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通用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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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一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为4015.0亿元，为4180.1亿元，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为1.5%，19为2%，20为1.7%，20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年为1681.89亿元，年为2425.21亿元，年为2598.21亿元，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01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01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1扩大内需仍需加强。

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01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01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01年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01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

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01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即竞争性的行业或产品）进行国债投资，则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但能够完全避免，而且会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4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

提到财政赤字，人们总是想起通货膨胀。的确，通货膨胀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当增发国债已经或即将引发通货膨胀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十分慎重。然而，根据实践经验，只有当政府财政赤字采取了货币化的融资方式时，央行才会超量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采取了债务化的融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且只对商行发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变动实际货币供给量，故连续几年来的国债发行并未诱发通货膨胀（近几年来，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行资金偏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通货紧缩的阴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4%，2001年为0.7%（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把达不到1%的价格水平的上升看作为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价格处于下降态势，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0%，2000年为―1.5%，2001年为―0.8%。再考虑到我国货币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今后几年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2.5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国债发行一方面能增加财政收入，影响财政收支，属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对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短期内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但根据国际上的经验，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规模的不断扩大，它的缺陷将会因为政策时滞、政治因素、财政赤字等问题而日趋明显。为了预防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固地走出低点、民间投资得以启动、消费需求渐趋正常、外贸出口恢复到一定高度时，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渐地退出。近期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合理运用财政资金，进一步营造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利用财政支持政策保证货币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运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商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资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为改进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辅助设施等等。

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由于种种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有必要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任务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动内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首先，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国的实践。“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期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为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供过于求，而是供不应求。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本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条件。在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使其长期化。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扩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增长的后续效应。政府国债投资的后续效应越大，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作用就越大，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长期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后续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长期化是积极财政政策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3.2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条件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政策效果至关重要。

今后几年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支出方向仍应该是那些通过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的项目或部门，如农、林、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含在建基础设施项目）、科技教育、生态环保、高新技术产业等等，但是一定要避开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的建设项目或部门。财政支出的重点应该是那些后续效应较大或产业关联较强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部门，如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科技教育等。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开发的投资力度和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值得提到的是农民增收问题。目前制约我国总需求增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增收困难。在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开拓广阔的农村市场，政府应给予农业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和市场怎样的财政支持或保护，应该得到人们的极度重视。这不仅是关系到农业的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问题，更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和整个国民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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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应转换模式和扩大内涵[j].世界经济，2002.(3).

[4]严于龙。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成效与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01.(5)。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二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由国内外各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消费需求低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紧缩趋势显现等.在宏观经济疲软和货币政策乏力的背景下，为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中央果断做出决策，采用积极财政政策，以达到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税收政策与之进行了一定的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停止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对企业设备投资实行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2)鼓励出口的税收政策。1998年以来，我国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提高了5.5个百分点。(3)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如对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通过清理各种收费和调整税收政策，降低住宅造价和解决汽车售价过高问题，鼓励对住宅和汽车的消费等。

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超常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历年的税收弹性系数都大于1，最高年份竟达到了3.227(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那么，究竟如何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来看，可以实施减税政策，也可以不实施减税政策。减税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手段，对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要实行减税，要根据实际经济形势，做出正确判断。从实施减税政策的实践来看，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先例。如美国“罗斯福新政”，没有实行减税政策，但取得了巨大成功，使美国度过了30年代的大危机。但减税政策并不是“灵丹妙药”，如里根政府实行的减税政策，却是以失败告终。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要实行减税政策，要根据当时的实际经济形势来决定，而不是一般规律。我国之所以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因为我国当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市场低迷，消费需求不旺，减税减少了政府的支出，却难以达到刺激民间投资增长的效果。因此减税政策必须审时度势，适应当时的具体条件，并需要相关政策的配合，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二，从理论上讲，增税也有一定的扩张作用。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减税有扩张作用，但增税同样可以起到扩张作用，减税是通过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起扩张作用，而增税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起扩张作用，而且政府支出乘数效应大于减税本身的效应(政府支出乘数=1／(1-b)；税收乘数=-b／(1-b)；b为消费的边际倾向)。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正确的决策。通过增发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增加政府投资，而税收增长用于满足科学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的需要，增加公务员工资等，同样起到了刺激消费的效果。

第三，我国的财政形势不允许实施减税政策。在当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都比较低，财政形势不容乐观，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较弱。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瓶颈制约。要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财政收入作保证。提高“两个比重”是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减税势必恶化这些脆弱的经济形势。

第四，我国的税制结构限制了减税政策效应的发挥。从减税的效果来看，减直接税的效果要大于减间接税的效果。因此，当税制结构中直接税的比重较大时，减税效果会比较显著。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但事与愿违，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国流转税“一支独秀”，所得税的比重较小。虽然近年来所得税增长较快，但“双主体税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减少流转税会直接减少税收收入，而减少直接税又没有多大的空间，所以，减税的效果不会十分明显。

第五，减税政策不能刺激我国民间投资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扩大。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为33%，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世界水平相当。如果考虑税收的流失程度，我国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之间的差距较大，据调查，目前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只有25%左右，即使降低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持平，也不等于减税。因此，从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分析，全面减税都不是最优选择。何况，还应考虑到我国企业中有相当数量属于亏损或微利，对于这些未缴纳所得税的企业而言，减税没有实际意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减税并不能刺激这些企业的投资。投资是拉动需求的重要力量，它的不景气说明经济还未能启动起来。减税能否刺激消费需求呢?不能。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少数高收入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什么需求；多数低收入的人有需求但没有支付能力。另外，对于低收入者，由于住房、教育、医疗制度的改革及下岗人数的增加，使他们预期支出增加，而预期收入不景气，即使减税，也不能刺激大多数人的消费需求。

第六，税收快速增长，有正常因素和非正常因素。目前促使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和积极的因素是税收征管的强化。不可否认的是，在此之前，我国税收因征管不到位，税收流失数额较大，在经济发达地区，依据税法确定的应收税款与实际征收到的税款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税收流失的减少，政府财政收入超经济的增长，带有合理性和规范性，对增加政府财力具有重要意义。除正常因素之外，还有一些非正常的因素，不能否认和忽视的是税收存在着虚假收入。所谓虚假税收收入是指一些地区多征或预征税款，主要通过财政部门虚列收支、未退政策性应退税款、职工集资缴款、预征“过头税”、税务机关借款缴税等方式取得的税收收入。尽管虚假税收收入所占比重不大，但也起到提升税收增长速度的作用。

第七，我国的税收增长是一种恢复性增长，但增长势头过快，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不是由于政府对税制改革造成的，因为在此期间税制没有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税收收入(加上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左右，然后由于两步“利改税”，调动地方积极性，其比重急剧下降，几乎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到1996年达到了最低点，为10.2%。但财政支出规模并没有下降，那么相伴随的就是预算外收入增加，“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相当严重。从1996年开始，为了提高“两个比重”，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行“费改税”，税收大幅度增长。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增长只能认为是一种恢复性增长。到目前为止，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没有达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税收增长速度过快，高于了同期cdp的增长速度，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税收与gdp应趋于同步增长，即只依靠经济增长带来税收的自然性增长。目前，这种增长趋势要有个界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充分考虑了我国的经济形势，从实际出发，是正确的选择。

二、如何看待当前世界性减税浪潮。

2000年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全球性经济增长放缓和一些国家已出现的经济衰退，纷纷采取了减税的财政政策。这将对其本国经济、世界经济乃至我国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值得关注。各国这次减税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降低所得税等税率(或税负)，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很少有调减间接税如增值税等税率的。那么如何认识世界性的减税浪潮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减税政策需要坚实的财政做后盾。政府财政的大规模赢余是减税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在1999年到2000年期间就已经具备了实施减税的条件。但当时与经济强劲增长相伴随的是美国股市中“泡沫”的明显累积，短期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过热”。克林顿任期内减税显然不合时宜。2000年后半年，在格林斯潘“软着陆”的货币政策作用下，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明显挤出。进入2001年后，抑制经济增速放缓趋势的目标成为短期调控政策的主要指向。布什政府不过是抓住了短期政策与长期战略的作用方向趋于一致的机会，适时地推出了减税计划。

