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精选12篇)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瑰宝，我们应该努力保护和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文化。此外，还需注意以下是一些团队合作总结案例，希望能帮助大家提高团队协作和绩效。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一

摘要：在，广西自治区的相关政府机构提出了《柳州、来宾、河池市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中主要的内容就是推动柳州、来宾以及河池这三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体化，通过对这三个地区经济的推动，让其带动整个广西地区经济的发展。

这个发展策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应该要按照一定的财政政策体系进行实施，因此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相关的人员就应该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以及实践机制进行一定的研究。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使用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式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培育出更多的经济增长极，因此对于广西地区来说是一种十分恰当的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柳来河”地区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在此我们主要就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以及实践机制进行简单的论述。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是国民十分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广西地区，相关的政府为了能够保证经济的发展，实施了“柳来河”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虽然这个体制的实现已经使广西地区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这种经济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相关的政策。

由于广西地区的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相关的工作人员只是注重经济发展的状况，忽略了相关政策的发展，导致了“柳来河”区域经济体制在实施额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虽然在短期内看不出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就会导致有一些人抓着政策的漏洞赚取一些不义之财，严重的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2.“柳来河”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资金的支持。

由于广西地区的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一些谨慎的工作人员不愿意冒险实施这种经济体制，因此这种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不到全部人民的支持，进而导致了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资金的现象。

要实现柳州、来宾、河池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体制，首先应该要做的就是要打通这三个地区的交通，而进行交通道路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如果仅仅是依靠柳州、来宾以及河池这三个地区政府的支持很难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进而就不能够实现这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3.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施的过程中各个政府之间还没有实现利益的协调。

在不同的地区，政府与政府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的。

为了能够提高本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一些政府经常使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来提高本地区的竞争力。

虽然柳州、来宾、河池这三个地区同时实行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但是在实行体制的同时各地的政府为了提高本地区的经济水平也在推进一些其他的项目，这就会导致在各个地区之间出现争夺资源的现象，过于不理智的资源争夺现象就会导致物价膨胀，并且会影响到这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进而违背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初衷。

1.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出台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

刚才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柳来河”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依据。

为了能够保证“柳来河”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一个准确的实行依据，相关的政府就应该要出台一些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通过出台一些新的政策使柳州、来宾、河池这三个地区形成一个完整的额财政政策的支持体系，推动这三个地区产业的发展。

另外，通过出台一些新的政策，还能够充分的调动这三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使落后的财政政策得到有效的提高。

2.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促进资金的支持。

为了使“柳来河”这三个地区实现区域经济体制，这三个地区的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交通道路的建设，但是仅仅靠这三个地区的资金投入很难真正的解决交通道路的问题。

因此，为了能够使“柳来河”地区实行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相关的政府就应该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一些一般性的资金来补助这三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除此之外，相关的政府还应该要争取中央政府对这三个地区资金的支持。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就是要放开对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让一些民营企业逐渐的发展起来，进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3.要使各个区域政府之间的利益互相关联。

如果“柳来河”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地区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不同地区的政府为了自己所处地区经济的发展还是会使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来提高经济的发展。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应该对这三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建立一定的联系，通过所建立的联系将这三个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使抢夺资源的现象得到有效的缓解，各地区之间也能够为了实现共同的经济发展而共同作出努力。

除此之外，将这三个地区的利益连接起来还能够使各个地区的政府之间互相合作，不会出现本地区的政府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而作出违背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而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在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国民十分关心的问题。

为了能够使国民的经济得到有效的保证，就要求相关的政府以及管理人员实施符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

在广西地区，相关的政府主要的经济体制是区域化的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在“柳来河”地区的实践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虽然这种经济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使用的财政政策体系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经过相关人员的研究都能够得到解决，因此，区域化经济发展体制是一种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模式，相关的管理人员必须要对此重视起来。

参考文献：

[1]柳州、来宾、河池市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r].广西财政厅.2013.

[5]单亚东,郑学敏.区域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选择[j].商场现代化,2015(6)(下旬刊):193.

作者：杨茜单位：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二】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政府功能分析。

一、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及进程。

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指人才培养、基础研究或理论研究、应用与开发研究、生产和价值实现的一体化。

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教育要素属于一体化体系的较深层次,基础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投入大、周期长,体现出公共物品的特征;应用技术的开发居于较浅层次,而将应用技术产品化和市场化则居于最浅层次,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体现出典型的私人物品特征。

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本质目的是为了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要素的和谐共生,使得技术创新要素主体的结合与协作更流畅和富有效率。

一体化过程的形成涉及企业、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代表的研究单位、政府及科技中介机构。

企业提供技术需求,并且其市场活动决定了一体化创新价值的实现,影响着一体化创新的最终方向,是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内部当之无愧的技术创新主体,在全国合作申请的专利数中,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申请数为1037件,占企业与高校、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研究机构之间和高校与研究之间合作总数的62•1%。

我国企业承担的研究和开发实际执行数从1987年占总数的29•7%,逐步上升到60%左右,企业已经超过高校和科研机构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首要主体。

但企业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科技创新的效率并不高,许多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没有有效地转化为新产品。

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中介、政府居于从属地位。

高等教育及科研机构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企业所需的技术成果和人才;中介机构主要负责为企业和研究单位提供必要的中介服务;政府是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组织者和环境创造者,主要作用集中体现在完善公共环境和正常市场制度、提供平台和保证其正当利益等方面。

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创新模式,一体化的形成过程需要经历从起步摸索到不断发展再到逐步成熟的过程。

可分为以下阶段:。

1•在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初期。

在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初期,企业的创新主体意识还不强,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的研究模式和方向与企业的需求还不相吻合。

企业对科技成果的需求量很小,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科技成果供应能力不强,科技中介机构缺乏生存的适宜条件因而数量还很少。

2•在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期。

在这一阶段,一体化参与主体的良性互动机制在探索中不断发展。

企业作为一体化创新市场科技服务产品的需求方身份逐步显现,高校等研究机构的供方身份也逐步确立,科技中介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加,运作模式不断改进,运作效率不断提高。

3•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成熟期。

在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成熟期,作为科技创新市场的需求方和中介参与方开始逐步面临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一体化创新市场的整体效率得到提高,市场运营质量得到充分改进。

在这个阶段,政府专项资金在一体化创新中的作用下降,公共资金逐步退出风险体系。

二、一体化发展进程不同阶段的政府作用。

(一)一体化初期。

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管理职能,寻求科技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空间优化组合,发挥其对一体化创新资源的挖掘、引导功能,弥补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早期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不足,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撑体系,降低合作各方交易成本,消除创新资源集聚的障碍,促进技术创新的产权实体的扭结。

1•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搭建公共的基础科技服务平台。

科技创新体系涉及到许多环节,包括上游的研发资源如科研仪器装备、实验基地、实验动物、化学试剂、科技图书期刊、专利和技术标准信息等,中下游的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科技服务资源如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中试基地、科技中介机构等。

