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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模板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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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模板14篇)
2023-11-18 23:00:54    小编:ZTFB

在回顾过去的同时,我们也能找到未来的方向。总结可以借鉴一些写作技巧,如采用概括性的句子、使用引用等。接下来是一些成功人士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希望能够给你的总结写作带来启发。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一

葛兰西是较早对大众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人的全面异化是大众文化流行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而由于意大利法西斯统治导致意大利作家和艺术家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是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葛兰西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超越了精英主义全盘否定和平民主义的全盘接受思想,辩证地分析了大众文化对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霸权的.重要作用.其大众文化思想对后来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英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有宝贵的启迪.

作者:尹庆红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桂林,541004刊名:哈尔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ofharbinuniversity年,卷(期):25(7)分类号:b83-0:c912.4关键词:葛兰西大众文化文化研究文化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二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直接的理论来源。黑格尔参与了康德开创的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哲学革命,这场哲学革命,经过推进和发展,最后由黑格尔集大成为一体。

一、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来源。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生于1770年的德国,30岁时在耶拿大学任教,他的哲学思想最终被钦定为普鲁士国家学说是在1829年其就任柏林大学校长期间。

1.历史背景。

黑格尔的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进入高潮时期,以法国为首对其他国家影响巨大,德国各阶层统治者被迫进行局部资产阶级性质改革。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懦弱无能,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只能向统治的封建贵族阶级妥协,他们害怕革命。黑格尔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哲学家。

2.思想来源。

黑格尔的哲学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思想理论来源。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包含、吸收了以前的哲学实质,其中对他影响最重要的是古希腊的唯心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

黑格尔的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唯心论人物爱利亚派、柏拉图的理性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发展思想和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思想。黑格尔继承了康德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思想进行升华。康德关于辩证逻辑的`矛盾思想更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就这样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

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包罗万象,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构成的问题,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样来划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是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逻辑学。

逻辑学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包括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它集中地、系统地论述了概念运动的辩证法。存在论主要讲的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本质论讲的是矛盾的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范畴问题;概念轮是“存在论”和“本质论”的统一。

2.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内容。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明确论述了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内在统一。他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并且根据自己的哲学内涵将这一有机整体从某一阶段向另一阶段发展、升华;他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发展是非外在的,不仅有量的变化还有质的变化。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涉及到了物理学、力学、有机学等各个方面。

3.精神哲学。

精神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最后一个部分。“精神哲学”所研究的精神是指人的意识和认识,它不仅是关于人意识的学说,而是各种形式的人类精神活动和人间的各种联系关系学说,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唯心主义学说,黑格尔把社会中的所有表现都归结为精神的各种形式的发展。

对于黑格尔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我们应该客观、历史、完整、公正的加以分析,而不是采取极端偏激的手段对其过高的评析或者过分的贬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黑格尔哲学作用的评价是我们借鉴的榜样。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肯定的。

黑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他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在于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一般形式。

四、

对于黑格尔来说,它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看法,并未想到以后的学者因他引起的争论及对他思想进行的赞扬或者批判。不管怎样,黑格尔都是欧洲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哲学界的发展,它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直接的理论来源。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三

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翻译界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翻译家,对翻译理论发展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1923年为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貌》所撰写的序言《译者的任务》一文对翻译的实质、标准、方法等方面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其观点高屋建瓴,神秘独特,将译者从幕后推到了前台,从边缘推到了中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地位,一度被奉为“翻译的圣经”。国外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本雅明的关注和研究。美国女作家汉娜?阿伦特,英国翻译家保罗?德曼,法国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以及美国诗人、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等人均对本雅明及其翻译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德里达的名篇《巴别塔之旅》就是在他认真研究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之后的成果。国外学者对本雅明翻译思想的研究注重从哲学及语言学角度的挖掘,认为本雅明的翻译思想重点是从语言的角度揭示翻译的哲学本质,即翻译行为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本质与使命。然而,受长期以来的实用主义影响,我国译界对交际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翻译目的论、文化翻译理论等研究比较深入,对本雅明翻译理论的价值认识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拟从本雅明翻译哲学的各个层面对其翻译哲学思想进行再探讨,并着力分析本雅明的翻译观对一系列翻译问题的启示,特别是对历来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的启示,从而进一步揭示其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一、本雅明翻译思想概要解读。

(一)“纯语言”观。

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方式,这一思想与他的语言宗教观密不可分。本雅明理论的卓越与非凡正是基于这个包括一切的语言概念:大千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最终的目标是理解世界的构成,在不完整的人的语言和上帝的语言间达成和谐。这种思想受犹太教神秘哲学思想影响很大,并在格尔肖姆?肖勒姆的宣传下,被广泛接受。为了体现翻译的重要意义,一个前提便是首先要考虑语言理论,这是任何翻译和可译性概念的必要基础。在《译者的任务》发表七年前,本雅明曾发表了一篇更加形而上学的文章《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在此文中,本雅明提出了人类语言中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的区别。本雅明假定了一个普遍的概念范围,将其命名为“思想实体”,完全脱离且区别于“语言实体”。人的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但语言实体永不能包含整个概念范围。因此,一种语言根本无法表达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因为各种语言都是不完整的。依据圣经的观点,在天堂中曾经存在一种完整的语言,在人类企图建造巴别塔通往天堂之后,上帝便将这种语言分裂成不同的语言。因此,特定的单一语言便是起初纯语言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而翻译就是要使语言完整,要将分解的“意图模式”拼凑起来完善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源语言。由此可见,“纯语言”是本雅明语言哲学和翻译思想的出发点和根基,它拥有超越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语言”。在此意义上,译者的任务就是把具有亲缘性的各种纯语言的碎片拼接粘合起来,在目的语语言中把流放在原语语言中的“纯语言”的可能性释放出来,从而使各种语言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而趋于圆满。

(二)可译性与后续生命说。

在纯语言这个形而上的框架内,翻译于是也被提高到了语言的层面来理解。翻译将在对原作的再创造中把被囚禁在原作中的纯语言解放出来,从语言的流动中获得完全成熟的圆满的纯语言,因而,语言哲学中“不可译”的悖论在本雅明的翻译理论中并不存在。本雅明认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

1.在原作的读者中有称职的译者;。

2.源语言需要翻译,而可译性是其固有的特性及内在法则。因为艺术作品不属于任何特定时期;相反,它的生命是短暂的。艺术作品具有“时间效应”,而这一效应以“语境”的形式渗透在作品中。这一“语境”无法复制,它必须重新建立,译者的任务就是利用语言转换的形式去重新塑造原文本的生命。换言之,每一个作品涉及到它的翻译时,都是一种新作品的诞生,可译性因而成为原作与译作之间至关重要的生命纽带,作品的被翻译则标志着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了最新的、完整的展现,从而使原作进入了后续生命的阶段。由此看来,翻译是由原作的可译性召唤出来的后代,原作必须仰仗译作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因此,译作不是服务于原作,而是因原作而获得自己的存在。这一观点为经典作品的复译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译者只有在翻译中不断寻找“纯语言”,原作才能重获新生,原作语言与译作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才可被意指(表达)出来。

(三)意指方式与精英读者观。

既然翻译是挖掘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亲缘性”、“互补性”从而达到“纯语言”境界,那么寻求原语与译入语之间意指方式的互补交融则成为翻译的关键所在,因为“纯语言”只有借助语言间互补的总体意图才能实现,而译者正是要“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方式,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响应原作的要求,将它的意指方式带入译入语中,因为译入语需要这种外部力量来释放自身被隐藏的发展进化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译者要传达“如何表达”的,而不仅仅是“表达了什么”。归根结底,翻译就是对纯语言的救赎。意指方式的提出也印证了本雅明可译性论述中对合格译者的选择问题。因为翻译对象不是一般的信息类作品,而是具有高度文学性与文学内涵的经典之作,所以译者必定是精英读者,否则译作必定是对原作内容与内涵的不精确的表述,从而成为劣质译作。因此,作为精英读者的译者,不能迁就一般读者的接受习惯与认知水平,而应该勇敢地传达新颖的意指方式,把原作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用高标准引领读者,拓展其认知视野与鉴赏水平,这是翻译语言具有价值的先在条件之一。