强调减税的财政基础非常重要。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世界上不乏在缺乏财政赢余基础上减税而导致财政陷入困境的先例。例如日本为应对“泡沫经济”破灭后久治不愈的经济衰退，曾在1994年实行了针对个人所得税的4.5万亿日元“特别减税”(即限当年一次性)政策。这一政策从1995起又改为3.5万亿日元的永久减税和每年2万亿日元“特别减税”。到1996年，4年共减所得税22万亿日元。这一旨在调控总供求关系的财政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1993年到1996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分别为0.2%、0.5%、2.3%和3.9%，经济增长呈现为加速趋势。但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财政状况一直较差。1996年，日本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从1990年的10.6%大幅提高到了28.0%，国债发行额从7.2万亿日元增加到21万亿日元，当年国债余额达241万亿日元。1990年日本的一般性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为65.1%(当年美国同指标为55.6%，欧洲各国平均为59.8%)，1996年和1997年，这一指标上升到88.8%和95.4%。由于缺乏坚实的财政基础，到1997年这一减税计划已无法再坚持下去。1997年初，日本政府被迫推出了“重建财政优先”政策。1997年3月，每年2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政策被废除，消费税由3%提高到5%。199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一下跌落为—0.6%，且迄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减税政策最终功亏一篑。

第二，减税政策的主要方向。实施减税政策的国家减税主要减的是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直接税，直接税在这些国家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这些税种的最基本作用是利用财政的再分配功能调整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关系。布什政府减税法案的实质是在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已经趋缓的背景下，政府适时淡出对利益再分配领域。该法案在调节社会公平方面有两个新的着力点：一是把传统的“杀富济贫”调整为鼓励私人财富资本化；二是把调整公平的再分配职能更多地交给政府以外的非市场力量.很多经济学界人士把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案归结为一项对富人有利的政策。理由是，这项减税法案的好处中有59.4%将落入年收入9.25万美元以上的占10%的高收入家庭中，而年收入在3.93万美元以下的占60%的家庭只能分享减税额的12.6%；而且取消遗产税显然更有利于富人。这种看法其实并未真正触及其本质。

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的社会利益构成和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和社会成员普遍拥有资产收益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国会预算局2001年6月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近20年来绝大多数美国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80%的美国家庭收入增加。美国1.03亿个家庭的平均税前收入由1979年的4.85万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6.24万美元，增幅为28.7%。与传统工业化阶段资金密集型大企业为主的工厂制度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直接对立状态相比，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已经由不断趋于激化转变为趋缓。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矛盾趋缓是布什政府减税法案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因为这项法案主要涉及的是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而这些税种的最基本作用是利用财政的再分配功能调整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关系。布什政府减税法案的实质是在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已经趋缓的背景下，政府适时淡出对利益再分配领域。

第三，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没有跟随“世界潮流”运用减税手段，是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当前的经济形势的。首先，我国没有为减税做后盾的坚实的财政基础。减税必然会减少财政收入，而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增加，更谈不上财政盈余了，盲目追随潮流，必然陷入财政困境。其次，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体，而不是以所得税为主体，减税效果不佳。再次，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早已过了国际警界线。减税势必减弱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这与目前我国的税收调控目标是不一致的。最后，从税收负担角度分析，我国当前主要是减费而不是减税。

通过对世界减税浪潮和我国基本经济形势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是不适宜运用减税政策的。但并不是说，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税收政策无所作为。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一直是“一个轮子转”——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税收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从2003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2004年将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增发国债。笔者认为，在2004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应给予税收政策一定的“用武之地”，但不是运用减税政策，而是对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逐步控制税收的增长速度，积极推进税费改革，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这虽不是减税政策，但可以溶入到积极财政政策中去，共同发挥调节作用，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一)税制的结构性调整。

对我国现行税制的调整和完善，包括调整现行的主体税种(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增加某些必要税种(社会保障税、环境税、遗产税等)、充实完善某些税种(资源税、房产税、城建税)以及在税负上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近期内迫切要解决的是增值税的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企业所得税税率及其税前扣除项目调整和个人所得税的调整，也可以考虑通过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适当减轻企业税负，为企业进步、增强投融资能力和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持续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创造更有利的税收环境。

1.生产型增值税尽快转向消费型增值税。目前，世界上实行增值税的1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我国和其他少数国家采用生产型增值税，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生产型增值税既有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也有抑制投资膨胀的作用。而我国的生产型增值税是在通货膨胀时期制定的，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一是，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中所含税款不予抵扣，造成谁投资谁纳税，与我国当前鼓励投资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二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税负不平衡，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固定资产比重大，税负重，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政策的实施和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三是，国家对进口先进设备可以免征关税和进口增值税，而对国内生产的设备所含税款不予抵扣，造成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衡，影响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四是，生产型增值税存在重复征税的因素。为了扩大社会投资，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参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应尽快将生产性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但是，也要考虑到，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因为缩小了税基，如果不相应地提高税率，则实质上是对企业的一次全面减税，将会直接减少当年的财政收入，同时对企业投资普遍采取鼓励措施，也有可能引发新的重复建设，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因此，需要权衡轻重，谨慎选择。如果从全局考虑，目前还不适宜采取一步到位的做法，可选择部分有机构成高、投资量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设备投资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抵扣，而后积累经验，再逐步到位。同时，可考虑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将征营业税的一部分税目改征增值税，使其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不至于减少财政收入。

2.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提高我国国内企业竞争力，必须平衡内资、外资企业之间的税收负担，增强税收政策的透明度，全面贯彻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因此，需要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制，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办法。统一企业所得税应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解决好纳税人的确定、计税依据的选择、税率的设计及优惠政策的取向等问题，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奠定基础。由于目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的差距较大，新税制必然要降低名义税率，但降低名义税率是为了缩小与实际税率的差距，而不是降低税负，更不是减税。

3.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加大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个人所得税增长的潜力很大，同时不同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在拉大，要求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有力的调节，因此，个人所得税急需进行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也要加强。主要措施是：税制模式近期应改为混合制，远期应向综合制过渡。扩大征税范围，缩减减免优惠，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针对目前劳务报酬、稿酬、财产租赁、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分项征收办法存在严重的偷逃税问题，研究进一步扩大综合征收的所得项目；调整现行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和级距，提升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力度；对仍需要采用分项征收的居民所得，实行更为科学的征收管理办法。完善和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也是当务之急，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措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税负而言，不是减轻税负，而是通过完善税制和加强征管，增加个人所得税收入，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功能和经济调节功能。

4.改进和完善消费税制度，强化消费税的凋控功能。目前我国的消费税制度包括的商品范围较窄，有些征税项目设计也不够合理，在征收制度上存在一些漏洞。完善消费税的基本思路：一是调整征收范围，对某些奢侈品和对环境损害较大的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对高收入人群的高消费行为课征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分配；对有害环境的消费品征税，可以限制某些产品生产，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对目前征税范围内的已不属于奢侈品的税目剔除，如普通化妆品，汽车轮胎等。二是对现行税制中有些产品的消费税税率和征收环节进行适当调整(税率的高与低，消费税是实行价内税还是价外税)，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确定合理的税负水平。三是完善征管办法，解决一些生产企业偷逃消费税的问题。四是改价内税为价外税，实现消费税的价税分离。

5.其他税种的改革。根据客观环境的需要开征新税种，停征部分税种，改革财产税，重塑地方税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将现行的社会保障统筹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结合资源税改革，征收环境税；研究征收证券交易税、遗产税等；改革现行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征收独立的城建税和教育税；统一内外两套车船税和房产税，全面改革财产税体系，为重塑地方税体系打下稳固的基础。

(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借这次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之东风，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配关系，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

1994年我国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还没有完全从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出发，解决政府间纵向和横向财力分配的合理和平衡问题，政府的职能没有重新界定，事权划分依然如故。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分税制，其财权的划分必然缺乏牢固的基础。目前体制中设计的分配格局是以现行税制划分为基础的，随着各税种收入格局的变化，进一步调整税种划分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一些将新设的税种，当前的收入规模不大，但增长潜力很强，将来的发展必然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要求重新划分税种。按照政府职能分工层次标准和公共产品受益标准，将涉及到全国范围的、宏观经济稳定的、收入分配公平的税种及税基分布极不均匀的税种划给中央政府；将涉及地方性的、便于地方管理的、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税种划给地方政府。

