打开黑箱，揭示科学知识产生的真实过程。爱丁堡大学的布鲁尔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理论家，他于1974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他自己也因此而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元老级人物。另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旗手，如巴恩斯、柯林斯、皮克林、塞蒂纳等。近年来，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在这一领域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其学术地位如日中天，有人认为他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地位已相当于库恩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以下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第一，科学知识是由具体社会情境决定的信念。科学知识社会学从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出发，认为自然界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中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没有起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对实在的描述，也不存在客观胜与确定性基础，而是基于社会意象而形成的，是受具体的社会情境决定的信念，是人们编织的故事。即使有最纯粹的事实描述，也避免不了信念对知觉的干扰，理论与文化因素仍然渗人其中。信念都是相对的，不可能超脱社会与文化的影响，而社会环境又随时间与地点而不断变化，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种族对事物会有不同的信念，因而，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自然的信念是唯一的真理。社会价值无法与科学研究相分离，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正因为自然信念具有多样性，要实现普遍的科学方法是不可能的，只是一种理想而已。正如布鲁尔所说，“作为一种关于我们实际上认为我们的.知识是什么的描述，经验主义的理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它虽然提供了某些砖瓦，但是它对我们用这些砖瓦来建造的、不断变化的大厦的设计方案却无话可说。

第二，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中进行的，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相互商谈的结果。在传统的科学社会学，亦即默顿学派那里，同行承认是科学界的最高奖赏。而在拉图尔等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科学家其实更关注的是信誉的积累，并通过信誉来获取更多的研究资源，以维持其科研工作的正常运转。‘他们把科学描述成一个市场，科学家将信誉‘投资’于那些他们相信会进一步获得可靠证据的问题之上，这种投资反过来又会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对他们工作的支持，还可以逐步提高他们在科学事业上的造诣川’，。这样一来，科学就处于一定的信誉循环之中，并融入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位重要的旗手塞蒂纳在《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一书中也阐明这样一种观点:利益的融合与利益的分裂支配着资源关系，通过资源关系维持了可变的“超科学”领域，形成了某种以权力游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实验室中的知识生产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网中进行的。所以科学知识的背后掩饰着权力与利益、商谈与决定，而这种掩饰常常会使用文学的、修辞的手法。

第三，科学知识是一种权力叙事，往往表现为一种政治产品或财富产品。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通过把发现和权力联系起来的办法取得合法性，这种联系决定(不仅仅是影响)了什么才算是可靠的知识。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常常研究科学史上的科学争论案例，而这种研究往往得出科学家的争论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与立场。夏平与斯哈夫撰写的《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对发生在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波义耳与哲学家霍布斯之间的一场争论进行了社会学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近代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严密、高度封闭、对自身特权高度警惕和对缺乏资格的门外汉持敌意的团体。更进一步说，自我任命的科学贵族在组织上是和当时西方社会的统治精英联系在一起的，其方法与观点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反过来，科学的权威、地位与认识论上的垄断是由它所服务的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来保证。如此看来，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而已。同时，科学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财富的产品―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而财富与权力又是息息相关的。波义耳拥有空气泵这种当时昂贵的科学仪器，这无疑加固了他的认识权威地位。关于这一点，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写道:“那些为了举证而优化人体性能的仪器需要额外的消耗。因此，如果没有金钱就没有证据，就没有对陈述的检验，就没有真理。科学语言游戏将变成富人的游戏。最富的人最有可能有理。财富、效能和真理之间出现了一个方程式。这样，科学就与政治、经济的权力联系在一起，为某种意识形态所利用。

第四，科学是一连串的行动，是制造结论的过程。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不要听信任何言说，而是要观察科学家实际是怎么工作的。巴黎学派的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与工程师》一书中对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实际行为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揭示了科学家如何通过论文引证、引用与图形来结成联盟，对付各种攻击;如何融入并掌握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使用游说的技巧，以谋求获取资助等。拉图尔把已经被接受为事实的科学知识、科学仪器等称为黑箱，他提出了一条这样的研究规则:“我们将在事实和机器的形成过程和制造过程中进人它们;我们将使自己不再背负任何知识之构成的前观念(preconceptions);我们将密切注视黑箱的闭合过程，并小心翼翼地把对这一闭合的两种对立解释区分开来，一种是在黑箱闭合以后做出的，一种是在试图使它闭合的过程中做出的”。也就是说，研究行动中的科学，即要在事实被变成黑箱前抵达它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也意味着打开黑箱，探视它究竟是如何构成的。黑箱里面装着的可能并非只有理性与秩序，各种机巧、计谋和混乱也可能充塞其中。