二、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探析。

(一)“形而上”意义。

不同于传统观念,本雅明给翻译“赋予了某种本体的地位”[2]。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概念,从语言哲学的层面追问并回答了“翻译何以可能”这样一个翻译的本质问题,这十分类似于康德哲学三大批判的研究方式,追问的是翻译的前提条件、翻译的限度以及从什么意义上来讲翻译是可能的问题,从而深刻揭示了翻译的哲学本质。正如本雅明所说,“翻译最终达到表现语言间深层关系的目的,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达到表现语言间内部关系的目的”[3]。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交流沟通,不在于其传达的信息,而在于翻译就是人类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使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就是我们的思维本身,是寻找种语言源头的工作。这一思想揭示了翻译这项极具实践经验的人类行为的本质、价值和基本方法,围绕翻译自身构建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体系,并为其提供了相应的视域和立场界定,可以说囊括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所有基本问题。因此,本雅明一直被译界公认为是解构学派的奠基人。

(二)“翻译主体”意义。

在历来的传统翻译观中,译者与译本是从属于原作者与原作之下的,向来都处于“奴隶”与“从属”的地位。译者甚至被要求隐形,最多只是被视为原作与译作之间的中介,这样,在翻译行为中译者对行为结果———译作至关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就被忽略了。而本雅明却认为译作其实就是译者用译入语的意指方式所创造出的原作的回声,这样一来,译者与译作的地位就被提高到了与作者和原作相同的高度,从理论上极大提高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另外,精英读者观的提出,颠覆了接受理论的“读者中心论”观点。首先,在《译者的任务》一文开篇,本雅明就指出“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或一种艺术形式时,考虑接受者从来都证明是无益的”[4]346。因而,本雅明把译者的任务定位在了引导读者而非迁就读者的主动地位上。换言之,翻译不应该为了迎合普通读者的需要而存在,译作的优劣不以读者的喜好或可读性的高低为标准,一味迁就读者的认知和对市场的妥协,往往是劣势译作形成的根源。这种对译者主体性的确认、对读者需要的“无视”恰恰反映出了本雅明一贯对艺术作品翻译的严肃态度,也是其作为译者在精神上对艺术价值和职业操守的尊重和坚守,是翻译通往最高境界的努力,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三、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实践价值探析。

本雅明不仅从哲学高度上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追问式的思考,其生前还有大量的翻译实践作品。他的翻译实践为其理论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他的翻译思想不仅具有理论启迪意义,而且对于文学翻译实践同样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比如,困扰译界多年的许多纷争都可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得到较为明确的答案和启示。

(一)对翻译立场选择的启示。

翻译立场即直译与意译或异化与归化,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对翻译结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而立场的选择则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回答密切相关。本雅明认为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信息的传递,而在于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是伟大作品的基础,伟大作品又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要保持对原作价值的尊重,直译是必然的选择。只有直译,才能达到译作的“透明”,即从译作中清晰的看到原作的所有风貌;只有直译,才能充分揭示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才能使语言间的意指方式交融互补。也只有直译,才能最大限度的保留译作中“异”的因素,保留原作的结构、句法、节奏以及独特的语言韵味和魅力,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学意蕴。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过程。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在翻译中找到合适的意指方式。也正是这种差异本身丰富了目标语言的来源。那些外来的、不可译的概念和结构的引入,便参与到目标语言的持续补充之中,最终达到“纯语言”的顶峰。路德直译《圣经》,直接影响了德语的形态发展和变化,丰富了德语的表达,使其形式更加多样,音韵更加优美,表达更加丰富。因此,站在本雅明的翻译立场上,追求意义的传达与归化观念的译者必定是一个低层次拙劣的译者,他对自己语言惯用法的尊重远远胜过对外国作品精神的尊重,他错误地“保持了本国语言偶然所处的状态,不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有力影响”[4]358,从而忽视和限制了借助外来语拓展和深化自己语言的可能性,因而也无法完成作为一个译者的真正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雅明与鲁迅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鲁迅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5]。翻译要突显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新的表达方法便可由此催生。本雅明的直译观虽有一定的局限性,却提醒译者防止以本国语读者为中心的过分归化意译的做法。

(二)对“形意之争”的启示。

长期以来,在翻译研究或实践中,无论是语言学派还是文化学派,历来都提倡以交际目的为准绳,力求译文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精神和内容,即语言服务于内容。而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第三节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是一种形式。他的意指方式的概念囊括了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形式概念所包含的绝大部分因素,如词语特征、句法结构、章节构成和修辞方法等等,因此,精心细致的融汇原作的意指方式,“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4]354。本雅明使我们意识到,文学作品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纯语言在世间的载体,译者的任务在于在原著当中找出互补的意指方式,把原著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因此,译作的价值不仅在于传递了原作的内容意义,更在于用译入语语言再现了原作匠心独具的独特表达方式,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译作不把经典的原作翻译成为只传达了内容意义而忽略了原作形式的拙劣译作。也就是说,对文学翻译来说,怎么说的比说了什么更重要———“传意”必须“传形”,“以形传意”才是对原作最佳的翻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译作。这使我们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对“形”与“意”的辩证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对我国译界长期以来以追求“神似”向往翻译的“化境”、过分强调“功能对等”、“目的论”等为主流的翻译思想无疑是一种反动,值得翻译界深思。

(三)对经典作品复译的启示。

关于复译,我们以往是从文本需要、读者要求、出版市场、译者主体性、翻译质量等方面的因素加以研究与剖析,而本雅明的翻译哲学思想对复译现象做出了语言层面的解释,合理新颖而又独特,颇具启发性,使我们对复译的认识有了新的视角。首先,本雅明指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原作的语言品质,只有极具特色的高品质语言,才能为翻译提供丰饶的土壤,其可译性才越高。而这些特点正是古今中外伟大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其次,译作是原作的后续生命,越是伟大的作品其生命力越是强大,而“生命的范围是从历史的观点而不是自然的观点来决定的,……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历史向人们讲述了这些作品的渊源,他们在艺术家的时代问世,以及在以后的世代里原则上应有的永恒的后续生命。……那些不仅仅传达原作内容的译作便应运而生,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最新的、不断更新的、最为完整的展现。”[4]349这清晰地阐释了伟大作品何以超越时代,不断被翻译不断被传颂,生命力如此强大的原因。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的进化发展,过去的意指方式在新的语言中不再适用,必将产生更新,而伟大文学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仍在呼唤着翻译,这必然将产生源源不断的复译行为。本雅明的这一观点为文学经典、艺术经典及文化经典的复译、传承和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结语。

本雅明从本体论层面对翻译的本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他独特的翻译哲学思想引发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对翻译理论的重新思考,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其从翻译实践的研究延伸到了语言层次和哲学高度。他对翻译标准、翻译立场、译者的天职、以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使译界重新认识到文学翻译中语言神圣的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文学翻译的世俗观点。虽然译界对本雅明的翻译观点莫衷一是,有褒有贬,但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思潮,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深入挖掘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必将引发我国译学界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新的思考,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袁筱一,邹东来.文学翻译基本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54.

[2]袁伟.本雅明说的是啥[j].国外文学,(4):47-58.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

[4]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鲁迅.鲁迅自编文集:二心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179.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四

1)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礼记)。

2)苛政猛于虎。(礼记)。

3)皇皇不可终日。(礼记)。

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书经)。

5)对勇气的最大考验,就是看一个人能否做到败而不馁。——英格索尔。

6)只有永远躺在泥坑里的人,才不会再掉进坑里。——黑格尔。

7)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郑板桥。

8)只有敢为人先的人,才最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先驱者。

9)思想的形成,首先是意志的形成。——莫洛亚。

10)开发人类智力的矿藏是少不了需要由患难来促成的。要使火药发火就需要压力。

11)困境是造就强者的学校。

12)只有在相互信任的情况下,监督才会成为动力。

13)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罗曼·罗兰。

14)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朱熹(美文美句)。

16)被克服的困难就是胜利的契机。——丘吉尔。

17)杂乱无章的思维,不可能产生有条有理的行动。

18)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

19)你愈是躲着问题,问题愈会揪住你不放。

20)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不妨试试;最重要的一个字是:您。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五

农夫不解地问哲学家:您每天不是读书,就是伏案写作,难道不觉得辛苦吗?哲学家说:因为我有事业心,所以不觉得辛苦。

农夫又问:什么是事业心?哲学家想了想,说:我们不如来做个试验吧。只要你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一做,就知道什么叫事业心了。农夫点头答应。

哲学家接着说:请将你的左手握成拳状,往前伸直,然后将右手也握成拳状,高高举起。接着迈步向前,每走两步后,将左手往两边摆动一下,然后再走两步,将举起的右手放下,又举起。就这样,一直重复着这些动作,并且转圈。

虽然农夫不明白哲学家为什么要他做这些动作,但他还是照做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农夫受不了了。哲学家问:感觉怎么样?农夫说:受不了,太辛苦了!