江苏省已经基本建成以公共基础科技服务平台为核心、多层次创新服务平台相协调的创新服务平台体系。

现阶段,政府的主要工作应当集中到尽快建立一套科技创新平台运营管理的制度和措施,提高平台构成各环节的协作效率;加大面向企业的宣传力度,探索创新平台与企业的沟通交流机制;同时应当看到,江苏省的一体化创新条件资源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苏南地区,应创造条件,降低苏北企业的平台利用成本。

2•针对一体化早期科技中介的生存空间小的实际,采取措施促进中介机构的发展。

在一体化的初期,科技中介市场要素尚未形成,中介机构缺乏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空间,可以制定合适的支持政策,以有利于科技中介的生存和发展。

一要对科技中介型服务企业的创设制订特殊政策,降低其进入和创设成本;二要提高科技中介队伍人员素质,特别要加强技术经纪人的培育;三要强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制订规范中介行为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

江苏省应以科学技术部《关于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机构的意见》和《落实科技中介机构建设年工作要点》为依据,针对全省科技中介发展的状况,加强科技系统内125家科技中介的建设和管理,并将民营科技中介的发展纳入到科技中介队伍建设上来。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二

（一）针对重点开发区实施激励型财税政策。

重点开发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需要一定的激励机制来刺激其经济潜能的发挥，财税政策应当通过特定的作用方式和工具组合，注重以经济杠杆来重新调度和倾斜配置一部分经济利益，起到引导、激励和约束当地政府和企业加快经济起飞和形成新兴中心区域的作用。对于国家鼓励的产业和投资领域，实施税收优惠、投资补贴、加速折旧、贴息等优惠措施；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二）针对限制开发区实施支持补偿型财税政策。

限制开发区的开发潜力不大，重点应落在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上来，财税政策应当对这类区域加大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并发展生态补偿机制。减免税收主要用于发展限制开发区的特色产业；设立专门的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修复和维护；对于直接受益主体收取适当费用来充实相应生态补偿基金，考虑采用从水资源费、水电费、旅游收入等渠道筹集受益者补偿资金，加快建立按照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量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征收机制。

（三）针对禁止开发区的保障———补偿型财税政策。

禁止开发区必须杜绝各种开发活动，但地方行政职能的`执行需要必须得以满足，对此类区域，财税政策的定位是以转移支付等保障地方政府的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加大生态补偿的力度。财政拨款主要用于保障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转移支付，加强生态修复。

二、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发展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

（一）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1、改革现行税制，使财政收入规范和稳步增长。第一，通过税费改革，理顺税费关系第二，将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分配方式转换为大多采用共享税方式的形式，以有利于调动各省建设主体功能区的积极性。第三，适时开征新税种，扩大财源。

2、优化税制结构，建立促进生态环境管理的税收体系。第一，利用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调节导向，引导人们的消费结构。第二，调整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加大环境污染惩处力度。第三，积极推进适合各主体功能区的财税体制改革试点。

（二）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1、科学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目标。进一步规范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企业之间的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2、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3、构建针对主体功能区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可通过多种形式，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资源保护区倾斜。

4、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三）构建与主体功能区政策相适应的预算投入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1、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对口支援制度。改革和创新传统的对口支援制度，加大东部沿海等省份对中西北部省份的技术、资金、劳动力资源对口支援。

2、逐步加大对生态补偿的公共预算投入比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环境保护的支出应加大投入生态恢复的比例。

3、探索建立跨地区和跨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财税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区际生态基金模式的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三

20xx年是“十二五”规划期的开局之年。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取得显著成绩、货币政策已明确回归稳健之际，财政政策还将延续一段“积极”框架之下的适当扩张。同时，政策调控的合理化，还势必需要与中长期我国优化结构、深化改革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匹配。

当下，实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松一紧”的搭配，使财政政策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扩张特征，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期间开工的大量项目，还需要安排一些后续的配套建设资金。第二，政府为加大在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也要有进一步的财力支持。第三，对应于我国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食品价格和房价上涨造成），客观上需要财政发力实施结构性增加有效供给的对策。而20xx年农业大丰收提供了这种操作在平抑食品价格方面的基础物质条件，房地产调控新政和保障性住房（包括为数可观的公租房）的加快建设，也提供了减少低端商品房房价上涨冲劲方面的配套条件。四是针对公共交通体系瓶颈制约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财政资金支持下的大手笔“点调控”，来尽快缓解某些严峻局面。比如在北京，公交体系运转正面临空前挑战：八达岭高速（现称“京藏高速”）干道严重拥堵必须尽快建成复线；北京中心区面临频繁发生交通瘫痪的威胁，治本之策是必须加快建设有足够密度、四通八达的蛛网状轨道交通系统（地铁与城铁）。

财政赤字方面，从20xx年和20xx年来看，包括财政部代理地方政府发债，我国的财政赤字数额分别为9500亿元和10500亿元，赤字率始终在2.8%左右，公共部门负债率的实际水平在50%左右。如果以欧盟的预警线为标准，我国明显处在安全区内。今后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赤字扩大。同时，20xx年财政地方债应继续发行，由中央为地方代发地方债的融资形式比较阳光和规范，今后应以此来置换、替代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这样不仅有利于发挥地方债的作用，还能够更好地控制公共部门负债风险。

从结构上分析，可强调如下看法：20xx年10月份cpi同比4.1%的涨幅中，有75%来自食品因素，10%来自房价因素，其他只占一成多一点；11月份cpi上涨5.1%的构成中，食品价格、房价上涨因素占比达92%，其他商品对整个物价上涨影响度只有8%。这与的情况相似。若能有效地增加食品和住房的供给，将可以有效地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缓解物价上涨冲劲。因此，当下的通胀还并不是全面的、有普遍杀伤力的。在政策处理上不应该只管抽紧银根，还需要从增加供给入手。随着20xx年的秋粮大丰收，预计到20xx年春季，粮食价格会下调。同时，国家还推出了一系列措施稳定物价，包括放出库存、物价管制等。预计到20xx年第一季度，物价会相对平稳甚至逐渐回调，处理得好，尚不至于很快出现大规模的、全面的通胀。

可见，20xx年，在货币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宏观政策按“一紧一松”的状态来把握，是比较合理的.。财政政策应该在保持宽松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发力增加有效供给。但从财政政策总的演变趋势来看，应把眼光放到整个“十二五”期间。整个“十二五”期间，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色彩将逐步淡化，宏观政策在“一紧一松”之后，也会回归财政的稳健。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大框架下，旨在鼓励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结构性减税将进一步推进。20xx年后结构性减税的重点之一是，研究推进增值税扩大范围替代营业税，减轻服务业的税收负担，促进服务业进一步细化、扩展和升级换代。进一步实施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调整完善鼓励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措施，对政策重点支持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领域，实施优惠税率和扩大税前扣除范围。为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应该考虑将目前的分类个人所得税制过渡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降低低端税负，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同时强化对高端的征收调节。

在减税的同时，某些领域的结构性增税也需要有所考虑。20xx年应当争取有实质性突破的，是资源税和房产税改革未来房地产税可望为东中部省份提供地方税体系中的税收支柱，而资源税则应成为经济欠发达但资源富集的西部省区的税收支柱。

