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用纸

　　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纸很快便取代了竹帛，而广泛应用于书写或印刷。桓玄废掉晋安帝以后，曾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对纸的普遍应用起了催化作用。我国古代的纸张种类繁多，但用于书写和印刷的，主要是麻纸、竹纸和皮纸。麻纸分白麻纸和黄麻纸两种。白麻纸正面洁白有光泽，背面略为粗糙；黄麻纸微呈黄色，纸张亦比白麻纸略厚，但皆宜于书写或印刷，而且这种纸经久耐用，很受人们看重。早在唐代，宫廷起草诏书就用黄麻纸，故后世又称“草诏”为“草麻”，宋、元（包括辽、金）刻本，不少都采用这两种纸印刷。

　　五代有一种名贵的纸叫澄心堂纸。所谓澄心堂，是南唐烈祖李弁的宫室之名，可见这种纸是专为南唐宫廷制造的。这是一种楮皮纸，生产于安徽的池州和歙州。据说，这种纸要用腊月敲冰所取的水抄纸，故宋人梅尧臣写诗歌咏这种纸说：“塞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这种纸后来大抵只供文人把玩而已，因其昂贵，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

　　宋代开始用竹造纸，称为竹纸。宋人周密在其所著《癸辛杂识》前集《简椠》条中说：“淳熙末，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竹纸的颜色微黄，故又称作“黄纸”。我国南方产竹，故竹纸多产于南方。福建的麻沙镇，不但印刷业发达，而且造纸业同样发达，所生产的纸即竹纸，称为“麻沙纸”，多为当地印书所采用，故宋麻沙本多竹纸。竹纸质地较脆。吴、越和蜀地的竹纸质地较好，南宋陈《负暄野录》认为越地的竹纸“甲于他处”，并且说：“今吴人取越竹，以梅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盘骨莹澈，是谓舂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这是说，吴人将越地的竹纸再行加工，制成了一种与蜀产竹纸质地相仿的竹纸。以树皮为原料所造的纸称为皮纸，也称棉纸，常见的主要是楮皮纸和桑皮纸，质地平滑、细白，南宋廖莹中世采堂所刻《昌黎先生集》，就是用桑皮纸印刷，是现存宋刻的珍品。明清以来，造纸技术不断改进，纸的质量亦不断提高，著名的宣纸就是一种皮纸。以前多认为宣纸的原料是楮皮或桑皮，今人潘吉星先生则认为是榆料的青檀皮。因这种纸产于安徽宣州府的泾县，故称宣纸。这种纸洁白，质地绵细腻，且有韧性，特别是其受墨性极好，故印书、绘画广为采用。后来的“棉连纸”、“料半纸”、“玉版纸”，都是宣纸的不同品种。明人毛晋汲古阁印书用竹纸，“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见《常昭合志稿》)。毛边纸或毛太纸略呈米黄色，正面光洁，质地较脆，清乾隆以后的印本，多用毛边纸。由于造纸技术的提高，明清之际出现了不少纸的新品种，如产于浙江开化县的开化纸，又称桃花纸，质地细白，有较强的韧性，清初内府及武英殿刻书，多用这种纸印刷。再如太史连纸，只是颜色略比开化纸微黄，质地则很相近，清雍正间用铜活字印《古今图书集成》，即采用了开化纸和太史连纸。古代造纸，由于主要是手工操作，技术不平衡，纸的质量亦各异，但大体掌握了麻纸、竹纸和皮纸的基本特点，对于考定古书的年代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古籍的序跋

　　序跋作为一种文体，都是叙述一书作意(包括宗旨、目的或写作动机等等)的文字，以今人习惯而论，冠于一书之前的称序或叙，有时也称作序言、题记、弁言、前言等等；而置于一书之末的称跋，有时也称“后序”、“后记”、“题跋”、“跋尾”等等，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就属此类。

　　序有作者的自序和旁人的序两种，跋亦相同。旁人的序一般多出自师友或名家。这种序通常冠以作序者的姓氏，如“赵序”、“钱序”等等，写序的人并在文末署名。古代的书序不在书前，而是在书后。如《史记》一百三十卷，其最末一卷为《太史公自序》；再如《汉书》一百卷，其最末的《叙传》，即作者班固的自序。汉王符著《潜夫论》三十六卷，末卷《叙录》，即其自序，也在全书之末。直到齐梁之间，刘勰著《文心雕龙》，仍遵循古例，全书最末一篇为《序志》，正是刘勰的自序。