科学知识社会学不仅是一场壮观的学术运动，也是一种时尚的看待科学的方式，它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教育观的兴起，表明这种影响已经渗透到教育领域。由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是一套充满争议性的话语，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智力上混乱的领域，故它对科学教育的渗透与介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的警觉与不安。

信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教育评论家认为，当代科学教育应当遵循这样一种改革思路，“给学生表达具有较少英雄和理想色彩的科学研究图景。一旦了解科学就像我们文化信念中的其它部分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一旦让他们认识到科学实验的结果是社会谈判的产物，社会建构主义者相信，学生将会逐渐地减少对科学发现的崇拜，更好地成为一个在复杂技术社会中生存的居民”。美国国家数学教师联合会曾经归纳了一些渗透在各种科学教育改革话语中的流行观念，这些观念很显然深受社会建构论思想的影响。

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就断言，“关于数学的社会学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这一议题。数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一门纯科学课程，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正在试图挑战传统的数学教育观。数学教育往往与种族，性别、权力等纠缠在一起，数学的真理被声称依赖于文化。还有诸如“种族数学”、“同性恋数学”、“统计学课堂上的女性研究”等，都在试图越出传统的数学界线，打破既有的数学教学模式。

有趣的是，一些女性主义者在论述科学教育时，坚持认为当今的科学课程中隐藏着性别的密码，并郑重地提出这样的建议:“在物理学的课本中，光和声的理论应当排在力学之前讲授，原因是女性学生发现波现象比起该死和陈旧的坚固体来说，更符合她们的本性”而对于流体力学则发表这样看法:“我们看见了有关比例、距离公式和线性加速度的数学问题中的线性时间与女性身体显著的生理循环时间之间的对立”，正因如此，女性学生很难理解流体力学的基本概念。女性主义者对科学课程的分析与考察，很显然是从社会性别的维度出发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抛弃了客观主义的认知维度。沿着这种思路发展，甚至得出了这样可笑的结论―牛顿的赓性定律代表了牛顿对远方母亲的眷恋与思念。无疑，女性主义科学教育家所持的是一种激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立场。

毋庸置疑，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一个理解科学的独特视角，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科学研究细节的认识与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科学的迷信。但科学知识社会学同时也消解了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知识就是基于社会意象而形成的。于是，理性主义与客观主义关于科学的话语变成一种谎言，逻辑与证据不再是决定科学有效性和科学家进行理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科学家作为认识论的权威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科学家就是在实验室制造知识，并通过各种修辞手段将其说成是真理的人，而其中充满复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所以科学必须是“卑微的”。这种对科学的相对主义解释自然会招来许多批判。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主张”被人斥责为荒谬、灾难，科学哲学家劳丹甚至称其为“伪科学”，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科尔则用“巫毒社会学”来形容它。

科尔在批判建构主义科学观时，援引了库恩的一段话:“‘强纲领’被广泛理解为权力和利益便是存在的一切……事实或者由此得出的见解的合理性以及这些见解的真理睦或可能性，仅仅被视为修辞术，在修辞的背后，得胜者隐匿了其权力……有人发现‘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是一个发疯的解构实例，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鉴于库恩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巨大声望，他对“强纲领”的批判自然具有相当杀伤力。如果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荒谬的，那么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教育观同样也是荒谬的。无法想象，在抛弃了理性、真理与客观性之后，人们还怎么能真正理解科学?无论如何，培养学生的科学理性和认知能力，应该是科学教育的中心视界。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十四

摘要：《沉思录》是两千年前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对人生进行的深刻哲学思考，通过认真学习和拜读此书，有以下诸多感悟：他告诫在喧哗都市中整日忙碌的人们，要有闲暇时间反省自我，不断学习历练人生；要保持心灵的宁静，减少欲望淡泊名利；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坚持“理性”的人生观，遵从“本性”地生活。这些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人生思考。