房地产税不仅仅是整体财税配套改革的要求，即便从涉及民生的多项改革来看，它也是一个配套事项，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改革，又能够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有所优化。在全国房地产调控新政中，房地产税开征是在搭建一个制度框架：过去只在交易环节征税，保有环节并没有到位，需要填补保有环节上的这个缺失，这个制度建设将具有长远的正面效应。

如果把视界进一步伸展到中长期，有必要把财政政策调控与“十二五”期间的财税改革作通盘把握：在党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精神指导下，“十二五”期间，财税改革与发展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第一，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巩固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

需要按照明确方向、服务大局、整体设计、协调联动、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进一步深化省级以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改革，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改革措施，在财政层级结构“扁平化”的过程中，进一步理顺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在中央、省、市县各级实现事权合理配置、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导向下，加快构建地方税收体系，打造地方支柱税种形成主体财源，并适当提高地方税政管理权，同时强化和优化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县级财力保障制度。

第二，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显著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

积极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是我国建设公共财政的必然要求。一是需要完善政府预算体系，使“预算外资金”概念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建立公共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等相对独立又相互协调衔接的预算体系，把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实行规范化管理和统筹协调。二是需要进一步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完善预算收支分类和支出标准体系，规范预算编制程序，细化预算内容，健全绩效评估和支出责任制度。三是需要建立健全完整规范的预算公开机制，结合修订《预算法》，完善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加快预算公开化、透明化，以公众参与、公众监督促进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提升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的水平。

第三，积极推进税制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

亟需进一步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优化税制，公平税负，更好地发挥税收作为依法、规范的经济手段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社会生活的功能作用。其中的重点包括：把20xx年下半年已在新疆启动的资源税改革向前推进，扩大其区域、品种的覆盖面，发挥促进资源合理开发节约使用和在资源密集地区形成主体税种的作用；积极稳妥地在我国房地产调控中推出住房保有环节的房产税改革，在培养地方财源支柱、优化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强化再分配调节方面形成其正面效应；稳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促进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开征环境保护税和加强已有税种的“绿化”，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按照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导向和低端减负、高端增负的优化再分配原则，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及按照提高基本社会保障统筹级次的要求，实施社保筹资机制的费改税。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四

[摘要]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加入世贸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明白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存在“民族经济”，只有无国别姓氏的“地产经济”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有害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只要把市场全部拱手让给跨国公司，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可以实现，13亿人口共同富裕便指日可待。这纯粹是痴人梦语，当今世界找不到一个先例能够证实上述观点。

总结去年，规划今年，是即将开幕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最主要的议题。世界经济强体一片衰退的冲击波荡漾全球，我国经济逆风而上继续在适度快速增长的平台上前行。经历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进一步增强了。然而，我们不仅面临外患，同时还存在着内忧，忧患意识不可无。

开始，我国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本应淡出和转型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经济快速增长染上了对扩张政策的依赖症，而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却使扩张政策难以为继。这是当前政策抉择面临的一道难题。

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经济整体增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扩张政策的效应在递减；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之后脱困的成本和代价尚未消化又出现效益回落利润增幅持续下滑部分企业脱困后又返困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国有单位的投资靠国债支持继续上升与非国有单位投资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价下降0。8％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下降1。2％生活资料出厂价下降1。5％；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去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增加农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制约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

回顾20，瞻望，对今年经济发展和对策，似应作出以下几点认识：

连续4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并为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放松银根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剂强心针，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为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巨额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债务负担，货币超经济发行，最终势必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或者导致经济滞胀（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长期推行扩张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度财政敞开国库花钱，银行开足马力印发钞票，由此酿成的苦果至今还没有消化完毕。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超常增长等，这些因素都给经济投下了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威胁，是由于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把收入锁进银行的保险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贫民窟亟待改造。城乡居民缺医少药。

虽曾为文明古国，但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状况令人发忧：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虽然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却还要靠“希望工程”支撑，财政用于教育事业的拨款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50％，2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仅为2。1％，文盲高达8507万人。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

我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至今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劳动生产率低下，2/3的`劳动力困在人均1。5亩耕地上，由于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每年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元，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鲜设备一年就损失800多亿元。

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贫瘠瘦弱的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发人深省：我们到了追随发达国家，仿效他们的生活方式，赶超“消费社会”的时候了吗？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休闲时代！”错了！现在依然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皇家林园北京的颐和园现在成了大众的休闲地，但人们不该忘记这正是“老佛爷”的劣迹：兴建颐和园是以牺牲国防和近代工业为代价的！

加入世贸组织要做“明白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总理要求各地、各部门、各个企业做好应对工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领导经济工作明白人”。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我国入世的动因。对此的权威解释是，当今世界已经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论点源于美国，但美国学者和政界对“全球化”并无一致的认识，从“贸易自由化”到“美国价值观全球化”、“美国生活方式全球化”，甚至“全球美国化”，无所不包。美国统治集团则把“全球化”当作它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如果我们采纳了“全球化”的概念，那么就应当赋予它科学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不能盲目照搬。其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各种力量较量和斗争的舞台。当今世界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反全球化、区域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再其次，当今世界，即使认同了“经济全球化”，还必须正视“政治多极化”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和政治格局。我们既然强烈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坚决反对单极化，但“多极化”和“全球化”却是矛盾对立的，而政治又是为经济服务的。对此，我们在理论上总应自圆其说。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自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先进工业国家用廉价商品和炮舰轰垮了落后国家的壁垒，把各国网罗进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此，世界划分为工业国与农业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穷国与富国、强国与弱国。时至今日，这一格局仍未改变。现在，尽管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声音大了，与强国打交道多了一些筹码，但是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是不公正的。极少数富国不仅以强凌弱，而且把贸易、投资当作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工具。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更何况许多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归根到底要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富裕强盛。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要定准位。“商场如战场”，国内市场如此，国际市场更是如此，这里奉行实力至上。我国入世后应当定好位：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世贸成员中的弱者，应当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赋予不发达国家的各项权利，只承担与我国地位相适应的义务和承诺，拒绝世贸组织规则之外的要求，抵制那些损害我国利益、危及我国国家安全的举措。第二，中国是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上永不称霸，但是，应当承担我国对第三世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积极争取建立平等、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放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挑战与机遇的关系。流行的观点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盲目性；；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全面分析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应当作出以下判断：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既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机遇，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机遇是种可能性，要经过努力才能争取到，挑战却是无法避免的；机遇能否抓住，能否用好用足，决定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应对挑战，战胜挑战。世贸组织现行规则为我们在与经济强国交往中提供了为各方都可接受的、对各方都具有约束力的法规，但是，多数规则是发达国家成员主导制定的，并不完全合理；不少条款的表述含糊或附加了例外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发达国家拥有充足的实力和必要手段摆脱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或者绕开世贸组织，把种种苛刻的条件强加给穷国和弱国。所以，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还任重道远。而且，世贸组织规则涉及到成员国（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各成员国（或地区）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长期的。说到挑战，对我国冲击最大的首当其冲的并不仅仅限于弱质产业，而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世贸组织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成员政府行为必须要受现行规则的规范和约束，并受其他成员的严格监督。深化改革低效、臃肿、政企合一的行政体制已刻不容缓。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