　　在简册时代，书籍大都以单篇流行，就是说，那时的书籍，大都是以一篇为一个装订单位，取阅不受原著篇目选后次第的限制，故书序在前抑或在后，对人们阅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书籍进入册页装订以后，无论是包背装还是线装，篇目的先后次第在装订时已经固定，而这种装订，又决定了不可能单独抽出一篇来阅读，故读书应当先读的序言置于全书之末，从阅读角度说，就已显得不便，于是人们逐渐改变古例，把一书的序移在了全书之前。如杨雄的《法言》，其“序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置之篇首”。(见[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库全书总目》说，司马光注释《法言》时，尚存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的注本，并说：《法言》“旧本十三篇之序列于书后，盖自《书》序、《诗》序以来，体例如是。宋咸不知《书》序为伪孔《传》所移，《诗》序为毛公所移，乃谓‘子云新旨，反列卷末，甚非圣贤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经义’。其说殊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治学谨严的司马光默认了宋咸的做法，没有把宋咸错误地置于书前的《法言》序移到书后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时书序已普遍在书前的事实，故司马光尊重了现实。至于李清照、文天祥等特冠以“后序”二字，就更说明，至迟到南宋，序已不再置于书后了。

　　对于古籍来说，除书稿完成时有自序、旁人写的他序之外，往往还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刊刻者的序极似今日的《出版说明》，这对了解其书的特点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清阮元《刻<山海经笺疏>序》，其中说：郭景纯(按即晋人郭璞)注，于训诂、地理未甚精澈，然晋人之言，已为近古。吴氏《广注》(按即清人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征引虽博，而失之芜杂。毕氏(按指清人毕沅)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订正文字尚多疏略。今郝氏(按即本书作者郝懿行)究心是经，加以笺疏，精而不，博而不滥，粲然毕著，斐然成章，余览而嘉之，为之刊版以传……嘉庆十四年夏四月扬州阮元序。

　　这段序文历述《山海经》的各个注本、校本，评其优劣，要言不繁，一箭中的，甚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序文的写作年月，对考察古籍的流传及刊刻情况尤其宝贵。至于跋，明人吴师曾《文体明辨》说：“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简末，而总谓之题跋。”序一般是对全书的总体说明，跋一般只是有感而发。跋的内容亦较灵活，或抒情，或考订，或议论，长短不拘。跋的作用与序大体相似。

　　古籍的流传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王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晋人传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期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古籍的印章

　　古今藏书，大都在书上施以印章。这些印章，勾勒了一部书的流传轨迹，是我们鉴定一书的价值，特别是其文物价值的绝好依据。

　　钤在古籍上的印章，就其类型而言，大体可区分为四类，这就是：①名章，②鉴赏章，③训诫章，④闲章。名章是钤在古籍上的最重要的印章，因为它表示古籍的归属。凡是官方藏书机构，如清代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乃至近现代各类图书馆的藏书印章，均称作公章；属于个人姓名、表字、楼阁、斋堂的，则称作私章。明代钤在古籍上的私人印章大都比较简单，如著名藏书家毛晋，即多用“毛晋”、“毛氏子晋”、“毛晋之印”、“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汲古阁”、“东吴毛氏图书”等，有时亦单用“毛”或“晋”两个单字连钤。另一著名藏书家黄虞稷，也多用“黄虞稷印”、“俞邰”这一名一字的印章。清代藏书家则多将郡望、姓名、表字合刻在一起，如季振宜，其一章云：“季振宜字诜今号沧韦”，共九个字。