哲学家笑着问:请问,你会耕田吗?

农夫说:笑话,我是一个农夫,耕田是我的工作,我要是连田都不会耕,那还叫农夫吗?

哲学家说:你能将你平时耕田时的动作,在这里示范一下吗?农夫毫不犹豫地做起了耕田时的动作。只见他左手握成拳状,往前伸直,然后将右手也握成拳状,高高举起。接着迈步向前,每走两步后,将左手往两边摆动一下,然后再走两步,将举起的右手放下农夫惊奇地发现,他做的动作,与哲学家半个小时前让他做的动作一样。

哲学家笑了,问:你耕田的`时候,觉得辛苦吗?

农夫说:不但不觉得辛苦,还觉得很愉快。

哲学家又问:都是相同的动作,一个觉得辛苦,另一个却不觉得辛苦,那是因为什么?

农夫答:因为在耕田时,我心里想着丰收,所以不觉得辛苦。而刚才,我在做您让我做的动作时,心里什么也没想,所以觉得辛苦!

哲学家拍手道:这就是事业心。因为你心里有了追求,所以长年累月做相同的事情不觉得辛苦!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六

1)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孔子)。

2)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

3)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

4)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孔子)。

5)见义不为,无勇也。(孔子)。

6)士可杀不可辱。(孔子)。

7)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

8)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中庸)。

9)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礼记)。

10)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七

西方曾有学者将世界宗教分为西亚.印度.中国三大河系.我们讲到宗教时往往不自觉地将基督教.伊斯兰教一类的西亚宗教作为宗教之标本,以为若与之有异就有些不大地道.其实要归纳东西方一切信仰系统才能对“宗教”有个清晰的概念.古人以儒释道为三教,这“教”与今日之“宗教”同义.道教可说是世上最自私的宗教.基督徒会为耶稣去死,穆斯林会为安拉去死,没听说道教徒会为太上老君(老子).南华真人(庄子)卖命--盖因其教祖只教人如何明哲保身,如何逍遥快意.道家有炼丹御如之术,旨在此生此世长生不老.佛家在印度重苦修,希冀来世灵魂解脱--流行中土后变为追求当下解脱(觉悟)的禅宗,就受了道家的影响。

在同时代的中国学人中,章太炎的视野最为辽阔,对社会学以及近代西方哲学皆曾注目.像俱分进化论一类的文章就受了欧洲古典社会学的影响.建立宗教论弘扬唯识宗的印度现象学,差不多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运动同步--熊十力新唯识论就是其工作的延续.章的学问源于无著的摄大乘论,熊的学问源于世亲系统的成唯识论.就经学而言,章是古文经学,赞赏荀子;熊是今文经学,倾心孟子.政治态度亦与之相应:前者是保守派,认同北洋;后者是革命派,认同广东.北伐成功后章氏即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他的语言学我一点不懂,听行内的朋友说成就在赵元任之上--民国时尚有黄季刚可传其学,现在也成广陵散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科学界只有熊十力的学问是世界性的,章太炎勉强也算得上,其余都是区域性的。

现在学界争说陈寅恪,其人领域只及魏晋南北朝隋唐一段,如何能成大家--此正俗语所谓“矮子看场,人云亦云”。

《神州》的说法只是沿袭了传教士的旧说.利马窦神父来华时身著儒服.口诵五经,时人以西儒目之.他引原儒为同调,抨击佛教以及受到佛教影响的宋明理学.像徐光启一流的士大夫所以皈依基督教,就因其形态与诗经.尚书所载之上古天帝崇拜差相仿佛--觉得信主才有可能回复纯朴的尧舜之世.信奉一神教的周人由西北入据关中,传教士还考证说这支民族就是旧约所载失踪的部落.犹太裔的汉学家像列文森等人关注儒学,亦因中国上古的一神教和犹太教非常相近.神州作者的心态则与徐光启一般无二,只是将作为民主楷模的美国当作现实中的尧舜之世.日耳曼蛮族颠覆罗马帝国,如同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罗马像发育成熟的大人,日耳曼则是天真的儿童.前者有如老成之典型--欧陆的蛮族在发育的过程中模仿大人动作,很快变成像罗马帝国一样的君主国.唯独在文明边沿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没有典型可依,遂顺天性自由发展,身躯长大而童心未泯,仍然保有很多部落的传统--北美比英伦更为明显.美国总统选举俨然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所描写的部落酋长选举之再现.联邦即部落联盟组织,汽车则取代了牧人之马匹.迪斯尼乃儿童乐园,成人游玩其间也觉其乐陶陶,可见文化之原始.他们的宗教还是华人在童年时代所信之一神教。

现在教堂逐渐冷落,社会风气也在走下坡,恐怕将来也会由尧舜时代步入夏商周.最近发生的企业执行长丑闻便是预兆--公众期之以尧舜,而其道德水准只及夏启,这在不久以前还是无法想象的.华人家族式企业传子不传贤,对外人存有戒心,反而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北宋在应当扶辽抗金之时联金灭辽,而南宋则在应当扶金抗蒙之时联蒙灭金,最终国亡鼎迁,欲吸取教训亦不可得.政治家忧虏当下困境,每将敌人之敌人视为天然盟友.其实宿敌并不可怕,容易找到应对之方;而陌生的新兴势力一旦变成劲敌,往往让人手足无措.美国在十几年前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当其培训圣战者对付苏俄之时,恐怕想不到会养虎为患.酿成今日之祸.为政譬如下棋,不能只看一两步。

《诗品》受到印度现象学影响,以二十四种意趣情态传达诗歌的意境与风格--其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有非现代文艺理论所及者.如“清奇”一品:“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尸寻幽.载行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诗歌之韵味极难辨识,刻意描摹反着语言文字之障.你看他只以画意比拟诗心,使人于连翩遐想中豁然领悟“清奇”之境--真个是禅宗祖师的手段.而今现象学研究不过按部就班的工匠活,殊无诗品灵气。

欧洲犹太人曾深受主流社会排挤迫害,马克思的叛逆性格与之不无关系,而其创立的被压迫者的宗教最终在世界范围颠覆了基督教民族的殖民帝国.欧洲因新约排犹,美国则因旧约扶助以色列--后者尚有十字军情节.然而世易时移,此时之中东早已是安拉地盘,非复所罗门时代光景.齿亡以其刚,而舌存以其柔.手中有牌,妥协会被看作善意;待到无牌,退让就是向人示弱.苏联解体的时候当是以色列寻求和解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犹太人做起生意异常精明,但政治牵动宗教民族感情,使人无法精确计算利害关系.道若委蛇,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才能真正保护以色列--像美国那样做法爱之适足以害之.犹太人不论流落何处,境遇如何艰难,都不忘经典之讲习--默默以民族文化滋润自家生命.文明能量高度密集,不像希腊化文化因广泛传播而稀释,是故他们在各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华人则不然,只知炫耀国粹以满足虚荣,自己一无所得.暗然日彰,的然日亡,此之谓也。

