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只在28年前，与你无语地点过一次头。因此，很难说认识你。

　　近年来，我很想来拜访一次，当面说一声“谢谢”。但又觉得这样不够，应该请你吃一顿饭，并在席间站起身来，说明请你吃饭的理由，然后向你深深作三个揖。这在古代，叫做“拜谢”。

　　这事需要有人联络，否则就有点冒昧。联络人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先生。

　　贺先生是一个快乐的人，说起你，就两眼发光，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你的成就、为人和酒量。那正好也是一个聚餐的场合，他既然说到了你的酒量，也就兴奋地举起了酒杯，才几杯就醉了。

　　几次邀他聚餐，原来都是为了商量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拜谢你，但他每次都醉得那么酣畅，因此一直定不下来。

　　我以为，总有时间。心想不妨让他在每次醉前多介绍你几句，也好使我当面拜谢时增加一些话题。

　　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

　　终于，到了可恨的2011年6月7日，那个漆黑的凌晨。我没有来得及向你拜谢，你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得知噩耗那天，我站到窗口看着云天，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在心里说一声：“欠君三拜”。

　　——上面所说的这个“君”，是谁?

　　是我国当代著名文史学家章培恒教授。

　　熟悉我文风的读者都知道，我笔端空旷，从不腻情，但这次，是怎么了?

　　原因是，我欠得奇特，又失之瞬间。

　　由此可见，天下一切感谢，都要及时。即使没有生死之虞，也不可拖拉。

　　二

　　天下之谢，分很多等级。其中称得上“重谢”的，也分七级，逐级递升。

　　第一级，谢其厚赐;

　　第二级，谢其提携;

　　第三级，谢其解困;

　　第四级，谢其解难解之困;

　　第五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

　　第六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而并不相识;

　　第七级，谢其一再解难解之困而并不相识，却又不给道谢的机会。

　　平心而论，第五级之后，已少之又少。但是，我对章培恒教授的感谢，属于第七级，也就是最高级。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汇——“难解之困”，必须认真作一点解释。

　　那就让我先把章培恒教授让过一边，绕一个道儿再来请出他吧。

　　饥寒交迫、路断桥塌，难不难?难。但难得明确，难得干脆，难得单纯，因此还不是最难。最难的是有人当众向你提出一系列问题，你明知答案又不承担保密义务，却不能回答。因此众人对你怀疑、起哄、追逼、鄙视、嘲笑、投污、围殴，你还是不能回答。

　　例如，1930年两位刚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女子在南方某市成功创办了一所新式女子学校，一时成为社会焦点。一年后教育督察部门派出一批“饱学之士”进行公开测评，主要项目是指定这两位女教师向全校学生讲解《东汉班昭所论妇德及宋儒对此之发展》。两位女教师两度要求换题而未果，便主动退出测评并离去。当地报纸发布新闻曰“不知妇德焉办女学”。

　　直到50年后，当年的一位女学生在回忆此事时写道：“人的一生，其实由一连串问题和回答组成。千万不要试图回答别人给你出的一切问题。选择问题就是选择人生，选择了自己，也选择了别人。”

　　又如，在极左年代，一个著名的国际刑侦专家因为被怀疑是“西方特务”而被发配到一家工厂烧锅炉。锅炉房里经常出现一些小物件如手套、茶杯失窃的琐事，大家要他侦察，他都寂然沉默，全厂便传开了一种舆论：“什么专家?一个笨瓜!”直到两年后发生了一宗极为重大的国家安全案件，中央政府着急地到处寻找他，他才离开锅炉房，去了北京，并快速侦破。

　　后来他被问起锅炉房里寂然沉默的原因，只淡淡说了一句：“人是平等的，但专业是分等级的。真正的将军、元帅，都不擅长街市殴斗。”