参考文献。

[1]陈共.积极财政政策及财政风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阮宜胜.财政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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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体富，林鲁宁.宏观税负实证分析与税收政策取向[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5)。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三

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表明政府是在倚重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增长、强力推动社会发展，国家财政猛然从收支相对平衡转到高度不平衡状态，这实际上意味着外在压力将迫使国家财政再度进行深层次制度变革并寻求财政政策与其他各类政策新的协调机制。初步归纳，今后中国财政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四大难题：

gdp比重未来几年突破40%可说已成定势。国债发行归根到底是挤占储蓄，从而迫使基础货币供给持续高扩张，也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特别是当前我国国债发行收入立项的工程尚需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配套资金，这种投资引致大部分还要靠银行贷款来解决。也就是说，国债项目的放大效应也要挤占储蓄。可见，综合起来看，至少2万亿元的储蓄要由政府来直接配置，而其他类型投资主体的投资需求银行也要满足，这势必倒逼银行通过降低存款标准备金率、降低利率等手段来增发货币。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刺激经济增长时走的是同一条路，但他们的货币是国际化货币，通货膨胀可以被外部消化一些，但我国货币只是国内自由流通的货币，因而通货膨胀只能在国内消化。显然，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考虑如何妥善处理高举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稳健之策似应是条件允许随即减少国债发行额。

其三，支出急剧扩张客观要求调整财政体制。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年的预算事实上已充分表明中央财政的支出扩张度超过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度，这里边的制度性因素之一是地方不能打赤字、中央可以，但更主要的因素是随着中央政府出台的保民生、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范围，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标准，中央财政介入的领域越来越宽，现在的格局是原来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中央政府承担的部分越来越多，其中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中央已占大头。2009年高赤字、高举债，中央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责任又加大了，特别是如果养老保险在全国推行统一规范的制度，那么，中央财政的支出压力会骤然再度加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经验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意味着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制度要全国统一，这要求中央政府把相关事权和支出责任担下来，中国不可能例外。然而现行的财政体制与之是不相匹配的，突出表现是中央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只在55%左右，根本不可能履行更多的事权，如果硬要办，就要增加更多的赤字、发更多的债，但这要积累更大的财政风险。怎么办呢？从现在起，我们确实要认真分析调整财政体制的可行性，似应在细化事权划分的前提下，调整收入划分制度体系。

支出直接到达受益人。这些变化给财政支出管理带来了进一步完善的要求。其中突出问题有四点：一是要进一步优化支出标准体系，要以此为实现财政支出管理科学化的基础；二是建立全国联通的财政支出动态监控体系；三是加强财政信息化建设；四是逐步建立起由一般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债务预算构成的复式预算体系。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四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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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五

摘要:在目前通货紧缩,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强化财政投融资体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进一步稳定、持续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分析,提出了今后如何强化与完善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的看法。

财政投融资是在一般财政预算无偿分配以外,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和调控,按照信用原则有偿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活动。自80年代我国开始发行生产建设性国债,政策性银行投入运转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财政投融资体制,对推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体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财政投资日益弱化,财政投融资渠道单一,财政信用与商业信用界限不清,财政投资重复、低效等。面临新形势的需要,旧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亟需强化、完善。

一、财政投融资的特点、作用和必要性。

(一)财政投融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需要。

根据穆斯格雷夫的“发展型”公共支出模型,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公共部门投资在国民总投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飞”奠定基础。进入中级阶段之后,公共部门投资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而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始终要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进行宏观调节。我国尚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年代又不长,市场失灵的现象还相当突出,因而财政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不可少。

(二)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供给不足;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银行融资,因准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特点,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共产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

(三)财政投融资的目标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建立对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诱导机制,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19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基本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更加突出。我国预算内财力贫乏,而财政投融资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领域,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企业投资随后”的连锁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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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六

新形势下,我们要将政商关系理顺，成功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针对投资备案、审核、审批等制度要组织开展规范改革工作，积极将政府的核准范围缩减，促使审批程序得到简化，从而降低经营性收费及行政事业性收费，推动民营企业收费实现公平化，将非国民待遇现象消除掉。其二，财政相关部门建立起专业化的投资服务机构，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投资信息指导及产业政策支持。同时要开展民间投资的营销策划、审核报批、投资咨询、管理决策等各方面的综合服务，建立起包括技术信息、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在内的投资信息网，综合筛选投资项目，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致力于为全社会提供充分的、准确的投资信息。其三，加强建设民营企业的权益保护机构，尽力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为民间投资营造出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财政倾斜于民生，保障并改善民生。

(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灵活就业。

虽然每一年我国财政在就业方面的资金投入都有较大的增长，但这并不能满足我国愈加严峻的就业形势。因此，政府应当以公共理财理念为出发点，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进行大力的整顿和压缩，将公共财政倾斜到民生领域，增加就业的财政资金投入，建立长效的就业财政机制，促使就业工作取得保障性强的、长期的财政支持。新形势下，小群体创业及中小企业等在解决自身就业问题时为社会大众提供了良好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政府部门应当积极扶持它们，在信贷、资金及税收等各个方面为他们提供支持，逐步形成中小企业群体，致力于将社会的不同素质、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广泛吸收到这一群体里来，确定灵活就业的行业标准及范围，完善税费减免措施，从而健全财税扶持政策。对于灵活就业范围内的自谋职业人员，政府可以给予重点的`财税支持，鼓励人们积极创业，从而有效带动就业。

(二)加快社会保障改革，完善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支持。

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所有群体里面，农民工遭受的损失最大，一旦他们失业返乡，就无法享受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即便他们能够享受家庭保障机制及农村土地保障机制等，但依旧无法将他们的生活影响降低，从而造成农村的消费能力低下，不利于实现刺激消费等宏观的经济调控政策，严重时甚至会冲击社会和谐。因此，政府应当加快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培训农民工，鼓励并支持他们自主创业，通过财政拨款加大对农村公用设施的投入力度，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一，将农民工吸收到工伤保险体制里面，将农民工遭受的职业风险有效分散甚至化解；其二，针对农民工构建医疗保障体系，帮助因病陷入生活窘境的农民工化解风险；其三，构建养老保险政策，为农民工的晚年生活提供财政保障，确保他们能够获得真正的养老待遇。

三、健全消费税政策，加快发展对外贸易。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并健全消费税政策：适当扩大消费税范围，将裘毛皮制品、高档美术制品、高档实木家具、保健品等纳入到消费税征收范围之内；一些洗涤、洗浴等企业消耗水资源较大，应当对它们征收消费税；公共汽车轮胎、酒精等一部分人民生活、卫生的必需用品应当停止消费税的征收。与此同时，要针对持续完善的消费税制度构建立法程序，将国内税收负担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促进国内制造企业积极生产并进行出口贸易活动，加快发展对外贸易。

四、全力打好节能减排的攻坚战、持久战。

首先，我们要以建筑、交通、工业等为主要对象，大力推进节能政策，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推进开展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等，致力于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良好的节能风尚。其次，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力度，积极推动城镇污水垃圾处理、重点区域环境治理、综合整治重金属污染等工作的开展。第三，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及循环经济。抓好节水、节材、节地、节能等工作，支持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及能力建设并积极推广示范，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加大回收利用工业废物，进一步将生活垃圾资源化，等等。最后，针对气候的变化及时制定应对措施，加大低碳技术的开发力度，并将高效节能技术进行推广，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同时加强建设智能电网。加快绿化进程，努力构建低碳的消费模式及产业体系，全力打好节能减排的攻坚战、持久战。

五、结束语。

我国是开放性的国家，即便是全球经济有所复苏，但我们依旧不能摆脱国外经济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应当以新形势的具体经济发展要求为依据，积极探究我国财政政策的选择，从而确保我国取得经济可持续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七

去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湖南省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尤显突出。为解广大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难，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审时度势，及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出了系列决策部署和安排。今年初，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求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当前就业工作的首位抓紧抓好。随后，省政府召开了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4号）文件，全面部署安排了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5月份，省劳动保障厅、省人事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湖南省离校后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湘劳社政字〔2009〕7号）文件，决定对今年离校后经就业援助仍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促进其顺利、充分就业。各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推进，狠抓落实，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鼓励、提升、扶持、服务、托底”为核心内容的政策措施，保持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的基本稳定。椐教育部门统计，截止6月底，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53%。