儒墨乃战国之世的显学,其教团有类英国两党制中的保守党与工党.项藉亲儒,故以鲁公为爵号;刘邦亲墨,曾依墨者之法约法三章.两大流派皆源于山东的文化传统.山东人与秦人大不相同.秦人乃一发育未久之年轻民族,遵纪守法,思维机械而少变通--象山涧砾石棱角分明.山东人则是文化悠久的老年民族,腐败散漫,脑筋灵活而多权谋--如河口卵石浑圆光滑.秦始皇和汉高祖分别是两种人类的代表人物。秦简常见津法文件,山东简帛则每有哲理篇章.史记.陈涉世家就讲严苛的'秦法如何在山东激起民变.商鞅尚法,申不害重术,可谓因地制宜.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是注重栓选超过了法制,盖因治理老年民族需要随机应变的措施而非一定之规.西人与华人之差别有类当日之秦人与山东人,盲目引进西洋法津必然造成适应不良的问题.法津应与治民之性情相吻,譬如量体裁衣.将本朝之法与大清津以及六法全书相比照,斟酌损益.取长补短,一以实际效用为依归,如此才有一代良法.欧化的知识分子视西人如帝天,稍有所得便慨然以启蒙为己任--既高估了自己的智商,也污辱了他人的人格.首先要向自己启蒙,培养一种对历史背景和实际状况的直感.西文为字母文字,观念每从抽象理论演绎;中文为象形文字,思维向由生活实际出发。

近代史上孙毛二公皆由整党开创新局,堪称大师.党必以坚定信念为脊梁,否则只是在政府机构上面床上叠床.对老年民族来说,理智温和的信仰才能生根,过于激烈则如飘风暴雨难以持久.可将四书.老三篇.曾文正公全书作为经典讲习,交流为官做人之道,展开批评自我批评,提撕一个”诚“字.党员每周自由参加礼拜,经典革命歌曲当圣歌来唱,培养一种大家庭的精神氛围.就连”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也能起到起信的作用.意大利人腐败不亚华人,但天主教会始终屹立不摇,盖因其形成可大可久之文化传统,富有内在的吸引力.政府官员可选拔精明干练之管理人才,党务首脑则必具精神领袖气质--善于鼓舞人心,使之持续亢奋.若无信心就不会有稳定的经济增长。政府站在资方一边,党就应当站在劳方一边--两套系统和而不同,在最上面合二为一,浑然一个太极。人大.政协乃党组织联系社会之触须,并非平行机构,首脑最好由党委副书记兼任以别尊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乡镇选举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第二高票可委任监督官,以为国家耳目。乡镇长如有不轨即时以之替换--如此则当选人必须同时兼顾民意与上意,如有芒刺在背。

在美国各族裔中,白人较亚裔真诚,黑人更比白人真诚.黑人开化最浅,心智单纯有如儿童,所以才会被人拐卖为奴.他们在舞蹈体育方面的天赋尽人皆知.摩崖画像常见舞蹈造型,此乃原始民族之特长--因其尚未发育深刻思想,故而倾向以身体语言表达感受.运动场上的黑人健儿则使人联想罗马时代的角斗士.文明人只习惯以智能相互搏击,体质已然退化,蛮人之肉搏唤醒了他们青春的活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划界为国,其实还是部族社会,根本无法适应群雄逐鹿的国际竞争。山姆大叔热心向其推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殊不知美国正处可遇不可求的黄金时代,而非洲则须在赤铜时代和黑铁时代间做出选择--后者盖指没有秩序的乱世。真正需要的是如民之父母般开明专制的政府。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建立秩序,强制施行计划生育,进而引导本国商界适应国际经济竞争。市场犹如大江大河,波涛汹涌。父母自己要会水性,先教孩子在浅水处划水,然后再到水深流急的深水区游泳。放任自由只会令其溺死水中。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八

摘要:《东西均》是方以智的哲学代表作,形成了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并具有完整性、集大成倾向和鲜明的经世色彩。《东西均》代表着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度总结,对中国近代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不仅精于各种“质测”之学,更是一位曾被历史一时埋没的大哲学家。成书于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利六年(1652)的《东西均》,凡28篇10万文字,是方以智思想成熟时期的一部重要的“通几”之作。《东西均》“博采三教,烹庖百子,用典晦涩,陈义玄奥”[1],系统表达了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东西均》哲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特征,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东西均》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完整的逻辑体系。

方以智不是一个专门的哲学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有意识地建立庞大而精密的哲学思想体系。他只是有感于当时人们拘泥于儒释道各家学说之“小均”、“独均”,而期望杂糅百家,明证“全均”之所在。

但方以智无意间却完成了建立哲学思想体系的任务。《东西均》内容既涉及本体论,也论及认识论;既有作者独到的世界观,也试图给世人提供应对世界的根本方法。侯外庐先生早年在论及《东西均》一书时,明确指出:“它是一部集中的、有体系的哲学著作。”[2]《东西均·所以》篇专门正面论述了世界的本原问题。在早期,方以智是一位典型的气论拥护者。

但在《东西均·所以》中,方以智认为,心也,气也,理也,皆非世界的本原,“名殊而实本一”,它们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所以”。心有所以心,气有所以气,理有所以理,“所以心”,“所以气”,“所以理”,方是世界的唯一究竟。而“所以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万物,而与天地万物烟熅(氤氲)不分者也”(《东西均·所以》),“所以”看不到,摸不着,但创生天地万物,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处处寓存,永不灭息。

方以智用“尽天地古今皆二”和“公因即在反因中”来描述世界的状态。方以智积极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矛盾观,提出了“尽天地古今皆二”的命题,深刻揭示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在《东西均·开章》中,方以智说明了“东”、“西”的含义,“古呼物为东西,至今犹然。……道亦物也,物亦道也”。

《东西均》28篇中,大部分篇名都是以“对待”形式出现的,本身都包含着作者赋予的“一分为二”的深刻思想。在揭示了“尽天地古今皆二”后,方以智又认为万物在“二”的基础上同时实现新的统一。方以智解释“东”、“西”含义的同时,对“均”也进行了说明:“均者,造瓦之具,旋转者也”;“均固合形、声两端之物也”。“均”指“旋转的陶钧,也是指调节编钟大小清浊的器具均钟,所以,‘均’有统一两端而运转的意思。方以智《东西均》的标题,在提法上就包括有对问题的.解答,即表示此书主旨在论述物质内在的矛盾及由于矛盾统一而产生的运动。”[2]方以智用“公因即在反因中”来阐释事物发展的原因。“正因”是事物发展的正面原因,即有利条件;“反因”是事物因“对待”而产生的原因,即不利条件或反面原因。“正因”易于理解,但“反因”却是更为深刻的原因,“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极相反”,“千万尽于奇偶,对待圆于流行(对待以其相因而圆融)”(《东西均·反因》)。方以智认为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人事,都存在着这样的普遍规则。因此,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即“公因”)存在于“反因”之中。

方以智在揭示了世界状态的同时,在《东西均》中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世界的基本方法:“举一明三”。方以智认为,事物“一分为二”,我们认识世界和应对世界的关键,就是在“二”的基础上如何实现新的“一”。这个新的“一”,不是原来的“一”,而是“三”,“大一分天地,奇生偶而两中参”,“三即一,一即三,非三非一,恒三恒一”。方以智将这种“举一明三”的方法应用于认识领域,提出了“随”、“泯”、“统”的观点。“明天地而立一切法,贵使人随;暗天地而泯一切法,贵使人深;合明暗之天地而统一切法,贵使人贯。”(《东西均·三征》)“随”、“泯”、“统”是应对世界的三种基本方法。“随”是“明天地而立一切法”,即阐明世界万物的实有和存在,明确事物的特殊规定性;“泯”是“暗天地而泯一切法”,即通过对事物的现象性的认识,消解客观事物特殊性和差别性的存在;“统”是“合天地而统一切法”,就是在“随”和“泯”的基础上,“合明暗”,否定事物的差别和对立,实现对事物的更新层次的认识。

(二)突出的集大成倾向。

方以智认为:“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学以收其所集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袭掩。”[3]就学术思想而言,方以智曾以其所处的时代而庆幸:“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在《东西均·开章》篇中,方以智更是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以十二折半为炉,……金刚智为昆吾斧,劈众均以为薪,以毋自欺为空中之火,逢场烹饪,煮材适用,应供而化出,东西互济,反因对治,而坐收无为之治,无我、无无我,圜三化四,不居一名。”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对儒释道各家思想总是尽可能辩证、客观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方以智一方面不赞同理学死读书的迂腐做法,也反对心学空谈心性的机巧作为,但另一方面,方以智在方法论上神化易学,在核心价值观上对儒学高度认同。方以智经常把自己的思想矛头指向庄子,但其对世界统一性的深刻认识、超脱的人生态度,显然又受到庄学的影响。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利五年,方以智出家为僧,皈依佛门,次年在五老峰著《东西均》,《东西均》禅味十足,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鲜明地打上佛家的印记,但方以智显然不是一个忠实的佛家弟子,尤其是对禅宗以为偶得只言片语便视为得道的做法极为深恶痛绝,同时,他对儒学、对世事却又显得心有旁骛。