　　又如，“文革”灾难中造反派歹徒发起过一个“考教授”的运动。医院里的医学权威都被赶进了考场，被要求回答打针、抽血、消毒等一系列只需要护士操作的技术问题。大学里的著名教授也都被集中起来，接到了 “革命群众”出的一大堆所谓“文史知识”考题。很快造反派歹徒宣布，这些权威和教授“全是草包”。后来终于传出消息，那些“考卷”几乎都是空白。

　　“空白?”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颤抖了一下，他自从“文革”以来天天都在埋头写“交代”，回答“革命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仅仅我替他代笔的，就多达几十万字，但怎么也回答不清。从他知道可以用“空白”来回答之后，也就不再写了，“革命群众”立即把他关押了起来。

　　以前我也曾相信过“无事不可对人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越辩越明”、“勇于回答一切问题”、“真相终究大白于天下”之类的格言。等渐渐长大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心中最美的图像，就是那两个在恶评中断然离去的女子背影，婷婷袅袅;就是那一张在讥讽声中寂然沉默的男子脸庞，炉火灼灼;就是那一页页不约而同缴上去的空白考卷，一尘不染。

　　是的，高贵的离去，高贵的沉默，高贵的空白。

　　我也曾设想，当时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声音，让周围很多无知的人醒悟：离去不仅仅是离去，沉默不仅仅是沉默，空白不仅仅是空白。但这很难，当“民间法庭”大行其道，各种判官大呼小叫，媒体舆论助纣为虐，如果发出另一种声音，顷刻就会被淹没掉。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勇敢、充盈的道义，又全然不计利钝。

　　说到这里，我们已渐渐靠近了章培恒教授。

　　三

　　问题出在我身上。

　　我受那些“离去、沉默、空白”的图像影响太深，历来不愿意回答一切等级不对或来路不明的问题。近年来，文化传媒界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已经习惯于把提问的品格降到最低，并且口气狞厉变成逼问。后来，又把逼问变成了审判。我一如既往，连眼角也不会去扫一扫。据说，对我的逼问和审判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折腾了八九轮，声势都很大，但我由于奉行“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碰官职不开会，不用手机不打听”的“六不主义”，完全置身局外。很多为我忿忿不平的朋友，见面后发现我居然一无所知，都大吃一惊。

　　但是，也有让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2003年，SARS刚过，上海有一个姓金的人，声称从我的《文化苦旅》里“咬”出不少“文史差错”，便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立即进入亚洲畅销排行榜，全国150多家报刊热烈呼应，成了继SARS之后震动社会的重大事件。不少文化界朋友翻阅了那本书后告诉我，千万不要去看，那些“差错”，如果不是故意编排，至多只是一些有待请教我的问题，也不必由我亲自回答，我的任何一个研究生都能轻松提供答案。可惜现在的报刊只要哄闹，不要答案。

　　按照惯例，我当然不理。但麻烦的是，《文化苦旅》中的很多文章早已选入两岸三地的大学、中学语文课本十余年，我怎么能让那么多教师、学生陷入困顿?而且，我这本书还有幸受到过当代诸多名家的褒奖和点评，例如饶宗颐、金克木、季羡林、柏杨、潘受、欧阳子、余光中、蒋勋、冯牧，等等，有的还写了专著出版，我如果完全不理，好像连他们这些大学者也都有了“差错”嫌疑，那我又怎么对得起他们?

　　因此，看来还是需要简单回答几句。但在回答之前似乎应该粗粗了解一下，这个人是谁?从何而来?从事什么职业?

　　据传媒介绍，他是《辞海》的编写者。但显然不是，因为我本人就是《辞海》的编写者，又兼《辞海》正版形象代表，知道编写者名单。媒体又说，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咬文嚼字》编辑部的编辑。但上海文艺出版社说，他们没有这个职工。再问，终于知道是那个编辑部一个姓郝的人从外面“借”来的。外面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

　　就在这时，重庆市一位80多岁的退休语文教师马孟钰先生写来长信，凭借细致的词语分析，断言那个人在“文革”中一定担当过特殊角色。原上海师范学院的几个退休教师也联名来信，回顾了不寒而栗的往昔。我没有兴趣去查证，却知道了那人属于“来路不明”的范围。