做明白人，必须明白全面开放和必要保护的关系。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到全面、广泛、更高层次的新阶段。开放意味着为外资进入让出市场，给予外商国民待遇，但并不否定和排斥对民族经济的保护。首先，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外资发展和壮大我们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使我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开放是为了今后走出去。所以，从上述意义上说，开放是积极的保护。第二，加入世贸组织后，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无限制开放，开放的领域只限于世贸组织规则所规定的领域，规则和协议之外则不在开放范围。第三，政府对本国产业和企业不能放弃必要的保护，凡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必须坚决维护。那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存在“民族经济”，只有无国别姓氏的“地产经济”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有害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只要把市场全部拱手让给跨国公司，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可以实现，13亿人口共同富裕便指日可待。这纯粹是痴人梦语，当今世界找不到一个先例能够证实上述观点。相反，反面教训却屡见不鲜――――从东南亚金融风暴，直到最近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处处都看得见国际垄断资本的劣迹。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五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综合性的网络化基础设施缺乏。

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圈以小时覆盖。从甘肃来看，经济一体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一是在铁路运力方面，铁路运力难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铁路交通运力分布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二是高铁方面，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之下，甘肃形成了“兰新高铁”“、成兰高铁”“、兰渝高铁”和“宝兰高铁”，但这显然无法满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求；三是在机场方面，机场的航班、客流相对较小，出现供需失衡的问题。

（二）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

甘肃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导致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首先，区域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不同，甘肃有国家级贫困县四十余个，且主要分布在陇南边远地区、庆阳老区等地区，这就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比较显著；其次，以兰州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模式，缺乏良好的带动力和辐射性，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比较被动；再次，资源发展不平衡，交通资源、水资源的补偿失衡，成为制约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图1所示，甘肃各设区市人均工资情况。作为省会城市的兰州，相比于天水、酒泉和张掖，人均工资反而出现严重偏低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兰州在充足资源的情况下，比较欠缺发展的带动能力，影响了以兰州为中心，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

（三）城市体系不完善，结构梯度不合理。

甘肃处于欠发展省份，本身具有强劲的发展潜力，但就当前的发展形态来看，既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也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一方面，城市体系不完善，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吃紧；另一方面，城市结构梯度不合理，产业规模化、产业链尚不完善，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扩散，周边落后地区难以有足够的能力接收。

二、深化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当前，甘肃正处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抓住发展的新机遇，是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也是促进甘肃经济腾飞的关键。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优化与调整，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区域协调规划，从本质上夯实发展的基础。那么，具体而言，深化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应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体系，创建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基础。

完善的交通设施网络化体系，是当前甘肃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纽带。交通网络化体系的形成，缩小了区域内的空间距离，却扩大了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空间。一是通过以兰州为中心的交通一体化，实现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性。二是高铁建设步伐应加快，在已有的四条高铁线的基础之上，形成幅员更加广阔的高铁覆盖。充分依托高铁建设，加速区域经济发展步伐，让经济发展圈在良好的联动机制下，获得长足的发展。三是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落后性。在深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要针对各区域经济体的均衡发展，充分发挥带动作用下，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增强区域的协调规划，实现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

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应进一步退出以市场为主导下的发展模式。甘肃作为西南欠发展省份，在“弱市场”的格局之下，应进一步增强区域的协调规划，着力打造“强政府、强市场”格局之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性铺展，这更符合甘肃省的省情和发展的需求。此外，甘肃省要成立由省政府、发改委为牵头的区域协调发展联席会，让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以一体化战略合作的方式具体体现并深化推进，更具有长远的发展意义。

（三）完善城市等级体系建设，扩大中心城市的带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一点，在于中心城市带动力、辐射力的有效体现。因此，甘肃在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应进一步完善城市等级体系建设，确保以中心城市为辐射圈的发展动力。并且，区域经济要以整个城市群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各方利益的有效协调。甘肃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但发展的空间巨大，这就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同样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一是甘肃经济发展与产业转移应该从甘肃整体城市群的发展厨房，做到各方利益的协调；二是甘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应注重产业格局的优化发展，充分利用区域经济内丰富的资源，以及良好的经济基础，深化经济一体化的内涵；三是重点区域进行城市群功能定位的协商，明确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以及布局。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进，仍需克服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并着力于经济一体化发展内外环境的夯实，促进一体化发展带动甘肃经济的腾飞。一方面，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甘肃经济发展处于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甘肃经济发展底子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尚未真正成形，仍需建立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体系、增强区域的协调规划。因此，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应着力于建立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体系，创建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基础；增强区域的协调规划，实现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完善城市等级体系建设，扩大中心城市的带动力。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六

（一）针对重点开发区实施激励型财税政策。

重点开发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需要一定的激励机制来刺激其经济潜能的发挥，财税政策应当通过特定的作用方式和工具组合，注重以经济杠杆来重新调度和倾斜配置一部分经济利益，起到引导、激励和约束当地政府和企业加快经济起飞和形成新兴中心区域的作用。对于国家鼓励的产业和投资领域，实施税收优惠、投资补贴、加速折旧、贴息等优惠措施；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二）针对限制开发区实施支持补偿型财税政策。

限制开发区的开发潜力不大，重点应落在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上来，财税政策应当对这类区域加大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并发展生态补偿机制。减免税收主要用于发展限制开发区的特色产业；设立专门的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修复和维护；对于直接受益主体收取适当费用来充实相应生态补偿基金，考虑采用从水资源费、水电费、旅游收入等渠道筹集受益者补偿资金，加快建立按照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量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征收机制。

（三）针对禁止开发区的保障———补偿型财税政策。

禁止开发区必须杜绝各种开发活动，但地方行政职能的`执行需要必须得以满足，对此类区域，财税政策的定位是以转移支付等保障地方政府的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加大生态补偿的力度。财政拨款主要用于保障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转移支付，加强生态修复。

二、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发展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

（一）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1、改革现行税制，使财政收入规范和稳步增长。第一，通过税费改革，理顺税费关系第二，将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分配方式转换为大多采用共享税方式的形式，以有利于调动各省建设主体功能区的积极性。第三，适时开征新税种，扩大财源。

2、优化税制结构，建立促进生态环境管理的税收体系。第一，利用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调节导向，引导人们的消费结构。第二，调整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加大环境污染惩处力度。第三，积极推进适合各主体功能区的财税体制改革试点。

（二）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1、科学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目标。进一步规范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企业之间的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2、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3、构建针对主体功能区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可通过多种形式，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资源保护区倾斜。

4、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三）构建与主体功能区政策相适应的预算投入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1、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对口支援制度。改革和创新传统的对口支援制度，加大东部沿海等省份对中西北部省份的技术、资金、劳动力资源对口支援。

2、逐步加大对生态补偿的公共预算投入比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环境保护的支出应加大投入生态恢复的比例。