一、积极鼓励就业。

继续实施“选派大学生到村任职”、“选调生”、“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等项目，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对到湘西地区就业满一定年限及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实行学费代偿。鼓励高校毕业生在项目结束后留在原地就业，在事业单位招聘、公务员招考和报考硕士研究生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实施社保补贴、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等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充分发挥骨干企业和科研项目单位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作用。以高校毕业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组织实施创业带动就业、重点工程就业服务计划、承接产业转移就业服务计划等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多渠道促进就业。

二、着力提升能力。

实施大学生特别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充分利用技工院校、就业培训中心等培训资源，采取集中培训、分散培训或培训基地与企业联合等形式，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培训，并按规定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和鉴定补贴，进一步提升了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在各类院校广泛宣传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大职业资格培训工程组织实施力度，在全省设立职业技能鉴定所400多个，年鉴定40万人以上，组织多次院校专场鉴定服务，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鉴定补贴，大学生实践能力明显增强。

三、全力扶持创业。

一是从20起，省人民政府每年设立5000万元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专项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并视情况逐年增加。各级政府也要设立专项资金，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省科技计划增设大学生创新创业专项资金，支持高校毕业生在本省范围内进行科技创新和创业。二是优先安排有项目、带技术并得到资金支持的高校毕业生进入高新区和创业园创业。对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免收登记类和证照类等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月营业额未达到5000元或经商办企业所得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经商兴办符合税法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按2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三是在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自筹资金不足的，可向户籍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不超过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对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可按规定适当扩大贷款规模。从事当地政府规定微利项目的，可按规定享受贴息扶持。四是鼓励银行对符合小额担保贷款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新招用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到企业现有职工总数30%以上，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根据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小额担保贷款额度，给予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的贷款。五是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较多的高科技企业，在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对吸纳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在册员工10%以上的单位，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并对所安置大学生按“4050”以下人员的标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六是规范企业裁员行为，引导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更多地保留高校毕业生技术骨干，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可按规定在2009年内给予6个月以内的.社会保险补贴或岗位补贴，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困难企业开展在岗培训的，按规定给予资金补助。

四、强化服务就业。

进一步整合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才服务机构和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信息资源，免费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就业推荐等各类就业服务，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免费提供档案户籍托管服务。对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建立了专门台帐，免费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对户档关系已转回生源地、择业期（2年）内在生源地以外地区落实了就业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免费办理《就业报到证》，户档关系随迁。鼓励见习单位优先录用见习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间由见习单位和各级政府提供基本生活补助。组织开展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民营企业招聘周”等专项就业服务活动，帮助6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找到了就业岗位。

五、实施托底援助。

对困难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各高校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求职补贴。各级机关考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免收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的报名费和体检费。对离校后未就业回到原籍的高校毕业生，免费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人事档案托管等服务，并优先安排参加就业见习、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对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纳入当地失业人员扶持政策体系。民政部门按照有关政策和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和临时救助。另外，最近各级政府和社区开发了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公益性岗位、用于对经重点推荐就业、就业见习、扶持创业、职业技能培训等就业援助后仍未实现就业的离校后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岗位援助，并按照就业困难人员规定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八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已发布信息：今年我国将继续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分析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7%左右。去年的实践证明，这是在需求不旺的情况下拉动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今年将继续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采取多种办法，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今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国经济持续以较高水平增长的关键年度，本文拟从现代经济基础理论的层面，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外部环境因素对当前政府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进行简略的评述。

（一）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必要措施。

1998年，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下，虽然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和挑战，在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外贸出口增长有所减缓以及诸多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纷纷贬值的压力下，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最终达到全年gdp增长7.8%的较高速度。

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刺激投资、扩大内需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大胆而有力的措施。其中较为突出的举措有：中央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央银行先后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和再贴现率：8月18日财政部开始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的1998年特别国债（记账式附息国债）；9月份，九届人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发行规模为1000亿元的新增国债，专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0月底中央银行宣布：开始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8年全国海关坚决打击走私，加强税收征管，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917.3亿元。199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虽然这一投资效应通常有一时滞间隔，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明显拉动作用。

1999年元旦，我国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外贸部于1998年颁布的《关于赋予经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生效实施。这标志着目前仍然实行经营许可制的外贸领域已经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元月4日，首批20家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权；2月8日，第二批41家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权。元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出：中国在中长期之内（如5年以上）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具体到每一具体年份时，将根据国内外的情况灵活地调控货币供给量（比如今年适当增加m2的供给）。同时，为了扩大内需，将允许有条件的商业银行批准开办消费信贷业务，鼓励商业银行试办一些消费贷款的新品种（到目前为止，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已陆续开办了个人住宅商业性贷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住房装修贷款、教育助学贷款、小额贷款和以家用电器为主的耐用消费品等专项消费信贷业务。下岗职工还可以到地方性银行，比如上海银行办理助业贷款；其它银行也正在开发农用物资与农机贷款（中国农业银行）和旅游贷款（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等）。他还宣布：中国将取消对引进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把外资银行设立业务经营机构的地域扩大到全国所有中小城市。

1998年，中央政府对酝酿已久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车货币化改革进行了冲刺阶段的发动。这两项牵动全局的改革，将大大促进商品化个人住宅市场和私人小轿车市场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由此带动相关多重产业（如住宅装修和装饰、家具、服务和供电、供水、供气、供热与交通、通讯等公用事业、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社区服务中心以及钢铁、橡胶、塑料、电子、石化、机械、轻纺、玻璃等行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增长。由于乘数效应的作用，其总数额将相当可观。此外，医药保健制度的改革、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也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保险市场提供了富有潜力的消费需求。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改革正在逐步展开。教育产业化的深入发展将为国民经济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持续稳定的财富源泉。

经济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g）的变化、转移支付（f）的变化或税收（t）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分别影响总需求，政府购买直接增加需求，转移支付和税收则使收入发生变化。扩张性（或较松的）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的增加、转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税收的减少，而紧缩性（或较紧的）财政政策正好与此相反。

我们还知道，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m）的变化。扩张性或较松的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的增加；而紧缩性或较紧的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的减少。应当注意的是，紧缩性财政政策通常是指政府支出增长率的降低（而非绝对数量的下降）或是税收增长率的提高（而非绝对数量的增加）；同样，紧缩性货币政策通常是指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降低。

在确定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时，必须考虑投资需求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在有些情况下，财政政策难以奏效。比如，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使利率上升很高而对投资产生很大的负作用，那么这一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就相对较弱。

投资的减少将会抵消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影响，有两种情况会使得投资大幅度下降：1.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因此利率的上升将会使投资大幅度减少；2.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因此，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有很大变动）。

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使利率上升不大，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就具有较强的效果。在基础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政策通过改变政府购买、转移支付或税收来实施。当投资率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时，财政政策就较为有效。

影响财政政策效力的另一要素是支出乘数，较大的支出乘数意味着比较有效的财政政策。但是，如果经济处于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的情况下，那么即使支出乘数很大，也无法使财政政策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借助于is曲线的斜率和lm曲线的斜率对利率敏感性的解释，我们可以用is－lm图来直观地考察8种情况及其各种可能性。如果is曲线陡峭或lm曲线平缓，财政政策效应就强；如果is曲线平缓或lm曲线陡峭，财政政策效应就弱。对于给定斜率的is和lm曲线，如果支出乘数大，财政政策就更加有效。

通过以上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主要是力图刺激投资、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促进和带动经济增长。然而，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对市场利率并不敏感，预期的反应较为迟缓。同时，我国现阶段由于诸多因素（比如考虑到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的作用，居民对未来的收入与消费预期不甚乐观，甚至对很有可能出现的失业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忧心忡忡。

另一方面，国内一般性耐用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照相机、手表、自行车、录音机等）消费市场趋于饱和，而一般居民所向往和热望的私人住宅和小轿车的价位与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尚差距甚远。因此即使银行多次降息，仍倾向于储蓄和持有货币，因而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流动性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和实施积极（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政策效应将较为显著。