　　那个姓郝的人，我倒是认识。正准备向他询问，他却主动找来了，但找的方式却非常奇特。照理他5分钟内就能联络到我，却不知为什么偏偏去找了我40年前读大学时既不同班又不同年级的一位老同学，再请这位老同学找到我的小弟弟开的一家餐厅，委托小弟弟转交一张密封的纸条。纸条上写着，热切希望安排他、姓金的人和我三人见面，成就一个“美谈”。

　　我素以大胆著称，却也不敢参与这个“美谈”。

　　现在的中国文化，又一次面临着精神结构的大转型，而阻碍转型的一个个泥坑却都振振有词地迷惑着人们。在80多年前的上一次大转型中，鲁迅塑造过一个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咬文嚼字专家”孔乙己，却又让他断足，让他死亡，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宣判。鲁迅、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闯将，远比孔乙己他们更有能力“咬文嚼字”，因此宣判得特别有力。现在，面对新一次转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

　　对此，我颇感苍凉。中国当代文人，虽也缺少学问，却更缺少扶正祛邪、抗击媒体炒作的道义勇气。结果，攻击者、炒作者、旁观者一起构成了和谐默契，看似群鸦回翔，却是寒气砭骨。

　　突然，完全出乎意料，传来了嘣然响声，似有人拍案而起。

　　远远看去，那个拍案而起的人，有一系列很高的专业身份。例如，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就是章培恒教授。

　　我记得有一位日本汉学家曾经说过：“章培恒教授是钱钟书先生之后最渊博的文史百科全书。”

　　―写到这里，我心中默念着“罪过、罪过”。何处闲汉在庙门外高声喧闹，本来让几个护院沙弥举着扫帚驱赶一下就可以了，怎么惊动了巍峨法座上的大菩萨?他举起的，当然不是扫帚，而是禅杖。

　　2003年10月19日，章培恒教授亲自撰写文章并在《文汇报》上刊出。他显然完全不知道那个姓金的人是谁，却通过实例解析作出判断，此人发表的“咬嚼”文章，本身就包含着“骇人的错误率”，有的是连高中学生也不会犯的错误。章教授还以实例进一步推断，此人连一些最基本的文史典籍的目录都没有翻过。

　　因此，章培恒教授得出明确的结论：此人对我的“咬嚼”，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造成这么大的恶性事件，主要原因是“媒体的炒作”。

　　原来，他手上的“禅杖”是檀木镶铜，挺拔威严，在夕阳下幽光闪烁。

　　居然，连目录也没有翻过?连高中生也不如?怎么会是这样!很自然，我不能不联想到“文革”中那些造反派歹徒“考教授”的事件。但愿只是巧合，是我联想过度。

　　不管怎么说，章培恒教授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我作为当事人固然不能被他们缠进去，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缠”，中国文化真要被他们缠晕了。

　　我原来心中的三种高贵图像，那两个离去的女子，那一个沉默的男子，那一堆空白的考卷，应该有补充了。如果好人全然离去，全然沉默，全然空白，世界将会如何?

　　由于都发生在2003年，我立即想到了抗SARS的英雄钟南山教授。他一次次勇敢地深入病区，直面病毒，最后终于带领着大家战胜了SARS。如果他嫌弃病毒太卑微、太邪恶，不予理睬，那就不是受人尊敬的医学专家了。在他之后不久，就轮到了章培恒教授的深入。

　　遗憾的是，章培恒教授的运气远不及钟南山教授。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那篇文章后，国内150多家热烈传播了“咬嚼”事件的“涉案媒体”，却完全没有反应，毫无表情。因此直到今天，绝大多数被“咬嚼”传染的读者，还没有被章教授治疗。

　　几年后，我与钟南山教授一起被一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得以相聚。钟南山教授对我说，他正在筹建一门“人文医学”，希望我参与。我说：“至少在目前，中国的人文学科需要获得医学的帮助，尤其在传染病的防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