3、探索建立跨地区和跨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财税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区际生态基金模式的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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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七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已发布信息：今年我国将继续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分析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7%左右。去年的实践证明，这是在需求不旺的情况下拉动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今年将继续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采取多种办法，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今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国经济持续以较高水平增长的关键年度，本文拟从现代经济基础理论的层面，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外部环境因素对当前政府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进行简略的评述。

（一）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必要措施。

1998年，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下，虽然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和挑战，在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外贸出口增长有所减缓以及诸多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纷纷贬值的压力下，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最终达到全年gdp增长7.8%的较高速度。

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刺激投资、扩大内需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大胆而有力的措施。其中较为突出的举措有：中央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央银行先后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和再贴现率：8月18日财政部开始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的1998年特别国债（记账式附息国债）；9月份，九届人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发行规模为1000亿元的新增国债，专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0月底中央银行宣布：开始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8年全国海关坚决打击走私，加强税收征管，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917.3亿元。199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虽然这一投资效应通常有一时滞间隔，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明显拉动作用。

1999年元旦，我国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外贸部于1998年颁布的《关于赋予经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生效实施。这标志着目前仍然实行经营许可制的外贸领域已经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元月4日，首批20家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权；2月8日，第二批41家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权。元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出：中国在中长期之内（如5年以上）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具体到每一具体年份时，将根据国内外的情况灵活地调控货币供给量（比如今年适当增加m2的供给）。同时，为了扩大内需，将允许有条件的商业银行批准开办消费信贷业务，鼓励商业银行试办一些消费贷款的新品种（到目前为止，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已陆续开办了个人住宅商业性贷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住房装修贷款、教育助学贷款、小额贷款和以家用电器为主的耐用消费品等专项消费信贷业务。下岗职工还可以到地方性银行，比如上海银行办理助业贷款；其它银行也正在开发农用物资与农机贷款（中国农业银行）和旅游贷款（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等）。他还宣布：中国将取消对引进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把外资银行设立业务经营机构的地域扩大到全国所有中小城市。

1998年，中央政府对酝酿已久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车货币化改革进行了冲刺阶段的发动。这两项牵动全局的改革，将大大促进商品化个人住宅市场和私人小轿车市场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由此带动相关多重产业（如住宅装修和装饰、家具、服务和供电、供水、供气、供热与交通、通讯等公用事业、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社区服务中心以及钢铁、橡胶、塑料、电子、石化、机械、轻纺、玻璃等行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增长。由于乘数效应的作用，其总数额将相当可观。此外，医药保健制度的改革、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也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保险市场提供了富有潜力的消费需求。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改革正在逐步展开。教育产业化的深入发展将为国民经济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持续稳定的财富源泉。

经济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g）的变化、转移支付（f）的变化或税收（t）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分别影响总需求，政府购买直接增加需求，转移支付和税收则使收入发生变化。扩张性（或较松的）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的增加、转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税收的减少，而紧缩性（或较紧的）财政政策正好与此相反。

我们还知道，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m）的变化。扩张性或较松的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的增加；而紧缩性或较紧的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的减少。应当注意的是，紧缩性财政政策通常是指政府支出增长率的降低（而非绝对数量的下降）或是税收增长率的提高（而非绝对数量的增加）；同样，紧缩性货币政策通常是指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降低。

在确定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时，必须考虑投资需求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在有些情况下，财政政策难以奏效。比如，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使利率上升很高而对投资产生很大的负作用，那么这一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就相对较弱。

投资的减少将会抵消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影响，有两种情况会使得投资大幅度下降：1.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因此利率的上升将会使投资大幅度减少；2.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因此，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有很大变动）。

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使利率上升不大，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就具有较强的效果。在基础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政策通过改变政府购买、转移支付或税收来实施。当投资率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时，财政政策就较为有效。

影响财政政策效力的另一要素是支出乘数，较大的支出乘数意味着比较有效的财政政策。但是，如果经济处于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的情况下，那么即使支出乘数很大，也无法使财政政策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借助于is曲线的斜率和lm曲线的斜率对利率敏感性的解释，我们可以用is－lm图来直观地考察8种情况及其各种可能性。如果is曲线陡峭或lm曲线平缓，财政政策效应就强；如果is曲线平缓或lm曲线陡峭，财政政策效应就弱。对于给定斜率的is和lm曲线，如果支出乘数大，财政政策就更加有效。

通过以上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主要是力图刺激投资、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促进和带动经济增长。然而，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对市场利率并不敏感，预期的反应较为迟缓。同时，我国现阶段由于诸多因素（比如考虑到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的作用，居民对未来的收入与消费预期不甚乐观，甚至对很有可能出现的失业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忧心忡忡。

另一方面，国内一般性耐用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照相机、手表、自行车、录音机等）消费市场趋于饱和，而一般居民所向往和热望的私人住宅和小轿车的价位与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尚差距甚远。因此即使银行多次降息，仍倾向于储蓄和持有货币，因而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流动性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和实施积极（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政策效应将较为显著。

因此，中国政府在最近两、三年内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基础出发点是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多种政策，深入开展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和套汇的斗争，稳步增加外汇储备，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也是维持国内较为紧迫的就业需求和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客观要求。

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别指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从中长期来看，仍然要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三）积极启动消费需求，带动国内投资需求扩张根据现代经济的基本原理，一国经济中消费的波动要比gnp的波动小得多，消费之所以比gnp的波动幅度小，主要原因在于可支配收入的波动要小于gnp的波动。消费支出中最不稳定的部分是耐用品消费，劳务和非耐用品消费则要均匀得多。而消费则是靠可支配收入来维持的。

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低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这是消费行为的一个有规律性的特点。在短期内，消费下降的数量小于收入下降的数量；在长期内，消费的减少则逐渐赶上收入的减少。

投资是总需求中最容易变动的部分，它的波动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产量和总收入的波动。投资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它经常由于企业预期的反复无常的变化而发生不规则的波动，而消费只是按照简单的消费函数被动地作出反应。

投资比消费易变得多，企业固定投资水平的下降和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时间上非常一致，而住宅投资的下降则先于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投资支出一般可分为三类：1.非住宅性固定投资－企业购买新设备或厂房：2.住宅性固定投资－建造新的住宅和公寓；3.存货投资－已经生产出来但尚未销售的产品存量的增加。住宅投资与利率负相关关系，高利率使房租上升，从而使住宅价格上升。如同任何商品都有某一需求函数一样，公众对住宅也有某一需求函数。住宅是投资中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利率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由于住宅的折旧速度很慢，房租主要是由利息支付决定的。房租的上升将减少投资。住宅投资与实际gnp正相关，收入提高使住宅需求增加，因此也提高了投资需求。1984年，美国非住宅性投资占当年gnp的11.6%，住宅性投资占gnp的4.2%。

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但是要严禁挤占、挪用财政债券资金，绝不允许把资金拿去弥补经常性开支或搞其他建设，甚至搞楼堂馆所。对重大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和跟踪审计。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惩治建设领域的各种腐败行为。