古罗马卓越的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公元121―180年），是一位骑在马背上著名的“帝王哲学家”，在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绘画方面受过很好的教育，晚期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比他的帝国更加完美的人，勤于政事，是古罗马历史上少有的贤明君主。他的伟大也许不在于他的战功,不在于他的励精图治,而在于他留给后人一本他写给自己的书,一本二千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震撼人心的书：《沉思录》。

这本《沉思录》是一个身居高位者，在鞍马劳顿中写成的自己与自己的十二卷对话，主要探讨什么是善，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这是一本很难读的哲学著作，但是一本可以安顿灵魂的书，更是一本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变得纯净和高贵的哲学自省书。书中凝聚着作者思想的结晶，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它以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至今仍给我们带来许多教益与启迪。

一、自我反省，历练人生。

现在的人们生活在喧哗的都市中，整日忙忙碌碌内心深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追求什么东西，终日在乎名利得失,活的很累,很少能够静下心来反省自己。在《沉思录》中,作者这样告诫自己：“生活中总要有一点闲暇。”[1]83在这闲暇中让我们浮躁的内心回归到平静，对自己的道德品质、个人修养、责任良知、行为习惯等方面多做反省，看自己的这些作为人的必要元素是否套上了无形的和有形的枷锁，是否以一颗平常的心看待人生。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此阶段要做的事和特定的人生轨迹。每走过一段路，回头看一看，做些适时的反思，能更好地把握前进的方向，且不可一味低头盲目地向前走。要常用正确的思想方法，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己，在与自己的过去进行纵向比较的同时，还要和其他优秀的人进行横向比较对照，即所谓的“见贤思齐”。通过比较，在感受进步的同时，从中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寻求改进之道，找准努力方向自我提升。

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应时刻做好迎接困难和挑战的准备，“应当坚定地站立，准备着对付突如其来的进攻。”[2]112在不进则退充满竞争的社会中，我们要通过持续地学习，想方设法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竞争力。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只有坚持不断地学习、磨砺自己，才能不断地提高和改进；只有在不断地反省中才能历练完美的人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在宁静中，淡泊名利。

中国圣者们自古重视“静”的作用：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静胜躁，寒胜热，清净为天下正。”孔子曰：“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对于“静”奥勒留有自己深刻的理解：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特别是当他在心里有这种思想的时候，通过考虑它们，他马上进入了完全的宁静。我坚持认为：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3]36-37。

人之一世，颇为不易。在看似平坦的人生旅途中充满了种种荆棘，往往使人痛不欲生。我们不禁要自问：痛苦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痛苦大于快乐呢？那是因为我们总是把不属于痛苦的东西当做痛苦，把原本该属于快乐的看得很平淡。撇开外在的灾难和内在的疾病带来的不说，奥勒留认为人生的痛苦是自身的“不满”造成的，进而可以归纳出造成“不满”的缘由：“是对人们的邪恶不满吗？”，“也许你是不满于从宇宙中分配给你的东西”，“也许是对于所谓名声的愿望将要折磨你”，“也许是肉体的苦恼抓住了你。”……[3]37人生中的大多数人，抱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抱怨着我们的生活太沉重了，生活的重负如同一块巨石压身，常会觉得身心疲惫喘不过气来。于是，便时常为生活的重负而苦恼，并时常有一种摆脱的欲望。我们该如何减轻心的重负，保护这颗脆弱的心灵？如何做到心灵的“宁静”？奥勒留嘱咐我们，不要执着倏忽不定的外物世界，不要执着于身外的名与利，不要活在外力的迫使下；而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按照社会理性的要求活动，放弃那些只对作为动物存在的人有用的东西。我们的苦恼更多的是迷失于外在的纷扰。“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宋・苏轼《满庭芳》）人世间的虚名薄利，不过是蜗牛触角、苍蝇头那么大的得失，有什么好为之奔忙争夺的。所有的事物都是瞬息万变的，既然不能改变现实情况，就改变对现实情况的心境和态度。超越名利，把一切烦恼抛于脑后，保持自己心灵一方宁静的净土，泰然自若地生活。

三、珍惜眼前，把握现在。

面对生与死要顺其自然。死亡，是很多人所畏惧的，提及它总会心怀恐惧，无法安宁。但我认为死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样一个羞愧：当你的身体还没有衰退时，你的灵魂就先在生活中衰退[4]83。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该如何认识它？马可・奥勒留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死亡是感官印象的中止、是欲望系列的中断，是思想的散漫运动的停息，是对肉体服务的结束。”[4]82死亡与生殖一样，都是宇宙的自然行为，符合自然规律，所以是善的。人所拥有的只是现在，无论是长寿的人，还是濒临死亡的人都一样，他们失去的只是现在。