　　徐乾学的一印章为“昆山徐乾学健庵藏书”，亦九个字。而查慎行的一印章则是：“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馀”，共十二个字。近现代藏书家也有类似的印章，如著名学者郑振铎的藏书章即是：“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此章由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书写制印、全印皆用通行的简化汉字，这在一般藏书印中是不多见的，它体现了作为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先生对推行简化汉字的不遗余力。名章还有单刻官衔的，如季振宜就有“御史之章”。但这种印章必须与其它名章一起作用，人们才能知道这究竟指的谁人，否则，就几乎失去了意义。如《天琳琅书目》卷七的《六经图》，仅钤有“汉阳太守印”。这就很难考定究属谁人了。值得提及的是，名章中还有一种寓名章，即不直接写出名字，而读印章的文字，却能悟出其名。如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启功先生，就有一枚“功在禹下”的印章。大禹的儿子是启，故“禹下”自然是寓“启”字，而“功”又在其下，这不就是启功先生的大名吗？名章之外，古籍上常见的是鉴赏章。如“项墨林鉴赏章”、“莫云卿赏识”、“谨上斋鉴赏章”等，都是直云“鉴赏”或“赏识”，一望而知。有些印章不刻“鉴赏”，如“毛晋秘箧”、“毛晋秘玩”、“晋宝”之类，也应属鉴赏章，表示对被赏古籍的珍视。有些鉴赏章直舒鉴赏结果，如“墨妙笔精”、“天葩云锦”、“稀世之珍”、“善本”、“宋本”、“元本”、“甲”等印章，都属此类。

　　古籍上的训诫章，对于官书来说，所刻是对读书者的某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原是鄂州州学的官书，上有训诫章云：“鄂泮官书，带去准盗！”意即带着书离开将和盗贼一样看待，其规定可说极为严厉。而对于私书来说，则主要是对后世子孙永保其书的期望，这类印章大都不外是“子孙永保”、“鬻及借人为不孝”之类。也有文字较多的训诫章，如《天禄琳琅书目》卷四著录的《宋张时举弟子职等五书》。上有一训诫章，共七行，每行八字，共五十六字：

　　赵文敏公书卷末云：

　　五家业儒辛勤置书，

　　以遗子孙其志何如！

　　后人不读将至于鬻，

　　颓其家声不如禽犊。

　　苟归他室当念斯言，

　　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古籍的印章，常见的还有一种闲章。所谓闲章，即这种印章只是抒发一下个人心迹，而对图书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经传集解》，即有一闲章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再如同书卷九著录的《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上有一闲章为：“对此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这种印章，就其寓意来说，亦难说不闲雅，但钤在书上，毕竟可有可无，没有实在的意义。近人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说：“余见宋元人收藏书籍、碑帖、字画、多止钤用姓名，或二字别号，或三字斋名，此正法也。明季山人墨客，始用闲章，浸淫至于士大夫，相习而不知其俗……”足见在书上加盖闲章并不受人欢迎，甚至以为这是件粗俗之事。古籍上的印章，尤其是名人印章，可大大提高该书的身价，因而，常有伪造，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古籍的名人手泽

　　古人读书校书，常常随手在书上记下读校时间，或记下其它感慨。这种随手写下的即兴文字，就其内容讲，不同于不般意义上的题跋，通常称为手识或手泽。这种手泽，不仅反映了该书的实际流传情况，而且还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如被日人收藏的《周易注疏》十三卷，共十三册，每一册的末尾都有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第六子──陆子的手识。其第一册写道：“其月二十一日，陆子三山东窗传标。”第二册写道：“端平改元冬十二月二十三日，陆子三山写易东窗标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末一册，即第十三册的手识：“端平二年正月十日，镜阳嗣隐陆子，遵先君手标，以朱点传之。时大雪初晴，谨记。”从这些手泽中我们不难看出：①这部《周易注疏》是陆游读过的，陆游不仅读过，还作了句读。②陆子所标，系“遵先君手标”，也就是他仅仅用“朱点”重复了一下他父新陆游所作的句读。③陆子称“镜阳嗣隐”，并且是在“三山东窗”完成读易的。考三山在浙江山阴县的镜湖之中，陆游中年以后即卜居于此。而所谓“东窗”，即陆宅龟堂的东窗，这是陆游与家人聚坐和读书的地方。陆游《剑南诗稿》卷三七有《与子虞、子坦坐龟堂后东窗偶书》一诗，卷三六又有《龟堂东窗戏弄笔墨偶得绝句》一诗，其中有“北庵睡起坐东厢”一句，知所谓“龟堂”是陆宅中的东厢房。卷三十三有一首诗叫《读易》，陆游写道：