朱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决不是可以任意花费，必须珍惜人民的血汗钱。坚决压缩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保证重点项目支出。他警告说，如果乱铺摊子，大搞重复建设和劣质工程，就会给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迟早要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此国务院明确提出，利用财政债券搞建设，一定要确保资金的合理流向，集中力量搞好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适当向中西部倾斜。此外由银行信贷安排，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和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

根据国家计委研究院的有关专题研究，中国已经步入重加工业阶段，未来一段时期，装备工业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支柱产业，这意味着设备投资将成为带动整个投资增长的主体。在重加工业阶段，经济增长表现出集约化趋势，其特点是产业链条长，投资传导环节多，技术附加值高。这已经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而是要求使用现代化、高精度的数控机电一体化设备。

目前我国机器设备陈旧，自动化水平很低，加工适应能力差、精确度低。九十年代的设备仅占10%，八十年代的设备也只有20%，技术改造需求十分迫切、并且设备更新换代的范围广、任务重、资金缺。

1955年，日本为了产业升级换代，推出了“机械工业振兴法”，强制拆除使用服役期超过7年的机器设备。政府应采用贴息、直接投资补贴、政策性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等方式鼓励基础和主导产业的发展。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点应当转移到工业设备更新和装备工业的发展上来，带动其他工业的升级与进步。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八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作为执行者，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强调，阶段性提高赤字率和减税是2019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发力方向。

多位专家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认为，2019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在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之时，积极财政政策发力方向是关键。要在加大支出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度加大赤字，为减税扩大空间。

积极的财政政策从2019年起代替稳健的财政政策以来，已有8个年头。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减税”的表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行减税政策”尚属首次。

在专家看来，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存在，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刺激和抑制两难的背景下，通过实行减税政策，既可以释放企业活力、社会资本活力，增强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又可以将减税的利好传递至消费终端，激发消费活力。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9年一系列减税举措支持“双创”共减免税3000亿元以上，其中落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起征点政策及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减免税近1000亿元，落实高新技术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1400多亿元。

但是，减税降费也给财政收入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据财政部1月29日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比上年增长8.4%，同口径增长5.8%。其中5.8%的财政收入增速被媒体认为是自1988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最低增速，也低于年初预算安排。

“财政收入增幅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减轻了企业和居民负担，也直接带来财政减收。”财政部分析称。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李旭章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供给侧改革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减税。在财政收入困难的时候提出减税，通过减税为企业减负，企业轻装上阵能为经济作出更多贡献，创造更多效益。

“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换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国务院总理在1月22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等改革举措为企业减负松绑，放水养鱼，可以为鼓励社会投资和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更宽松环境，推动产业转型、结构优化，在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涵养宝贵税源，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在这次国务院座谈会上，“营改增”今年将全面推行以减轻企业税负获得明确。事实也证明，“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自2019年试点到2019年底，已累计为企业减税5000多亿元。

“2019年减税还是主要看营改增。”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曾表示，今年“营改增”全面铺开后，减税额度有望达到9000亿元。

2019年，在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背景下，很多人担心，“钱袋子”吃紧，进一步减税可能影响财政支出能力。

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财政支出扩大，节能环保和民生等是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向。同时，2019年我国财政赤字突破2万亿元，达到23551亿元，高于年初预算。

而2019年，从机构预测来看，供给侧改革推进需伴随财政的减税和降费，以给企业减轻负担，而刚性民生支出又难削减，财政赤字率上调是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释放出了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信号。会议并明确了增加财政赤字的用途，即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用扩大赤字来支持减税，激发企业活力以增强经济活力，这其中的含金量有多大?这么说，财政收支的困难的确摆在我们面前，但减税降负举措，不做不行。只要企业能够生机勃勃发展起来，我们的经济就会有坚实的支撑。

在社科院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蒋震看来，扩大财政赤字应该和供给侧相结合，应考虑发挥在哪些领域更有效，比如是支持需求方还是支持供给方，是支持生产方还是购买方。

赤字率扩大多少合适?此前业内人士多判断2019年赤字规模在3%左右。按照楼继伟的表述，扩大赤字规模，主要需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有专家就表示，之所以明确为“阶段性”，是因为并非要一直提高财政赤字率，而是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需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安排，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提高。

赤字率是一种反周期的调控措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就有可能提高赤字率。反之，当经济运行情况出现变化时，不排除降低赤字率的可能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九

为了形成全国统一大，推动地区合作，我国政府在“十五”计划中强调，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进一步开放价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培育和发展商品市场、资金、劳动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推动区域贸易和生产要素的区域合理流动，加快地区产业结构的和合理化调整，为“十一五”计划的完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我国各区域之间产业优势比较：

东部地区的优势产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工业、精密仪器以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轻纺工业等。这些产业明显体现了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及技术、劳动力与资本优势，并且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与较长的产业链，各行业的技术现代化水平较高。

中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制造业、建材工业、冶金工业以及煤化、盐化、磷化为主的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等，虽然具有一定的基础优势，也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是成长性不高，面临比如发展空间有限、设备老化、附加值不高等发展困难。

西部地区则主要集中于资源相关的产业：工业、煤炭工业、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天然气开采、业、畜牧产品，这些产业均为资源型，耗能高、产量大、附加值低，没有形成产业链，多为原与初级产品。

东北地区：所谓老工业基地，主要是指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及20世纪50、60年代（部分为70年代）形成的，国家进行了大量、生产规模大、上曾对我国经济起到很大作用、做出很大贡献，但现在却表现出产业结构老化、产品不适应市场、技术落后、体制陈旧、产业竞争力下降、陷入整体困境的工业基地。东北三省的原油产量和木材提供量占全国的1/2，商品粮占全国的1/3，汽车产量占全国的1/4，其中重型卡车产量占全国的1/2,造船产量占全国的1/3，钢产量占全国的1/8，重型装备制造业，军用飞机、核潜艇等重要的军品生产任务均在东北。

有关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证明，在现代经济中，影响经济增长差异的要素中，物资因素对经济差异的影响力度为30%，其余的70%影响主要是来源于结构因素和知识因素。如上图表中存在的差异，说明了东、中西部地区要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把矿产资源和、技术和资本资源有效结合，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一是地区发展途径不同。或许与传统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与后来采取的政策有关，整个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径从一开始就不相同，不相同的路径就产生不同的结果，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并没有在全国均等贯彻。比如东北地区、上海地区，计划经济在那里真正落实了，但是，像浙江地区，由于各种原因，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全面地落实。

二是，立足于中央的的推进策略。大的战略最早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然后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复兴，现在是中部地区的崛起。从中央角度只要说要优先发展什么，就一定会对一些地区有优惠，对另外一些地区没有优惠，这样，没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就会采取要素流动，到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去。因此，每个地区事实上执行的政策是不一样的，而且，由于中国势力的特殊性，就造成了地区之间差异的存在。因此，各个地区就出现了为争取中央倾斜，不去致力于建设稳定的统一的法制信用环境，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央“跑”项目。