从表面看来,方以智的集大成并没有给世人一个新的实在,但在《东西均》中,作者通过对各家的“烹煮”,却实现了各家学术思想新的高度会通。

(三)鲜明的经世特色。

从生平事迹来看,方以智更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年轻时,他“自负要提三尺剑”,经世报国。归隐之后,史料表明,他也并没有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

《东西均记》最后的两句偈语“魂魄相望,夜半瞻天,旁死中生,不必其圆。似者何人,无师自然,于此自知,自古相传”(寓“明人方以智”)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从内容上看,《东西均》和大多数中国哲学作品一样,也是一部关于道德、人生、学业的经世之作。

调和儒释道三家伦理价值观,是《东西均》的根本宗旨。《东西均》各篇章所阐释的具体内容,或学术,或伦理,大都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旨趣。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将“举一明三”的方法,广泛应用于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在心物问题上,面对当时理学和心学之蔽,他重新诠释了“尽心,知性,知天”;在信疑问题上,他提出信其当信,疑其当疑,“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东西均·疑信》);在名实问题上,强调要看穿世界的颠倒,不为字面的颠倒所限;在对于世间的观点的奇庸问题上,提出“奇其庸而庸其奇,奇其语而庸其心”(《东西均·奇庸》);在学问全偏问题上,“凡学非专门不精,而专必偏,然不偏即不专。惟全乃能偏”(《东西均·全偏》);在神迹问题上,认为“偏言迹,其神失;偏言神,其神亦尘”(《东西均·全偏》),提出应以迹补迹,以神化迹;在道艺问题上,提出“知道寓于艺者,艺外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东西均·道艺》),等等。

另外,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设《生死格》一章,专门阐释了他的“大生死之事”、真知生死“通变化而知危微交轮之机”和“不虚生,不浪死”的人生态度。

二、《东西均》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对于方以智的归禅,不少人曾持否定态度,认为此行为相对于其年轻时的积极入世,此学说相对于其早年的科学、激进,是一种妥协和退步。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方以智一波三折的社会经历和他归隐之后的详细事迹,我们就不会再有贬低之词。另外,评价一个人哲学思想的成就是不能简单地以其政治态度为依据的,而主要看他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在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早期方以智的科学哲学精神确实难能可贵,“质测即藏通几”之学也是发前人所未发之理。

不过,这些合理元素在《东西均》中不仅得到延续,更得以丰富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对理学、心学的批评继承,对庄学智慧的通达领悟,对禅学思维方法的高度把握,从哲学层面上来说,无论是思想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是方以智本人以前所不能达到的。应该说,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东西均》应该是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二)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度总结。

也许,在某一方面,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不及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如王夫之等,但《东西均》无疑实现了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高度总结。中国古代哲学家论及的主要话题,如天人、心物、名实、道艺、道器、有无、虚实等,《东西均》均作了探讨。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方以智的“所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气”论、“道”论、“理”论、“太极”论等学说的继承和超越,他已经深刻认识到作为世界本原的非具体性、客观性、统一性和根本性。在世界状态问题上,他积极借鉴中国古代哲学的“万物莫不有对”的思想,同时又深刻揭示了事物对立双方的相互统一关系,科学揭示了世界的存在、发展状态。在方法论上,他以“举一明三”的形象表述,指出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融合、创新的根本路径,概括了认识世界和应对世界的基本方法。

更重要的是,《东西均》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几个主要流派的会通,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当时很多学者所追求的“三教归易”的学术目标。另外,方以智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学养的中学大家,由于积极接触西学,初步实现了中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

(三)对中国近代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认为空谈心性排斥技艺的理学、心学和禅学都是“虚窃”之学。“欲挽虚窃,必重实学。”方以智就心物、道艺、象数等多种关系从多个层面阐发了实学宗旨,认为“实学”就是“求实而已”,就是“善疑”,“新可疑,旧也可疑;险可疑,平更可疑”(《东西均·疑何疑》)。他的这种“善疑”、“崇实”的治学态度和会通古今中外的治学方法,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影响,对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启蒙意义。方以智哲学思想还产生了颇深的国际影响,有日本学者认为,方以智的著述曾影响日本近世思想。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九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文化的交融,孔子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与更新,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孔子思想价值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深入了解孔子文化。不仅如此,国外也流行学习孔子思想的风潮,如一些孔子学校的开办,很多中国教师被聘请为孔子学堂的讲师。孔子思想不仅是在教育界有深远的影响,在思想界、文学界也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而如何将这一思想正确的运用的国家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上来,是众多思想家最为关心的问题。

西周的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于是春秋战国时期,一大批思想活跃的学者在如何同一国家、安定民生方面进行了激烈了讨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百家”即指当时的各个思想学派,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等。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孔子思想产生了。对于孔子学说的'思想要义,首先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

此外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有权利接受教育,没有高等与低等之分,要使得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孔子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一开始,孔子思想在鲁国没有被接受,于是孔子开始了游说各国的旅程,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在各个国家之间的传播。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过两次重大变革,一是秦朝时的焚书坑儒。秦朝建立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的现状,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下令焚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书籍。在焚书的第二年,,秦始皇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二是汉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孔子思想已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在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上进行了改进和完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

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此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武帝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孔子思想在不同领域中的体现。

现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文化的交融,孔子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与更新。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而笔者将要谈到的慈善思想也是以“仁”为基础的思想。慈善思想有两种定义形式,从传统的角度讲,是指政府与公众之间,政府提供无偿的援助,从现代的角度,慈善通常是指社会各界的人士进行了无偿捐助。首先是“泛爱众”,“仁者爱人”,最初的“爱人”思想是停留在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爱,慢慢的,推而广之,“爱人”成为了对他人的一种责任,继而关爱他人也成为“仁”的一部分,即孔子思想意义上的“泛爱众”。

此外是“惠民”主张,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疾苦,思民之所思,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急,时时刻刻记得,要把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作为第一要务。此外统治者不仅要对老百姓直接施于恩惠,还要引导他们做对自己有益的事,通过一些经济措施,从而使自己在其中受惠。

纵观历史长河,有很多王朝因为百姓忍受不了王朝的欺压,而奋起反抗,推翻顽固的王朝。于是孔子从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角度,提出“均贫富”的理念,要多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施以援助,而不是对富裕的官员锦上添花。

2.2孔子思想在和谐社会中的体现。

孔子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彼此之间是亲友也好,陌生人也罢,都要多一份关心,多一份疼爱,这不仅存在与亲朋好友之间,如果对待陌生人亦如此,那么社会上就会少几分欺骗、黑暗,多几分温暖、真诚。孔子思想将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思想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推而广之,这种仁义也可以以适合其他的社会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孔孟的儒家思想对我国建立和谐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3.1教育界方面的改善。

上述提到了孔子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指导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孔子思想的正确性。但是相比西方哲学家、教育学家苏格拉底的言论,笔者发现,我们在遵循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仍需进行适当更新、适当改进。比如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我国的模式比较保守陈旧,这样难以培养创新型的人才,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难以拉平。因此在这一方面是需要更新改进的。比如要减弱教师在课堂中的主体性,增强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不能一味的向学生灌输知识,而应该增强他们的自学能力以及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还需注重师资力量的提高,培养高素质的人民教师,不仅要求他们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实干能力,并且职业素养要达标。

3.2如何加快和谐社会的建立进程。

孔子思想对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具有指导意义,为当今社会注入了正能量。但是笔者认为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的。比如,当前的社会风气不佳,这时不能仅仅在网络上营造一种“网络效应”而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改善这种状况,而这不能仅仅依赖个人力量,而需要在政府的带领下,从制度上进行改革,然后再在其他层次上进行改善。在政府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的同时,也要接受群众的批评反馈,这样才能更好的扭转这一形势。