　　羸躯抱疾时时剧，

　　白发乘衰日日增。

　　净扫东窗读《周易》，

　　笑人投老欲依僧。

　　陆游十分重视“六经”，他在《六经示儿子》一诗中(诗见《剑南诗稿》卷三八)，说“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并且说“我老空追悔，儿无奈壮年”。趁着年富力强，好好读“六经”。显然陆子遵从了其父的这一教导，而且还按着陆家的传统，在“东窗读易”。不用说，陆游诗中的《周易》，就是现藏日本的这部《周易注疏》，而陆子的十三条手泽，又每一条都可和陆诗相印证。这部书无论从文物角度(名人读阅本)，还中从实用角度(宋本、且有句读)，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1955年该书被定为“日本国宝”。

　　清朝乾隆四十年敕修的《天禄琳琅书目》，即著录一书的名人手泽。如卷三所收《六臣注文选》，即著录元明诸家手泽多条，其中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的题识最为有名，他写道：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灯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子昂识。这是说，该书刊刻与纸墨的精良，促进了他读书的兴趣。《书目》的编者说：赵氏的题识“作小行楷书，曲尽二王之妙。其爱是书也，至足以助吟兴，则宋本之佳者，在元时已不可多得矣。”可以看出，赵孟的这一题识本身，由于“曲尽二王之妙，已是一件珍贵的艺术精品，至于这部《文选》全书，其价值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古籍的刻工

　　刻工又称“镌手”、“雕字”、“刊字”、“雕印人”、“匠人”等等，是雕刻书版的工匠手。不少古籍，在每版的中缝下方(即下书口)都记有刻工的名字。这些名字，对一般图书来说，当初可能是为了计酬所留，同时也便于主事者追究责任；对特殊的图书，如佛经、佛像等来说，可能是为了积功德，故大都留下了刊刻匠人的名字。这些名字虽然都很简单，但是，因为一个人的技艺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再参以记名，就很容易区别；同时，一个人的艺龄，如果从二十岁开始计算的话，一般的大约不会超过五十年，或者说，大体应在四十年左右。这样，我们凭藉刻工这两方面的因素，就不难从已知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刻工，推论出不明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大体刊刻时间。这对辨别伪本亦大有益处。如商务印书馆所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所收《南史》，题为元大德间刊本，但据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考，“乃其刻工十八九同于明初所刻《北史》”(见《中国善本书提要》)，可证此书并非元刻本，更非元大德年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另一部《南史》残存二十六卷，即《本纪》四至七、《列传》一至五、二十八至三十、三十四至四十四、五十八至六十。王重民先生说：(此本)下书口记刻工，大都为朱敬之、徐进卿、何甫三数人所刻。敬之或署朱苟，或单署敬字(草书似秀字)；进卿单署徐字，徐又省作余；何甫或署何，或署甫，何又省作可。又有张(或作弓)、杨(或作木易)、翁、董、章、郑、陈、方、于、洪、良等单字，与明初补版署双名者，其风格迥乎不同……(《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纪传类》)

　　可证这个本子是“真为元刻元印”。(同上)看得出，这里考订的依据主要就是刻工。刻工的重要可见一斑。就目前而论，我国可考的最早刻工是雷延美，他曾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为曹元忠雕刻观世菩萨像，此像上图下文，末署“匠人雷延美”。原物出敦煌，可惜已被法人伯希和窃走。由于后世所存宋版书大都是南宋刻本，故关于北宋的刻工所知寥寥，而南宋刻工所知较多。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据日藏宋版书一百三十种统计，计有刻工一千七百人，除去只署姓，或只署名而无姓者，共一千三百人。我国学者张秀民先生，致力于我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于一九八九年，出版了《中国印刷史》这部巨著。他说：“笔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三百五十五种，及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所藏宋本数十种，又找出约七百人，其中大部分可补长泽氏之不足。因宋本蝴蝶装，许多姓名被黏在板心内，不易看出，所以数字不全。若加入《碛砂藏》中刻经人孙仁等四百二十三人，宋刻工总数可考者近三千人，只存十一于千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