三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差异。例如上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人均gdp，还是从受教育程度来说，东部沿海地区都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三、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实现既快又好发展，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走在全国前面。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二）对于西部地区：继续实施努力加大对西部地区重大项目支持；大力推进西部地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着力支持重点地带、重点城市和重点产业加快发展。确保青藏铁路、三峡三期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建成投产，新开工一批重大建设项目。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抓紧研究制定后续相关政策。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风沙源和石漠化治理等生态工程。支持发展优势产业和建设特色资源加工基地。加快科技、教育发展。加大政策扶持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西部地区对外经济发展。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根据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各地不同的产业基础、企业状况与地域情况，选定各自的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通过政府引导带动自发形成的方式，结合国有企业改制与重组、工业园区的调整、老工业区的搬迁、招商引资等方式，围绕主导产业，将一些相同、相关与相近的企业逐步集中到某一特定区域内，加以一定的政策扶持，快速培育与发展出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如沈阳原有金杯客车厂与中华轿车厂，加之新进入的宝马轿车厂，具备了发展汽车制造业集群的良好基础；大连拥有大连新船重工、造船重工和渤海造船三家造船企业，具备发展成为船舶制造业集群的基础；鞍钢、本钢、抚钢以及为民营企业西洋集团公司所收购的沈钢、海城钢铁厂，具备发展钢铁制造业集群的良好条件。

（四）积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充分发挥中部区位、资源、产业和人才优势，重点加强现代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强现代综合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因此，无论从中部地区所具备的优势、发展潜力看，还是从经济发展梯度转移趋势看，只要中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加强了，就能集东、西部长处和优势于一身，可以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既可以为东部地区提供广阔的需求市场，又可以辐射和带动西部地区发展。

一是，积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中部六省合作。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作为我国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必须要求中部六省加强合作联动。只有中部六省建立有效的合作联动机制，才能对促进崛起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协调解决，中部地区才能形成整体合力。要形成中部地区联动的理念，如，“协作、互利、共赢”。要对联动的内容和方式进行规划，就内容来说，可涉及体制改革与创新、结构调整和产业分工与协作、资源整合、市场开放、建设等；就方式来说，可采取大范围与小规模相结合、高规格与多层次相结合、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政府引导与民间促进相结合的办法等，以及其他方式来组织实现合作联动。通过合作联动，使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更好发挥，能量得到释放。

此外，加快融入东部地区发展进程，不断增强中部地区崛起的助动力。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并充满活力，赢得世界范围的广泛赞誉。因此，国际资本看好中国，推动了向中国特别是向东部转移优良资产的进程。中部地区要利用这一好的机遇和条件，全面实现两大地带的全面对接，包括区域联合对接、产业转移对接和发展环境对接。搞好这种对接不失为东部带动中部地区加速发展的一条捷径。当前，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对接方面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势头，有的向京津唐地区对接，有的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对接，这些举措，为中部地区近几年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今后，仍要接轨的广度和深度，为中部地区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和动力。

总之：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在发展目标上是不一样的，我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区域经济战略，主要是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在“梯度”开发理论的下，我国各个区域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方式不断创新，逐步由传统的政府主导下的“对口支援”转向市场体系下的多元化。进一步加速剩余劳动力转移，尽快走出城镇化发展的滞后期，促进地区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了人与经济、、自然的和谐，以及“代际公平”原则。

参考资料：

1、梁积江《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思考》p118,p106.

2、胡鞍钢《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世界》第3期。

3、钱平凡：“产业集群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第125期。

4、付志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9月20日财政部科研所讲课。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十

新形势下,我们要将政商关系理顺，成功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针对投资备案、审核、审批等制度要组织开展规范改革工作，积极将政府的核准范围缩减，促使审批程序得到简化，从而降低经营性收费及行政事业性收费，推动民营企业收费实现公平化，将非国民待遇现象消除掉。其二，财政相关部门建立起专业化的投资服务机构，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投资信息指导及产业政策支持。同时要开展民间投资的营销策划、审核报批、投资咨询、管理决策等各方面的综合服务，建立起包括技术信息、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在内的投资信息网，综合筛选投资项目，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致力于为全社会提供充分的、准确的投资信息。其三，加强建设民营企业的权益保护机构，尽力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为民间投资营造出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财政倾斜于民生，保障并改善民生。

(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灵活就业。

虽然每一年我国财政在就业方面的资金投入都有较大的增长，但这并不能满足我国愈加严峻的就业形势。因此，政府应当以公共理财理念为出发点，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进行大力的整顿和压缩，将公共财政倾斜到民生领域，增加就业的财政资金投入，建立长效的就业财政机制，促使就业工作取得保障性强的、长期的财政支持。新形势下，小群体创业及中小企业等在解决自身就业问题时为社会大众提供了良好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政府部门应当积极扶持它们，在信贷、资金及税收等各个方面为他们提供支持，逐步形成中小企业群体，致力于将社会的不同素质、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广泛吸收到这一群体里来，确定灵活就业的行业标准及范围，完善税费减免措施，从而健全财税扶持政策。对于灵活就业范围内的自谋职业人员，政府可以给予重点的`财税支持，鼓励人们积极创业，从而有效带动就业。

(二)加快社会保障改革，完善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支持。

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所有群体里面，农民工遭受的损失最大，一旦他们失业返乡，就无法享受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即便他们能够享受家庭保障机制及农村土地保障机制等，但依旧无法将他们的生活影响降低，从而造成农村的消费能力低下，不利于实现刺激消费等宏观的经济调控政策，严重时甚至会冲击社会和谐。因此，政府应当加快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培训农民工，鼓励并支持他们自主创业，通过财政拨款加大对农村公用设施的投入力度，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一，将农民工吸收到工伤保险体制里面，将农民工遭受的职业风险有效分散甚至化解；其二，针对农民工构建医疗保障体系，帮助因病陷入生活窘境的农民工化解风险；其三，构建养老保险政策，为农民工的晚年生活提供财政保障，确保他们能够获得真正的养老待遇。

三、健全消费税政策，加快发展对外贸易。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并健全消费税政策：适当扩大消费税范围，将裘毛皮制品、高档美术制品、高档实木家具、保健品等纳入到消费税征收范围之内；一些洗涤、洗浴等企业消耗水资源较大，应当对它们征收消费税；公共汽车轮胎、酒精等一部分人民生活、卫生的必需用品应当停止消费税的征收。与此同时，要针对持续完善的消费税制度构建立法程序，将国内税收负担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促进国内制造企业积极生产并进行出口贸易活动，加快发展对外贸易。

四、全力打好节能减排的攻坚战、持久战。

首先，我们要以建筑、交通、工业等为主要对象，大力推进节能政策，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推进开展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等，致力于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良好的节能风尚。其次，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力度，积极推动城镇污水垃圾处理、重点区域环境治理、综合整治重金属污染等工作的开展。第三，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及循环经济。抓好节水、节材、节地、节能等工作，支持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及能力建设并积极推广示范，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加大回收利用工业废物，进一步将生活垃圾资源化，等等。最后，针对气候的变化及时制定应对措施，加大低碳技术的开发力度，并将高效节能技术进行推广，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同时加强建设智能电网。加快绿化进程，努力构建低碳的消费模式及产业体系，全力打好节能减排的攻坚战、持久战。