因此，中国政府在最近两、三年内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基础出发点是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多种政策，深入开展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和套汇的斗争，稳步增加外汇储备，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也是维持国内较为紧迫的就业需求和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客观要求。

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别指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从中长期来看，仍然要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三）积极启动消费需求，带动国内投资需求扩张根据现代经济的基本原理，一国经济中消费的波动要比gnp的波动小得多，消费之所以比gnp的波动幅度小，主要原因在于可支配收入的波动要小于gnp的波动。消费支出中最不稳定的部分是耐用品消费，劳务和非耐用品消费则要均匀得多。而消费则是靠可支配收入来维持的。

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低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这是消费行为的一个有规律性的特点。在短期内，消费下降的数量小于收入下降的数量；在长期内，消费的减少则逐渐赶上收入的减少。

投资是总需求中最容易变动的部分，它的波动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产量和总收入的波动。投资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它经常由于企业预期的反复无常的变化而发生不规则的波动，而消费只是按照简单的消费函数被动地作出反应。

投资比消费易变得多，企业固定投资水平的下降和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时间上非常一致，而住宅投资的下降则先于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投资支出一般可分为三类：1.非住宅性固定投资－企业购买新设备或厂房：2.住宅性固定投资－建造新的住宅和公寓；3.存货投资－已经生产出来但尚未销售的产品存量的增加。住宅投资与利率负相关关系，高利率使房租上升，从而使住宅价格上升。如同任何商品都有某一需求函数一样，公众对住宅也有某一需求函数。住宅是投资中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利率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由于住宅的折旧速度很慢，房租主要是由利息支付决定的。房租的上升将减少投资。住宅投资与实际gnp正相关，收入提高使住宅需求增加，因此也提高了投资需求。1984年，美国非住宅性投资占当年gnp的11.6%，住宅性投资占gnp的4.2%。

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但是要严禁挤占、挪用财政债券资金，绝不允许把资金拿去弥补经常性开支或搞其他建设，甚至搞楼堂馆所。对重大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和跟踪审计。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惩治建设领域的各种腐败行为。

朱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决不是可以任意花费，必须珍惜人民的血汗钱。坚决压缩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保证重点项目支出。他警告说，如果乱铺摊子，大搞重复建设和劣质工程，就会给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迟早要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此国务院明确提出，利用财政债券搞建设，一定要确保资金的合理流向，集中力量搞好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适当向中西部倾斜。此外由银行信贷安排，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和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

根据国家计委研究院的有关专题研究，中国已经步入重加工业阶段，未来一段时期，装备工业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支柱产业，这意味着设备投资将成为带动整个投资增长的主体。在重加工业阶段，经济增长表现出集约化趋势，其特点是产业链条长，投资传导环节多，技术附加值高。这已经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而是要求使用现代化、高精度的数控机电一体化设备。

目前我国机器设备陈旧，自动化水平很低，加工适应能力差、精确度低。九十年代的设备仅占10%，八十年代的设备也只有20%，技术改造需求十分迫切、并且设备更新换代的范围广、任务重、资金缺。

1955年，日本为了产业升级换代，推出了“机械工业振兴法”，强制拆除使用服役期超过7年的机器设备。政府应采用贴息、直接投资补贴、政策性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等方式鼓励基础和主导产业的发展。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点应当转移到工业设备更新和装备工业的发展上来，带动其他工业的升级与进步。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九

会计政策是源于西方的一种观念，也是西方财务政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会计政策的内涵尽管各自的解读不同，但大致的方向却是一致的。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所谓“政策”一般是指某一主体制定地，并且具有预定目标的用来指导或者影响某一部门或方面工作的理论指导。这种理论指导大多是有政府制定的，所以称政策。会计政策的定义却并非单单的政策在会计方面的定义，国际会计准则《会计政策的说明》提到：“指在编制会计报告时，管理人员所采用的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程序。即使同一题目，在使用中也有许多不同的会计政策，需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用最能恰当地表明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政策。”这样的规定仿佛是企业制定的会计政策，实际上我国的会计政策是企业与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制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指出: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说到底，会计政策的制定是根植与企业的，最终也是为企业服务的，无论现在关于会计政策的观点是宏观政策还是微观方面最终都是由企业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也各方面的关系。会计政策是个涵盖很大的概念，它不仅与我国制定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有关系，还与财务通则和财务制度关系密切。最后与之关系最大的是企业的目标以及企业的实际需要。

首先，会计政策与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关系。人们往往会混淆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关系。事实上，会计准则的制定是要明确经济业务的处理，是对会计政策的一种规范，如无会计准则，会计政策往往会出现缺乏信息可比性的后果。会计制度是会计准则下属的具体账目的处理方法等，是会计准则的具体体现。总之，会计政策需符合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要求。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确定了企业应该采用的会计政策。

其次，会计准则与财务通则、财务制度的关系。财务是个很大的概念，是指对某一地区的筹资活动以及国家、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我国制定了《企业财务通则》，这个通则的颁布使得出现了财务通则与会计政策并行的局面。实际上对于企业的财务通则和财务制度对于会计政策是不会发生大范围影响的，财务与会计也分属不同的领域范畴。会计政策并不是有财务通则来制定的，但会计政策仍需与财务政策并行，就代表了两者之间不能存在抵触局面。

最后，会计政策与企业目标之间的关系。会计政策归根结底是应用于企业的，企业应用什么形式的会计政策是要与企业的形式、规模及目标而确定的。会计政策具有不同的针对性，有的政策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有的则使用与小型企业或者上市公司等等。会计政策拥有灵活性，如如对存货计价，企业可在先进先出、后进先出、个别计价、加权平均、成本与市价孰低法之间进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可以在直线法、加速折旧法、工作量法之间进行选择。这样的特性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的目标来选择，可以说企业目标是决定会计政策应用的根本。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

几年来，我国实行了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以及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免征房地产税，投资抵免所得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透过各项经济指标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和统计，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的投资规模，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达到2个百分点，达到1.7个百分点。到20底，财政共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连同配套资金的投入，约完成1.5万亿元的投资量。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加快了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gdp增长7.3个百分点，上半年增长7.8个百分点。

从物价指数来看，到年4月，连续32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跌已经全面止跌，并首次出现正增长，2000年消费价格指数比19上升0.4%，20同比增长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0年同比增长9.8%，年6月同比增长10.3%，20上半年同比增长8.6%。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19下半年，投资需求增幅明显上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增强，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5%，增幅比上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9.7%，增幅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2.1%。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效果。

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没有预期的那样理想，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小，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措施来改革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没有具体有效的措施来增加农民收入，没有有效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企业下岗职工问题。因而居民消费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很小而且很不稳定。

2.没有很好地启动民间社会投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投资需求的上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债的发行。从投资资金来源看，投资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国有经济和政府的投资。年全社会新增投资额对预算内投资的依赖度由上年34.66%上升到101.27%；年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的依赖度约为90%；2000年上半年，国有及其他类型经济投资增长12.1%，集体和个人经济投资则分别增长7%和8.6%。

3.国债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一是部分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对扩大内需所起到的作用有限。二是存在挪用和挤占国债资金现象，没有使相应的国债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

4.财政风险有加大的趋势。我国仅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前三年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累计发行国债11206亿元，虽然对拉动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本来就相对薄弱的中央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债务风险。

5.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扩张性方向。如1998年财政收入方面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增加税收约1000亿元，尽管从加强税收征管本身来说是必要的，但在时机上此时实行却使增发国债的扩张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所抵消。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实行是根据经济形势而定的。当国民经济整体上由通货紧缩、物价低迷转向轻度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接近或超过3%和财政收支差额缩小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淡出；国民经济处于轻度的通货紧缩状态，社会金融资金较为充裕，可以实行中度的财政政策；如果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并严重影响国内经济的景气指数，则还需要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首先，供给相对过剩的格局尚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以来经济运行呈现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我国900多种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不足60%。由于长期以来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以及企业淘汰机制不健全，企业生产能力闲置的现象十分严重。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总量上缓解了供给相对过剩的局面，但对结构的调整还相当有限。要解决无效供给的问题，还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力配合。

其次，我国经济形势虽有转机，但在整体上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今年7月22日人民日报资料显示，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6%，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我国经济至今尚未走出社会商品供大于求、物价低迷、通货紧缩、扩大内需压力大的圈子。