结语。

通过上述简单介绍,可以基本明确孔子思想的发展史及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体现,包括教育界、思想造诣上、构建和谐社会上等等。虽然在实际应用及转化中仍然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笔者相信通过适当的调整及改良,这些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十

·量子力学对经典科学世界图景的变革。

·论科技道德的激励功能。

·从“四元知识链”的视角看工程创新。

·社会建构对科学哲学的挑战。

·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

·当前我国科普工作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十一

孔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哲学著作一般都从天命观、历史观、人生观、认识论等方面,论述孔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不过笔者认为,这些论述所注重的是中国哲学的理论内容方面,而没有重视它的致思方向方面。实际上,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哲学自其产生以来,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都能够发挥启迪、指导作用。这是由中国哲学高度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致思方向决定的。而这种致思方向,是深受孔子思想影响的。

中国哲学之所以被人们视为“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则是由它在与古希腊大致相同的时期——先秦时期所形成的致思方向决定的。对于这种致思方向的形成,孔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基本宗旨是“天下归仁”。简言之,孔子思想关注的焦点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着重探讨的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合理的行为准则,立言宗旨是引导人们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孔子哲学的重心在于“人”,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而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注重自然事物的研究。这种状况,对于当时正处于形成阶段的中国哲学的致思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和开创时期。作为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必然地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形成发生了重大影响。概括地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导致了中国哲学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哲学不重视自然哲学问题的研究。借用“人伦物理”这个词来说,就是导致了中国哲学重“人伦”而轻“物理”。这是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最主要的影响。其二,时于中国哲学没有走上宗教化的道路产生了重要作用。

孔子虽然也具有“天命”思想,但他基于对社会人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对殷周以来的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中国哲学始终没有走上宗教化的道路,更没有像中世纪的西方哲学那样成为“神学的婢女”,可以说孔子对待鬼神迷信问题的立场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哲学的`致思方向既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根源,也有思想方面的原因。这后一方面的原因,主要就是孔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自汉代开始,孔于思想被尊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就哲学而论,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哲学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这使得先秦时期在孔子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哲学致思方向,变得更加确定。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影响,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评价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问题。简单地说,笔者认为这种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毋庸讳言,中国哲学重“人伦”、轻“物理”的致思方向,导致了“德性”在中国哲学中的过度发展,而“知性”发展不足,这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负面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一以贯之的致思方向,使得中国哲学在任何时代都能够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发挥启示、指导作用,都能够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智慧。以《论语》为例,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从中找到它与社会生活的结合点。这里的必要前提,当然是《论语》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这正是由中国哲学高度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基本致思方向决定的。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十二

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成为教育行业最为关注和最难攻克的课题之一[1]。市场经济的多元价值观念在对马克思主义人才培养规范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遮蔽中占据了大学生思想高地的多个山头,高校青年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急需矫正和拔高。

孔子礼学思想的深刻内涵不仅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在今天的中国显示出最迫切的需要。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子面对礼乐之崩坏提出了原则具体、内涵丰富的礼学体系,今天的社会失序更加需要孔子礼学思想的光辉重新焕发,对于高校青年的思想道德修养培育更是如此。不论是修身养性、孝老敬亲还是仁义道德,都是能够在今时今日的时代背景之下得到改造和继承的优秀思想精髓。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之后,孔子的礼学思想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理想培育、人格健全、思想净化、修养提高等方面皆有极大益处。不仅可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理论内涵,也能够对民族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起到实效。研究孔子礼学思想与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关联并探讨两者之间的多种可能,是极有时代意义的[2]。

(一)礼的道德规范功用。

礼是立身之本。孔子认为,人离开了礼仪规范就不能成为真正完整的人,人的存在以礼教的约束为根本。孔子在这里提出的“礼”的概念不仅仅包括从前的宗教、祭祀之仪式,还包括人在社会中应该遵守的礼节。所谓君子,就应当一言一行都符合礼教规制,不能越轨、随心所欲。孔子一直强调,“不知礼,无以立”,证明“礼”是立身之本。另外,“礼以行之”、“克己复礼”、“以礼约之”都体现了孔子心中“礼”对人的格局、境界、修养的培育功能。

礼是交际原则。虽然孔子的“仁义”学说强调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和内心修炼,“礼教”思想更多针对于社会秩序的遵循,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割裂和独立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仁”也是一种“礼”。因为对人和善、团结和谐是与人交往和立身立命的一种较好的方式,也是高尚情操的一种行为准则,当然能够成为一种“礼仪”。彬彬有礼则得孝、忠、亲、爱,这已经涵盖了社会关系中与父母、领导、朋友、配偶等几乎全部范畴。

礼是统治之道。孔子认为,为政者不仅要“仁义”,更要“尊礼”。在统治层面上,“礼”既是政权体系、权力结构、法律规制;也是社会道德、行为规范。既有上层秩序,也有民间秩序,贯通了国家的全体层级。要想长治久安,必须遵循礼教秩序。

(二)礼的基本遵循原则。

以情遵礼。孔子认为,礼仪这一形式化的抽象词语背后寄托的是真实的情感,因而成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并在生活中鲜活存在、广泛接受。例如在对丧事的礼教规定中,就体现着臣子对君王的忠诚、子女对父母的感怀、妻子对丈夫的不舍。在祭祀的礼节中,体现出天子对神明的敬畏和对臣民的思虑。没有这些,“与其奢也,宁俭”。也即是说,如果不怀着真情实感,宏大奢侈的礼节场面还不如省去。可见,孔子对遵循礼制的要求之一,就是内心认同、发自肺腑。

以仁遵礼。“仁义”、“礼教”难以分家,只有讲仁义、懂谦让,才能形成“礼”的局面。在遵守礼教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仁”和“敬”,待人尊敬诚恳,才能“归礼于仁”。

(三)礼的时代教育价值。

礼能蛱岣咦陨硇扪水平。正由于“礼”是立身之本,通过“遵礼”才能实现自身的安稳立足和价值实现。自身修养的水平是以“礼”的外在表现为标志的,待人诚信、亲和,处事得体、尽心,不仅都是“礼”的体现,而且还是当今急需的个人品质。

礼能够改善社会和谐面貌。“礼”是一种伦理,直接面向人际沟通与交流。社会和谐的根基,就恰恰在于社会关系的的秩序井然与合理有度。通过宣扬并践行一种价值规范意义上的“礼”,社会和谐的根基将得到极大稳固,不必要的冲突和对抗将自然化解,社会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

礼能够提升社会契约程度。一旦“礼”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社会契约程度就会得到提升。社会成员心照不宣,彼此向善、行为得当,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得到增强,社会安全也会得到保障。共同遵守礼法,就是最好的社会契约,并将对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等起到帮助作用。

二、孔子礼学对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教育的启发。

(一)对教师教育原则的启发。

晓之以情,让学生发自内心地主动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根本前提是学生对修养的提高具有主动的诉求和原发的意愿。截至目前,已经开展了的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实践无一例外地证明,被动接受和一味说教根本无法达到预先设定的教育效果,并且只会事倍功半。现代教育理论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视角也类似地提出,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建构。在教育布道这一方,教师只有通过晓之以情的“真情教育”,运用鲜活的示例和亲身的体验来为学生展开“说教”――说服式教育。

仁义宽厚,以身作则地为学生树立思想道德修养典范。教育学生如何为人处事,是思想道德修养培育的一大重要目的。而大学生群体的可塑性高、自主性强,在多样价值选择中怎样才能钟情于所谓“正统”的规范,做到“克己复礼”呢?抛开教育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不论,单就教育行为的收效提高而言,就需要教师以身作则,用仁爱为学生树立思想道德修养高尚的模范,直接感染受教育者,实现最有力的证明。同时,正确认识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培育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才能更加客观地对待这一事业本身,以更加宽厚仁爱的眼光对待学生,从而因材施教、耐心施教――这样的做法又在侧面为学生树立起“为人有礼”的标尺来。

(二)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培育之内涵的启发。

自我反省,克己自律。现代社会对大学生人才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具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一要求的实际内涵就是学会反省、懂得自律。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他主张每个人都应当遵循对应的阶级秩序,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在今天的发达社会,任何群体都有特定的社会标签,整个社会机体之所以能够有条不紊的运行,就是有赖基于契约意识的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照章办事并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而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与创新创造也并不冲突。相反,只有懂得在秩序内生存才能活得更好,方可谈及创新创造。我行我素、嚣张跋扈的人则没有生存市场,不懂得自我反省和约束就无法进步。