的确，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真实的，它直接与生命等同，除此之外都不是真正拥有的。人们一生中将面临无数个“现在”，我们所过的生活也是由无数个“现在”所拼接而成。正如奥勒留所说：“任何人失去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任何人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失去的生活。”[5]20这就是让我们对过去已发生的事情不必过多地悔恨，对将来未发生的事情不必过多地焦虑，我们只需做的，也是应该做的是理性地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把握好现在才是重要的。

四、本性生活，理性思考。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职场的竞争，面对世事的烦恼，你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生活。按照理性生活，进行反思自我调节，能够保持内心和谐，达到宁静状态。对于社会中差异巨大的不同个体来说，要想做到“理性”地面对人生可能会存在着很多困难。因此，马可・奥勒留在反复强调“理性”原则的同时，又鲜明地指出“本性”的重要性：记住做一个好人是你的义务，无论人的本性要求什么，做所要求的事而不要搁置；说你看来是最恰当的话，只要是以一种好的气质、以谦虚和毫不虚伪的态度说出来[1]120。如果一个人既坚持“理性”的人生观，又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遵从本性”地生活，他就拥有了某种独立的力量：“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你按照你自己的理智本性生活；没有任何违反宇宙理智本性的事情对你发生。”[4]93而这种“力量”，或许就是能引领我们正确地在人生之路上前行的钥匙。

“我们每天都要准备碰到各种各样不好的人，但由于他们是我的同类，我仍然要善待他们，不要以恶报恶，而是要忍耐和宽容，人天生就要忍受一切，这就是人的义务。”[6]5我们要怀着宽恕之心、仁爱之情，友善待人，做人以品为先。好的人品，不是建立在权力、职位之上，而是在高尚的精神境界中产生。你可能不是身居高官要职，你可能也不是亿万富翁，你也可能不是什么社会名流；但平凡中的你仍旧可以成为高尚的人，为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你仍旧可以干出辉煌的业绩，为社会更加和谐安定贡献一份一己之力。只有我们自身行动高贵了，动机纯正了，人品高尚了，才能摒弃外表让人眼花缭乱的光耀和浮华，多为他人办一些实事和好事。

通过认真拜读《沉思录》，聆听着这位伟大哲人思想的教诲，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人生智慧与精神鼓舞。在今天物化的社会里，如果我们的精神水平尚不能到达时常反省自己的高度，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接受马可・奥勒留给我们灵魂的洗礼，时刻历练心态，历练人生。书中意蕴人生的真谛远远不限于哲学家的著作，而是植根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他指导我们以开放的心态观察世界，向身边的人学习，在生活中“沉思”，才能读懂社会和人生的这本“大书”。

参考文献：

[1]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卷8[m].梁实秋，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卷7[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3]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卷4[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4]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卷6[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5]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卷2[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6]马可・奥勒留.沉思录：译者前言[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文简短篇十五

立场，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韦伯用一般的。

经验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曲解合理化过程，没有使合。

理性内容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消失殆尽。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理论是。

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来；这些解释视角在20世纪。

代的哲学讨论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可是，后来被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对《经。

济与社会》的研究）排挤到了一边，但在最近的韦伯研究中又开始抬头【2】。这些观点。

认为，韦伯的著作是一个整体；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宗教历史的解神秘。

化过程是西方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韦伯分析了这个过程，而且借助的是。

一个复杂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

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

概念。我想首先对他们的三种观点概略地加以比较，由此来阐明我的提问立场【3】。

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验知识的增长、生。

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

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调节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所发挥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出现变革。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则有另外一番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

是在这些亚系统当中，西方理性主义才获得了社会意义。当然，韦伯也对社会关系的物化。

（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因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

及后来的马尔库塞，都是从韦伯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在工具理性范畴下，统治自然的。

合理性与阶级统治的非理性融为了一体，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加固了异化的生产关系。《启。

他们毫不犹豫地纠正了马克思的实证立场。知识和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绝对的解。

放力量，可它们自身却成为了社会压迫的工具。

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三种立场究竟有怎样的正确性，而是它们共有的理论弱点。一方。

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

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

[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