再次，财政支出结构与增长趋于硬化，使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必需。一是从我国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总额为13187亿元分析，除了占15%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应当压缩（但难度很大）以外，其余的各项支出都应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二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支出欠账较多，如：要求国家公共教育投入和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分别占gdp的4%和1.5%以上，但实际只占2.79%和0.83%。

最后，国际方面变数较大，需谨慎应对。近期，美国经济增速放缓。这对于世界经济包括我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我国已加入wto，但近期内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很难改变，出口前景不容乐观，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进口将会增长得更快一些，贸易顺差有可能缩小。

由此可见，为了保持gdp以较高速度增长，国家在争取出口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增加投资、提高消费和活跃市场，在通货紧缩趋势还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力度可以酌情减轻，有重点地实施。

1.注意控制国债规模，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已经连续几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考虑到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财政的风险是需要注意的。从全局看，虽然我国发行国债的空间还很大，但是，在发债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到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必须同时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加快税费综合改革的步伐，逐步实行预算内外收支统管，在不提高企业与家庭总体税负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确保使国债规模保持在适度范围内的同时，必须确保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对国债投资项目立项及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如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筛选确定国债投资项目，做好国债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政府可以视其弥补市场缺陷，带动民间投资的程度，实行参股、全资、贴息等多种方式。目前形势下，应适当减少直接投资比重，逐步增加间接投资比重，今后发行的国债在基建项目上，应主要用于弥补在建项目后续资。

金的不足，使国债资金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进一步尝试税收减免。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两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支出，二是减税。事实上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税收减免方面做得是远远不够的，更加严重的是税收之外的各种收费急剧增加，这都大大减弱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的收入弹性小于1，然而19至1999年，税收的收入弹性大幅度提高，这三年分别为：2.23、2.4、3.33，即税收增长率几乎为gdp增长率的2倍还多。由于税收增长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因此带来宏观税率，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尽管国家税务总局一再宣称，税收收入增加是加强征管、防止逃漏税和关税收入增加的结果，但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还是税负水平太高。根据拉弗曲线阐明的'道理，减税不一定带来税收收入的减少，随着税负的降低，投资的积极性、经营者积极性会有所提高，经济得到发展，税基扩大相应会增加税收收入。同时减税政策还能有效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高新技术、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产业的迅速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在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应辅以适当的减税政策，这将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好转。考虑到我国现行税制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虽然全面减税的条件还不具备，但结构性的减免税收还是完全可以得到的。具体包括：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鼓励投资；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企业所得税计税标准，增加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对吸纳下岗职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给予适当的税收照顾；对高新技术企业适当减免税收，实行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政策，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开征遗产税、财产税、社会保险税等新税种，以缓解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等矛盾。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器，也是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举措。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还是体制改革方面，都需要尽快地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要建立统一的企事业职工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二是要健全职工失业保险制度，通过社会中介机构实现职工从失业到再就业的改变，并且确保职工在失业期有起码的生活保障；三是逐步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稳定和规范社会保障基金来源机制，通过开征社会保险税、国有股减持、福利彩票等开辟新的筹资渠道，弥补社保资金的不足。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一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自19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财政投资依赖减弱。统计数据显示，以前我国民间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991-19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显放慢是从开始的，当年仅8.4%，增速比年的16%减缓近一半，此后的几年间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增长比较快，而投资增长。

主要又是靠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连续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在2002年4月份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没有其他投资来顶上，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掉下来。谁来顶上呢？最关键是靠民营经济。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差，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效益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是已开工的国债项目基本完工，并开始发挥效益，以免出现大量“半拉子工程”。据统计，1998年以来，我国用国债资金安排的国债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26000亿元，到2001年底累计完成投资总额为19300亿元。实施一大批对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增强了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尚未完工。

正是借助于对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200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2年还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又不可能一下子淡出，就必须认真研究宏观调控政策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实际上，1998年以来，作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措施之一的积极财政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其所发生的变化表现在：从一般地增加财政负债以及与此相联系加大财政支出，转向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即运用货币政策手段与降低财政发债成本相结合，例如连续8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从单纯地刺激人们增加开支转向与增加居民收入相结合，注意形成和保持居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例如，努力形成居民收入增长的正常机制，明显增加公职人员的薪水和提高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水平。这不仅能够利用政府力量直接增加困难群众的收入，而且相应地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的底线，即可以促使各类用人单位提高工资水平，特别是低工资群体的工资水平；从非区别地刺激消费转向与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相结合，例如开征利息税。这样做，有利于加大对消费倾向偏低的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以达到间接拉动消费需求的目的；从一般地增加财政投资转向利用财政资金带动民间投资，从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转向与结构调整和增强产品竞争力密切结合。即积极财政政策既要着力总量扩张，又要注重结构优化。国债投资的重点，要继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改善中西部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状况，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国债投资重点向农村转移，通过支持小城镇建设等手段，改善农村水利、交通、通讯、医疗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等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落后状况，缩小城乡差别，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使农村居民能够直接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执行中得到好处；向生态环境建设转移，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力度，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能力；在扩大和培育内需中，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做到既增强扩大内需效果，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推动居民消费升级的同时，充分调动存量资源，以存量流动带动增量扩张，例如发展消费信贷及降低住房交易的税费。1998年以来，为适应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信贷政策的主要任务由防止和治理通货膨胀，转向防止和治理通货紧缩，客观上要求运用消费信贷政策调节消费需求。1998年至今，中央银行已经相继出台18项主要消费信贷政策，在防范信贷风险的条件下，允许所有商业银行开办各类消费信贷业务，为消费信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消费信贷因此进入快速增长轨道，不仅总量迅速上升，而且品种日益增多。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二

20xx年是“十二五”规划期的开局之年。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取得显著成绩、货币政策已明确回归稳健之际，财政政策还将延续一段“积极”框架之下的适当扩张。同时，政策调控的合理化，还势必需要与中长期我国优化结构、深化改革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匹配。

当下，实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松一紧”的搭配，使财政政策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扩张特征，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期间开工的大量项目，还需要安排一些后续的配套建设资金。第二，政府为加大在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也要有进一步的财力支持。第三，对应于我国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主要是食品价格和房价上涨造成），客观上需要财政发力实施结构性增加有效供给的对策。而20xx年农业大丰收提供了这种操作在平抑食品价格方面的基础物质条件，房地产调控新政和保障性住房（包括为数可观的公租房）的加快建设，也提供了减少低端商品房房价上涨冲劲方面的配套条件。四是针对公共交通体系瓶颈制约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财政资金支持下的大手笔“点调控”，来尽快缓解某些严峻局面。比如在北京，公交体系运转正面临空前挑战：八达岭高速（现称“京藏高速”）干道严重拥堵必须尽快建成复线；北京中心区面临频繁发生交通瘫痪的威胁，治本之策是必须加快建设有足够密度、四通八达的蛛网状轨道交通系统（地铁与城铁）。

财政赤字方面，从20xx年和20xx年来看，包括财政部代理地方政府发债，我国的财政赤字数额分别为9500亿元和10500亿元，赤字率始终在2.8%左右，公共部门负债率的实际水平在50%左右。如果以欧盟的预警线为标准，我国明显处在安全区内。今后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赤字扩大。同时，20xx年财政地方债应继续发行，由中央为地方代发地方债的融资形式比较阳光和规范，今后应以此来置换、替代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这样不仅有利于发挥地方债的作用，还能够更好地控制公共部门负债风险。

从结构上分析，可强调如下看法：20xx年10月份cpi同比4.1%的涨幅中，有75%来自食品因素，10%来自房价因素，其他只占一成多一点；11月份cpi上涨5.1%的构成中，食品价格、房价上涨因素占比达92%，其他商品对整个物价上涨影响度只有8%。这与的情况相似。若能有效地增加食品和住房的供给，将可以有效地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缓解物价上涨冲劲。因此，当下的通胀还并不是全面的、有普遍杀伤力的。在政策处理上不应该只管抽紧银根，还需要从增加供给入手。随着20xx年的秋粮大丰收，预计到20xx年春季，粮食价格会下调。同时，国家还推出了一系列措施稳定物价，包括放出库存、物价管制等。预计到20xx年第一季度，物价会相对平稳甚至逐渐回调，处理得好，尚不至于很快出现大规模的、全面的通胀。