处事有度,彬彬有礼。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人处事张弛有度是一种分毫不差的理想标准,在社会实践中很难有人做得到。但是,处事得体,讲究礼仪也是成熟的标志和修养的体现。孔子在礼制中也强调“中庸”的概念,这并非折中主义或得过且过,而是基于至善境界的君子之道。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这也是一种应有的和谐处世之法。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应当包括这一内涵,以消除青年人娇生惯养、嚣张跋扈的戾气,养成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

立志l远,亲躬亲尝。要想在社会中立足,就必须给自己定下长远的志向,并且以一贯制、持之以恒;否则,就有可能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在孔子看来,人伦不定、秩序失常,这是极不符合礼法规范的。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培育也需要强调立志和亲躬的内容,这对不仅对青年人的成长成才有帮助,还有利于从理想信念追求的角度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护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三、结语。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把人才培养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如何培养人才以及培养何种人才,是高校致力突破和解决的实际问题。教育事业的先驱――孔子,对于运用礼法对人施以道德教育早已有了先期的尝试和广泛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孔子的礼学思想在今天的教育界仍不过时。

诚然,孔子礼学思想的原貌是带有鲜明的封建色彩和纲常礼教性质的,一些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能相适应。但是,吸取其合理成分并加以改造是完全可行并富有意义的,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培育大有裨益。孔子礼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在今时今日将能够得到更加深刻的解读,对教师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学生学习视角、学习目标等都有一定的启发。

参考文献: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十三

[摘要]方以智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著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经很自觉地将训诂工作擢升到作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

晚明至清初的哲学,在反思汉民族巨大的政治失败的过程,将这种原因归结为宋明理学的空疏。他们在解经方面又极力反对两宋及明代中前期的义理之学,力求通过对经典语言、文字的确切解释,以求准确地理解经典的原意,从而发展出了一套语言哲学的思想。作为这一时期杰出思想家代表之一的方以智,在语言哲学方面取得超越同时代人之上的成绩,他一生所学涉猎广泛,“质测”与“通几”兼治,在音韵、文字、训诂、文章与道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其早期《通雅》、晚期《易余》之《知言发凡》、《时义》、《薪火》和《东西均》之《道艺》、《神迹》、《不立文字》等篇,都是集中借“小学”阐发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篇章,他曾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而他率先提出的“以音求义”语言哲学思想,被戴震及其后学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所继承并得到深化。

(一)“以音求义”

“以音求义”是贯穿《通雅》一书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方以智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梁启超说:“密之最大的发明,在以音求义。”方以智十分重视文字、声音的研究,他说:“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箧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艺,不能乐业;不通古今,何以协艺相传。讵日训诂小学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时其时,开而辨名当物,未有离乎声音文字,而可举以正告者也。”在方以智眼里,“鼓箧”不是故纸堆,不可小觑,其中“必有事也”。他认为古经之声音、文字涵理、涵事,是通晓古今之理事、传续古圣贤之道的重要途径。“小学”不是局限于表面的声音、文字而已,其中涵有古圣贤之心。他说:“小学有训诂之学,有字书之学,有音韵之学。从事《苍》、《雅》、《说文》,固当旁采诸家之辩难,则上自金石、钟鼎、石经、碑贴,以至印章、款识,皆所当究心者。”在这里他明确地说明了研究“小学”的目的是“皆所当究心者”,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总结了汉唐训诂与魏晋、宋明义理之学的辩证关系,开创了以文字、训诂的人文实证方法,求达古圣贤之道的新的哲学思考路径。

方以智借“小学”阐发哲学的方法就是从研究声音、文字开始的,即以“声音文字为缘,入之两端”。在早期著作《通雅》中,方以智尤其强调声韵在“小学”中的基础地位与作用,这是方以智语言哲学的一大特色。他说:“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包众字之形声,莫过于韵。”在方以智看来,古经之文字、声韵即涵有宋儒所谓的“体用”之道,而研究声韵乃是较文字更为基础的识“道”工作,这种说法明显是对宋儒贬低训诂工作而空谈性命之道的反动,表明方以智决意另立一种从声韵、文字人手的哲学思考路向。他说:“惟声音可通古今人物之情,文字其寄托者也。”意即人们必须通过语音来会通古今人物之性情,而文字只是声音的寄托者;换言之,只有语音才是圣人性情的原始载体,是古人之心与道的最初体现,所以他说:“今日定序、正音,为万世宗。”从求古圣贤之道与文化的传承方面来说,方以智的这种做法明显较朱子一系以哲学方式求古圣贤之道的方法更具有实证性的特征。

方以智从声音、文字的起源来考查音韵、文字与古圣人之心、意的关系,提出“因形立事,附声见意”的音、义关系,说明“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道理。他说:“人所贵者心,而不离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离五者,则当以意为第一。--然先形事者,以就可见者起意也。名为五官,用时并用;名为六书,一字并存,如见日月之事(自注: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特以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而意多字少,转借为多。总言之惟形与声两端,而意在其中。”古人创造文字以立“意”为主,故人所贵于心;字有形涵事,皆从客观“可见者”起意,说明文字是古人对当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反思的结果,是理性抽象的结晶,其中固然蕴藏着古圣贤之心与意。他还特别强调声音与事、意的对应关系:“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会焉”。这样,声、事、意一体并存于有形之字,有其事,即有其声,即可见意;见一字而知其形、声、事、意、心,五者同时并用,故可“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见字知音即可知古人之心与意,因此他将研究声音、文字等“小学”的'活动提升到“皆所当究心者”的哲学研究高度。

方以智认为对声音、文字等“小学”的研究目的是接续古圣人之道,使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他说:“删述大集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岂忧其断乎?”他考订文字、音韵是为了掌握与传承古圣人之微言大义,使圣贤之道流行不竭而与“万世共熏”。“性与天道”就是涵于声音、文字等“小学”中的“大者”,他认为《通雅》之作即在于“识其大”,他说:“客有过曼寓者,问《通雅》音义而及之,且识其小。”他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或仅仅是对音韵的考订工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自觉地将对声音、小学的研究工作擢升到作为体认天道的语言哲学高度。

方以智在主张训诂“达其实”的同时,也反对“诵死人之句”,他深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所以他力主“虚实并济”、汉宋兼采,他说:“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第2―3页)即是说在声音文字之实学的基础上要结合时代的要求有所创发,不能死守古人之章句,他甚至认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有错行之用焉”。他说:“读圣作当虚心,以从经见,百氏当化,书以从我,察其两端,由中道行,中备四时,随其环应。”用传统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用现代西方解释学的话来说,这是从被动地解释文本到主动地积极创造。可见,方以智提倡训诂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人文世界,这种理论与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涵。

方以智以“欲通古义,先通古音”为基础,积极探讨古人之心、道与言辞、文章的关系及读圣人之书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将语言哲学扩展到对文字、言辞、文章等“艺”的哲学与美学研究,丰富与深化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他经史并济、兼采百家、采撷中西之长,使他的语言哲学理论既表现了通经致用的时代特色,又表现出深刻、系统的个性特征。

方以智以“气”论为基础,简明地揭示了“言”的形成过程及言与心的关系。他说:“气贯虚而为心,心吐气而为言,言为心苗,托于文字。”“言为心苗”,意即“言”是“心”外在表达,这里的“心”当然是指人的思想、思维或理性,将这种“心苗”记录下来的即是文字。“备万物之体用,莫过于字”,高度肯定了文字对思维的物化作用。他在《东西均,声气不坏说》一文中提出的“人心以言出气”的说法,揭示了语言与思想的关系。

在《药地炮庄・齐物论第二》的前序中,他明确地表达了“道”对“言”的依存关系,他说:“言者,载道之器,利害极大。”圣人之言承载着圣人所体认的天道,是圣人的思想结晶,是天地之心的体现,所以对待圣人之言一定要慎重,不可“糟粕文字”。在西方约3之后,像方以智一样,思想深奥又晦涩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在,在思想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在’之家。”二者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语言哲学的人类共通性及中国文化在此方面的优越感。