五、结束语。

我国是开放性的国家，即便是全球经济有所复苏，但我们依旧不能摆脱国外经济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应当以新形势的具体经济发展要求为依据，积极探究我国财政政策的选择，从而确保我国取得经济可持续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十一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刘国光在“1999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就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问题发表了看法。

一、为什么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减弱。

刘国光认为，从投资需求看，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的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再加上当前供大于求，最终需求拉动不足以及逐渐走低的市场形势，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收入预期和投资意愿，导致社会投资启动缓慢。

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在传统的低收入、低消费的观念仍然主导着经济决策的条件下，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实物性、集团性、福利性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渐增加，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由于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触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消费需求也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客观调控作出迅速反应。

因此，刘国光说，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机制上的变化，政府财政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再加上供给方面的激励机制和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迟迟未能形成，国有企业一般缺乏必要创新的动力，供给结构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格局，这更加限制了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

刘国光提出，在目前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很正确和必要的。刘国光进一步说，今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些方面已经安排了不少的积极措施。一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上升，但是这些都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进行的。去年预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国债拔款1000亿元和银行贷款1000亿元，没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发了国债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预算投资。那么，从今年上半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将不再作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支撑政策呢？对此，刘国光认为，这样的判断现在还早了一点儿。他说，首先，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投资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资金，二是市场。目前问题更大的是市场不振，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来的启动居民消费的招数很多，但大多数不能立杆见影。就拿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信贷来说，这一直是促进消费的一个好办法，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然而从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障碍，所以消费信贷增长的步伐并不尽如人意，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还未有效启动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然还不能放弃。

其次，去年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启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工期长、规模大，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够坚持，近期项目建成以后，还要有后续项国接替，这样才能保持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合，否则就会发生建设投资断层现象，造成损失，影响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政策失灵、失效，这里有一个实施的问题。去年2月份国债和银行贷款实际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带动经济增幅回升的效应已经显现，只要力度、时间适当，形成中不发生断层的现象，那么推动经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刘国光指出，在直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措施还没有发挥足够有效作用以前以及在出口的需求不振局面还没有扭转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必要的经济增长幅度，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十分必要的。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社会民间投资关系的问题。

刘国光说，1998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未能很快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贫。这其中有前面所讲的乘数效应减弱的问题，也有财政支出和投资本身的导向及结构问题。去年以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较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且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以及其他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比较少地考虑。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的运用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去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取得迅速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倾向。因此，刘国光表示，今后如果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需要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政府投资的方向，放开投资领域和市场准入的门槛，使之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启动。

四、摆脱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传统观念束缚，大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

收入分配关系调整涉及到许多方面，需要多方面协调，综合解决。对此，刘国光指出，就与财政政策有关方面的问题来说，当前首先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一是在观念上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条件要摆脱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影响，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收入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大力调整工交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的工资待遇，包括大幅提高国有企业家的年金收入。使他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适应，以普遍提高低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提高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和预期对于稳定全社会的预期和刺激消费需求将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当然这不等于鼓励不切实际的高消费。二是要通过改革和规范，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当前要结合扩大内需，对居民支付的改革费用进行适当的货币化补偿，以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四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税基和累计税率，开征财产税、遗产税，推行存款的实名制，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十二

2019年，财政部门创新调控方式，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更多运用改革办法，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增效。注重稳定市场预期，加强预调微调和定向调控。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实施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税费减免政策。

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是2019年宏观调控的焦点之一。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增加民生投入、减税降费支持创业创新、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推广运用ppp模式……这一年，国家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强预调微调和定向调控，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措施同时发力，推动了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增效。

2019年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力增效。

去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决定，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动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加大支出力度。全国安排财政赤字16200亿元，比上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上年的2.1%提高到2.3%。同时，结合财政收入形势和消化应对“三期叠加”的影响，动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1124亿元。“加大支出力度，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体现。”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说。

2019年全国财政收支数据显示，在财政收入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得到了有力保障，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768亿元，比上年增长15.8%。其中，教育支出26205亿元，增长8.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067亿元，增长9.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1916亿元，增长17.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001亿元，增长16.9%;城乡社区支出15912亿元，增长11.5%;农林水支出17242亿元，增长16.9%。

“2019年，各级财政部门着力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大力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积极盘活存量，优化支出结构，强化支出绩效管理，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及早落实并取得实效。”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持续增加民生投入的同时，国家还着力推动完善相关领域的支出政策和机制设计，突出公共性，增强可及性和可持续性。

“2019年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侧重结构优化调整，尤其是投向基础设施、高新产业等领域。”白景明说。比如，支持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等8项农业可持续发展试点和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加大对淘汰落后产能的支持力度，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减税”“为企业减负”，是201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高频词。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要用政府税收减法，换取“双创”新动能加法。

这一年，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持续推进，尤其是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和“双创”的税收措施相继出台，力度不断加大。如，国务院两次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受惠小微企业范围不断扩大。

2019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放宽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活动和费用范围，并允许企业追溯过去3年应扣未扣的研发费用予以加计扣除。

保障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残疾人、随军家属、军转干部、退役士兵等重点群体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9年，各项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的特惠式税收优惠政策也加大力度，共减免税收180多亿元。

据统计，2019年税务部门全面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全年支持“双创”减免税3000亿元以上。

此外，降费措施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2019年，对小微企业免征4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或暂停征收57项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船舶港务费等7项水运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率。

“2019年推行减税政策的特点是针对性强、定向发力，有效促进了稳增长、调结构。比如，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对促进就业作用十分明显，降低部分消费品关税则扩大了国内消费。普遍性降费则与减少行政审批改革一起为市场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保障了市场主体经营活力。”白景明说。

2019年国务院多次部署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强统筹使用，唤醒“沉睡”的财政资金，调整用于保民生、补短板。

2019年6月，国务院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力促财政资金“化零为整”，提出了包括推进项目资金统筹使用、推进重点科目资金统筹使用、推进部门资金统筹使用等重要措施。

盘活存量资金“动真格”，效果显现。2019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各级财政将已收回沉淀和违规资金2500多亿元，加快统筹用于急需领域;国务院将239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存量资金调整用于在建重大项目。

“无论是适当提高赤字率，还是盘活存量资金，都促进了扩张支出，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增加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白景明认为。

2019年，国家还在公共服务领域大力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ppp发展道路。5月，国务院转发财政部等3部门《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等公共服务领域，广泛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中央财政大力推进ppp示范项目建设，评审确定了两批233个、总投资8146亿元的ppp示范项目。各地共公布推介ppp项目6650个，总投资8.7万亿元，涵盖道路交通、环境保护、城市公用事业(2130.772,0.00,0.00%)等多个领域，在稳增长、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ppp成效初显，较好地体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改革加速器、增长推进器、民生稳定器’的作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说。

在强化财政资金政策杠杆和导向作用方面，还积极发挥各类投资引导基金作用，进一步完善已设基金的管理运行机制，还决定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引导民间资本投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9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为配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坚持扩张支出与防控财政风险兼顾，更加强调精准发力，把财政资金用于关键和薄弱环节，使人民有更多获得感。”白景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