可见，20xx年，在货币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宏观政策按“一紧一松”的状态来把握，是比较合理的.。财政政策应该在保持宽松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发力增加有效供给。但从财政政策总的演变趋势来看，应把眼光放到整个“十二五”期间。整个“十二五”期间，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色彩将逐步淡化，宏观政策在“一紧一松”之后，也会回归财政的稳健。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大框架下，旨在鼓励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结构性减税将进一步推进。20xx年后结构性减税的重点之一是，研究推进增值税扩大范围替代营业税，减轻服务业的税收负担，促进服务业进一步细化、扩展和升级换代。进一步实施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调整完善鼓励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措施，对政策重点支持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领域，实施优惠税率和扩大税前扣除范围。为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应该考虑将目前的分类个人所得税制过渡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降低低端税负，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同时强化对高端的征收调节。

在减税的同时，某些领域的结构性增税也需要有所考虑。20xx年应当争取有实质性突破的，是资源税和房产税改革未来房地产税可望为东中部省份提供地方税体系中的税收支柱，而资源税则应成为经济欠发达但资源富集的西部省区的税收支柱。

房地产税不仅仅是整体财税配套改革的要求，即便从涉及民生的多项改革来看，它也是一个配套事项，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改革，又能够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有所优化。在全国房地产调控新政中，房地产税开征是在搭建一个制度框架：过去只在交易环节征税，保有环节并没有到位，需要填补保有环节上的这个缺失，这个制度建设将具有长远的正面效应。

如果把视界进一步伸展到中长期，有必要把财政政策调控与“十二五”期间的财税改革作通盘把握：在党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精神指导下，“十二五”期间，财税改革与发展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第一，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巩固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

需要按照明确方向、服务大局、整体设计、协调联动、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进一步深化省级以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改革，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改革措施，在财政层级结构“扁平化”的过程中，进一步理顺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在中央、省、市县各级实现事权合理配置、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导向下，加快构建地方税收体系，打造地方支柱税种形成主体财源，并适当提高地方税政管理权，同时强化和优化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县级财力保障制度。

第二，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显著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

积极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是我国建设公共财政的必然要求。一是需要完善政府预算体系，使“预算外资金”概念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建立公共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等相对独立又相互协调衔接的预算体系，把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实行规范化管理和统筹协调。二是需要进一步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完善预算收支分类和支出标准体系，规范预算编制程序，细化预算内容，健全绩效评估和支出责任制度。三是需要建立健全完整规范的预算公开机制，结合修订《预算法》，完善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加快预算公开化、透明化，以公众参与、公众监督促进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提升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的水平。

第三，积极推进税制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

亟需进一步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优化税制，公平税负，更好地发挥税收作为依法、规范的经济手段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社会生活的功能作用。其中的重点包括：把20xx年下半年已在新疆启动的资源税改革向前推进，扩大其区域、品种的覆盖面，发挥促进资源合理开发节约使用和在资源密集地区形成主体税种的作用；积极稳妥地在我国房地产调控中推出住房保有环节的房产税改革，在培养地方财源支柱、优化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强化再分配调节方面形成其正面效应；稳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促进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开征环境保护税和加强已有税种的“绿化”，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按照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导向和低端减负、高端增负的优化再分配原则，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及按照提高基本社会保障统筹级次的要求，实施社保筹资机制的费改税。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三

（一）针对重点开发区实施激励型财税政策。

重点开发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需要一定的激励机制来刺激其经济潜能的发挥，财税政策应当通过特定的作用方式和工具组合，注重以经济杠杆来重新调度和倾斜配置一部分经济利益，起到引导、激励和约束当地政府和企业加快经济起飞和形成新兴中心区域的作用。对于国家鼓励的产业和投资领域，实施税收优惠、投资补贴、加速折旧、贴息等优惠措施；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二）针对限制开发区实施支持补偿型财税政策。

限制开发区的开发潜力不大，重点应落在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上来，财税政策应当对这类区域加大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并发展生态补偿机制。减免税收主要用于发展限制开发区的特色产业；设立专门的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修复和维护；对于直接受益主体收取适当费用来充实相应生态补偿基金，考虑采用从水资源费、水电费、旅游收入等渠道筹集受益者补偿资金，加快建立按照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量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征收机制。

（三）针对禁止开发区的保障———补偿型财税政策。

禁止开发区必须杜绝各种开发活动，但地方行政职能的`执行需要必须得以满足，对此类区域，财税政策的定位是以转移支付等保障地方政府的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加大生态补偿的力度。财政拨款主要用于保障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转移支付，加强生态修复。

二、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发展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

（一）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1、改革现行税制，使财政收入规范和稳步增长。第一，通过税费改革，理顺税费关系第二，将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分配方式转换为大多采用共享税方式的形式，以有利于调动各省建设主体功能区的积极性。第三，适时开征新税种，扩大财源。

2、优化税制结构，建立促进生态环境管理的税收体系。第一，利用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调节导向，引导人们的消费结构。第二，调整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加大环境污染惩处力度。第三，积极推进适合各主体功能区的财税体制改革试点。

（二）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1、科学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目标。进一步规范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企业之间的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2、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3、构建针对主体功能区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可通过多种形式，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资源保护区倾斜。

4、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三）构建与主体功能区政策相适应的预算投入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1、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对口支援制度。改革和创新传统的对口支援制度，加大东部沿海等省份对中西北部省份的技术、资金、劳动力资源对口支援。

2、逐步加大对生态补偿的公共预算投入比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环境保护的支出应加大投入生态恢复的比例。

3、探索建立跨地区和跨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财税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区际生态基金模式的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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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四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作为执行者，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强调，阶段性提高赤字率和减税是2019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发力方向。

多位专家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认为，2019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在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之时，积极财政政策发力方向是关键。要在加大支出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度加大赤字，为减税扩大空间。

积极的财政政策从2019年起代替稳健的财政政策以来，已有8个年头。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减税”的表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行减税政策”尚属首次。

在专家看来，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存在，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刺激和抑制两难的背景下，通过实行减税政策，既可以释放企业活力、社会资本活力，增强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又可以将减税的利好传递至消费终端，激发消费活力。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9年一系列减税举措支持“双创”共减免税3000亿元以上，其中落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起征点政策及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减免税近1000亿元，落实高新技术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1400多亿元。

但是，减税降费也给财政收入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据财政部1月29日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比上年增长8.4%，同口径增长5.8%。其中5.8%的财政收入增速被媒体认为是自1988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最低增速，也低于年初预算安排。

“财政收入增幅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减轻了企业和居民负担，也直接带来财政减收。”财政部分析称。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李旭章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供给侧改革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减税。在财政收入困难的时候提出减税，通过减税为企业减负，企业轻装上阵能为经济作出更多贡献，创造更多效益。

“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换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国务院总理在1月22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等改革举措为企业减负松绑，放水养鱼，可以为鼓励社会投资和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更宽松环境，推动产业转型、结构优化，在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涵养宝贵税源，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在这次国务院座谈会上，“营改增”今年将全面推行以减轻企业税负获得明确。事实也证明，“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自2019年试点到2019年底，已累计为企业减税5000多亿元。

“2019年减税还是主要看营改增。”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曾表示，今年“营改增”全面铺开后，减税额度有望达到9000亿元。

2019年，在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背景下，很多人担心，“钱袋子”吃紧，进一步减税可能影响财政支出能力。

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财政支出扩大，节能环保和民生等是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向。同时，2019年我国财政赤字突破2万亿元，达到23551亿元，高于年初预算。

而2019年，从机构预测来看，供给侧改革推进需伴随财政的减税和降费，以给企业减轻负担，而刚性民生支出又难削减，财政赤字率上调是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释放出了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信号。会议并明确了增加财政赤字的用途，即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用扩大赤字来支持减税，激发企业活力以增强经济活力，这其中的含金量有多大?这么说，财政收支的困难的确摆在我们面前，但减税降负举措，不做不行。只要企业能够生机勃勃发展起来，我们的经济就会有坚实的支撑。

在社科院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蒋震看来，扩大财政赤字应该和供给侧相结合，应考虑发挥在哪些领域更有效，比如是支持需求方还是支持供给方，是支持生产方还是购买方。