所以,读圣作不只是弄懂其中深奥的字词而已,他说:“吾少以辞为主,及长乃知文以明道也”,“古人深于义,当于理,文之以其辞而已。”对待古人之言,不可简单地视之为文辞的客体对象,要深明其中的“义”与“道”。不过,方以智并不否认言辞的重要性,他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以言乎使命之辞也。”辞的“使命”就是行使“相传相示”古人之心与意的功能,所以辞不可以缺少。方以智即此提出“贵达”的读书方法,他说:“凡谓之辞未有不贵达者,亦未有达而犹贵枝叶者也”,“彬彬者,辞达之谓也”。“圣人之情见乎辞”,“达”就是要领会辞中圣人之性情、悟圣人之心,并化之为行动,“彬彬者”即是。否则,就会出现“六经既不尊,则师心无忌惮者群起矣”的社会现象。读圣人之作的最终目的小在教化以提升个人的德性,大在治理整个社会,从而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以达到“善用”之目的。

(三)“文章即性道”

方以智除了对声韵、文字、语言等器与道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之外,还深刻地分析了文章与性道、道与艺等关系,提出“文章即性道”和“道寓于艺”的独特见解。他以声音文字为切入点,全面展开对内与外、道与器的关系的分析,如他在论及道与艺的关系时说:“知道寓于艺者,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这样,他就将语言哲学扩展到艺术哲学。

他说:“士以读书明理为业,犹农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艺,外内一致,张弛鼓舞,全以此养之而化之。文章即性道,岂曼语哉。进德必居其业,立诚用在修词,大畜日新。道寓于器,会通典礼。赜不可恶,效天法地,道不远人,所贵振衣挈领,播种培根,一树全仁,何碍葱蔚。”在这段文字中,仅从语言哲学方面来说,他至少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是“文章即性道”,意指文章蕴含着圣人对性与天道的思考;第二是“立诚用在修词”,表述了读书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第三是“播种培根”,意即学问理应从字词等基础工作做起,因为“一树全仁”,字词之中自有天道在,故不能离器而言道、“偏上以竞高”。

方以智依据“文章即性道”的理论,他将读书事业与道德修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名教寓于迹”、“道德寓于文章”,“名教”即在圣人文章中,“圣人收拾万世聪明人,正在《诗》、《书》、《礼》、《乐》足以养之、化之,鼓舞不倦。”而“学”是将这种外在的“道德”化为内在德性的关键,他说:“外内合矣,合不坏分。外学多,内学一,即多是一,即分是合,见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正以外内交格,一多通贯,而无内外无中也”“外学多”是指除古人文章之外,还包括“寓内之方言、称谓、动植、物性、律历,古今之得失”,大致相当于“博”;“内学一”意指内化文章之道德,大致相当于“约”,“博乃能约”,如果做到“外学多,内学一”,便可达到“内外合一”、“一多相贯”的境界。他批评理学家们“先挥文章、事业二者于门外,天下聪明智能多半尽此二者,不畜之而欧之”,日“本性自足者”,扫除文章,“欲离外以言内,则学道人当先从不许学饭始!”方以智将读书识道喻为人初学吃饭,旨在强调学而后能的道理以及圣人文章对人的道德境界的擢升作用。

方以智对“小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认识开启了一种通过训诂方式来重新解释原始儒家经典的新途径,推动中国哲学经由语言训诂的实证方式追求经典中的“道”的语言学转向。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这种“风气”发展到18世纪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终于蔚为大观,完成了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庄子的哲学思想论文怎么写篇十四

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源自于吉尔·德勒兹等对于电影与哲学的探讨。在《电影1:运动一影像》中,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利用电影业中的术语详尽阐述了他对于影像的哲学概念与想法。他认为“平面”(plane)这一概念已经被“充分的统一与延伸”,电影中所展现的生活可以看作为一种对于追寻真实背后的虚拟与获得超出理性的非理性的一种感染力。换言之,德勒兹是想要建立新一派的电影哲学,形成一个能够利用理论思维对电影中的影像与人物进行说明的体系。这一思想进一步得到了佩斯利·利文斯顿的强化。在利文斯顿看来,电影本身就应当被视为哲学。一些电影可以推进哲学知识的发展来支撑“作为哲学论述的电影这一强大维度”,而且哲学功能“仍旧极大地依赖用语言表述的背后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创造和诊释电影的哲学意涵时都被调动了起来”。在这一前提下,哲学电影,就成为电影哲学的另一张面具,也就是“通过借助独有的电影媒介或艺术形式在电影中对哲学做出历史性的创新与独立的贡献”。因此,电影与哲学思维是互相交织,不分径渭的。本文主要以电影沫日哲学家》为例,尝试对哲学电影的内涵进行阐释,即作为电影哲学的另一张面具,哲学电影体现出在拆解和重塑框架内追求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动态过程。

一、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基于帧画面的设定。

“去疆域化”的概念最初是由吉尔·德勒兹与费力克斯·伽塔里提出的,指的是冲破封闭的禁忌系统,才能逃逸出各种机制和权威的束缚。在这里,笔者认为“去疆域化”指的是生命具有的动能,在原本看似不可能的地域上,探寻新的生存空间。针对电影哲学而言,‘去疆域化”便是在其基础之上进行反向思考,能够在看似不可能的电影技术内部,寻求一种哲学电影,作为电影哲学新的生存空间。在这里,笔者借助电影技术“帧画面”(frame)这一基本概念,对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过程进行阐述。

二、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以帧画面为核心的过程模型。

为了更好地理解拆解和重组帧画面的去疆域化过程,尼采的生命哲学或许可以给出很好的诊释。德勒兹在其惋粹的内在》(pureimmanence:essaysonalife)一书中,描述了尼采自己生命过程的三种变形,即骆驼、狮子和孩子,象征他工作和生活的三个阶段。骆驼代表了第一个阶段,承载着既定的价值和文化的负荷。狮子象征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摧毁社会中所有既定原则的负担。孩子代表的是人生第三个阶段,即建立新的价值和评价原则。

三、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过程—以《末日哲学家》为例。

现在,笔者以电影沫日哲学家》为例展现哲学电影中拆解和重组帧画面以及去疆域化的过程。在电影中,吉米特是雅加达一个国际学校的哲学老师,他强迫自己的20个学生去参与思想实验:想象一场即将来临的世界性毁灭事件。他们进行了三轮基于学生自身选择的'假设实验。这个实验通过吉米特老师的语言指导,在教室内展开。换句话说,电影的表述方式对于哲学思想的表达极其关键,而这种表述恰恰对应了骆驼一狮子一孩子(成帧一去帧一重组帧画面)这一完整的去疆域化过程。

四、讨论与结论。

《末日哲学家》的三个实验过程恰好与上面所设定的哲学电影帧画面过程模型相吻合。在验证了骆驼、狮子和孩子三个阶段在形成哲学电影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日水《末日哲学家》也进一步展现了哲学电影去疆域化过程的其他方面。

虽说哲学电影的去疆域化是以帧画面的重组过程为主体,但是电影中的其他处理手法同样有助于去疆域化进程的推进。正如利文斯顿所认为的“明确的电影风格设备或模式的呈现类别通常都包括影片剪辑或编辑、摄像机运动和选择聚焦镜头、配乐与移动影像之间的配合”。这些手法的使用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哲学电影自身所具有的拆解力量和动能。一是剪辑技巧。可以通过对佩特拉打开和关闭防空洞大门的拍摄得到很好的呈现,这是一种典型的能够展示佩特拉在防空洞内很失望的心理活动的手法。二是编辑。可以轻松地通过使用旁白的办法呈现出齐普思的大团圆结局,因为他的故事就是作为那次思想实验结尾的补充。三是摄像机运动和选择聚焦镜头模式。这一技术被运用到描绘吉米特试图拿起枪的场景,因为该场景中詹姆斯躲在后面盯着吉米特,而摄影机的角度则在二者之后,就像同时盯着二者。四是配乐与移动影像之间的配合。这可以通过第三轮实验中学生们在防空洞内的剧情得到很好的展现,通过配乐与移动影像的使用,展现出一年间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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