赤字率扩大多少合适?此前业内人士多判断2019年赤字规模在3%左右。按照楼继伟的表述，扩大赤字规模，主要需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有专家就表示，之所以明确为“阶段性”，是因为并非要一直提高财政赤字率，而是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需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安排，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提高。

赤字率是一种反周期的调控措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就有可能提高赤字率。反之，当经济运行情况出现变化时，不排除降低赤字率的可能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五

一、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效应在快速递减。

自去年8月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1998年gdp增长三、四季度分别达7．6％和9％，全年达7．8％。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基本正常：（1）一季度gdp增长8．3％，虽低于去年第四季度，但比去年同期高出1．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长10．1％，比去年同期高出1．9个百分点。（2）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开局良好，投资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果，从各类产业投资增长来看，一季度一、三产业投资大幅增长，第二产业投资增长趋缓，一、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由原来的2．2％、55．8％上升为4％、61％，而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由42％下降为35％，变化趋势符合当前产业政策走向；政府投资明显扩大，投资渠道趋于多元化，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7．3％，其中预算内投资增长67．8％，国内贷款增长38％，债券筹资增长8倍，自筹资金增长12．1％，只是利用外资同比下降近30％。（3）一季度市场销售稳定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6％。（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同比增长26．1％。这种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21．1％，占收入增长的35％；二是来自加强征管，大力防欠清欠，税款查补收入同比增长38．5％，占收入增长的12％；三是来自严厉打击走私活动，保证了海关进口税收的大幅度增长，其中关税同比增长144．4％，海关代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107．1％，海关税收增长占全部收入增长的40％。（5）金融运行基本平稳，人民币汇率继续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多项指标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仅半年，其效应从3月份开始出现递减迹象：（1）gdp一季度增长8．3％，二季度增长7．1％，增幅比一季度下降1．2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增长7．6％，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增长9．4％；（2）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一季度回落了4．6个百分点，5月份国有及其它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回落5．1个百分点；（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月份同比增长5．7％，比一季度回落1．7个百分点，5月份同比增长5．3％，比4月份又放慢0．4个百分点，同时居民储蓄在前3个月增加4446亿元的基础上，4月份又增加554亿元，5月份又增加857亿元，1－5月新增5857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986亿元，截至5月末居民储蓄余额已达59226亿元；（4）市场价格继续走低，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2．2％，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5％，降幅进一步加大，5月份两种价格同比降幅与4月份持平，但居民消费价格已14个月连续下降，商品零售价格已20个月连续下降；（5）各层次货币供给量增幅回落，5月末m0同比增长9．06％，比一季度、4月末分别回落2．14和1．29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13．27％，增幅分别回落1．63和0．8个百分点，m2同比增长17．17％，增幅分别回落0．63和0．7个百分点；（6）进口逐月加快，出口继续下降，4月份同比下降7．3％，降幅比3月份扩大3．7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下降了4．6％。总之，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工业增长明显减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下降，出口额同比仍是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由强转弱，供大于求状况加剧，物价继续走低，也就是说存在明显的紧缩力量，亟需增强扩大内需力度。

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应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是必然的。值得重视的是，去年发行1000亿元国债是逐步投入的，今年仍在继续，而且今年预算又加大投入250亿元，为什么它的效应会递减这么快？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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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六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刘国光在“1999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就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问题发表了看法。

一、为什么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减弱。

刘国光认为，从投资需求看，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的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再加上当前供大于求，最终需求拉动不足以及逐渐走低的市场形势，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收入预期和投资意愿，导致社会投资启动缓慢。

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在传统的低收入、低消费的观念仍然主导着经济决策的条件下，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实物性、集团性、福利性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渐增加，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由于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触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消费需求也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客观调控作出迅速反应。

因此，刘国光说，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机制上的变化，政府财政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再加上供给方面的激励机制和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迟迟未能形成，国有企业一般缺乏必要创新的动力，供给结构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格局，这更加限制了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

刘国光提出，在目前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很正确和必要的。刘国光进一步说，今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些方面已经安排了不少的积极措施。一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上升，但是这些都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进行的。去年预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国债拔款1000亿元和银行贷款1000亿元，没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发了国债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预算投资。那么，从今年上半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将不再作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支撑政策呢？对此，刘国光认为，这样的判断现在还早了一点儿。他说，首先，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投资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资金，二是市场。目前问题更大的是市场不振，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来的启动居民消费的招数很多，但大多数不能立杆见影。就拿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信贷来说，这一直是促进消费的一个好办法，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然而从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障碍，所以消费信贷增长的步伐并不尽如人意，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还未有效启动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然还不能放弃。

其次，去年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启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工期长、规模大，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够坚持，近期项目建成以后，还要有后续项国接替，这样才能保持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合，否则就会发生建设投资断层现象，造成损失，影响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政策失灵、失效，这里有一个实施的问题。去年2月份国债和银行贷款实际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带动经济增幅回升的效应已经显现，只要力度、时间适当，形成中不发生断层的现象，那么推动经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刘国光指出，在直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措施还没有发挥足够有效作用以前以及在出口的需求不振局面还没有扭转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必要的经济增长幅度，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十分必要的。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社会民间投资关系的问题。

刘国光说，1998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未能很快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贫。这其中有前面所讲的乘数效应减弱的问题，也有财政支出和投资本身的导向及结构问题。去年以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较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且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以及其他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比较少地考虑。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的运用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去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取得迅速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倾向。因此，刘国光表示，今后如果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需要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政府投资的方向，放开投资领域和市场准入的门槛，使之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启动。

四、摆脱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传统观念束缚，大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

收入分配关系调整涉及到许多方面，需要多方面协调，综合解决。对此，刘国光指出，就与财政政策有关方面的问题来说，当前首先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一是在观念上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条件要摆脱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影响，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收入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大力调整工交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的工资待遇，包括大幅提高国有企业家的年金收入。使他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适应，以普遍提高低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提高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和预期对于稳定全社会的预期和刺激消费需求将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当然这不等于鼓励不切实际的高消费。二是要通过改革和规范，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当前要结合扩大内需，对居民支付的改革费用进行适当的货币化补偿，以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四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税基和累计税率，开征财产税、遗产税，推行存款的实名制，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七

2019年，财政部门创新调控方式，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更多运用改革办法，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增效。注重稳定市场预期，加强预调微调和定向调控。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实施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税费减免政策。

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是2019年宏观调控的焦点之一。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增加民生投入、减税降费支持创业创新、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推广运用ppp模式……这一年，国家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强预调微调和定向调控，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措施同时发力，推动了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增效。

2019年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力增效。

去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决定，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动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加大支出力度。全国安排财政赤字16200亿元，比上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上年的2.1%提高到2.3%。同时，结合财政收入形势和消化应对“三期叠加”的影响，动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1124亿元。“加大支出力度，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体现。”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说。

2019年全国财政收支数据显示，在财政收入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得到了有力保障，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768亿元，比上年增长15.8%。其中，教育支出26205亿元，增长8.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067亿元，增长9.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1916亿元，增长17.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001亿元，增长16.9%;城乡社区支出15912亿元，增长11.5%;农林水支出17242亿元，增长16.9%。

“2019年，各级财政部门着力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大力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积极盘活存量，优化支出结构，强化支出绩效管理，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及早落实并取得实效。”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持续增加民生投入的同时，国家还着力推动完善相关领域的支出政策和机制设计，突出公共性，增强可及性和可持续性。

“2019年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侧重结构优化调整，尤其是投向基础设施、高新产业等领域。”白景明说。比如，支持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等8项农业可持续发展试点和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加大对淘汰落后产能的支持力度，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减税”“为企业减负”，是201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高频词。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要用政府税收减法，换取“双创”新动能加法。

这一年，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持续推进，尤其是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和“双创”的税收措施相继出台，力度不断加大。如，国务院两次扩大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受惠小微企业范围不断扩大。

2019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放宽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活动和费用范围，并允许企业追溯过去3年应扣未扣的研发费用予以加计扣除。

保障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残疾人、随军家属、军转干部、退役士兵等重点群体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9年，各项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的特惠式税收优惠政策也加大力度，共减免税收180多亿元。

据统计，2019年税务部门全面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全年支持“双创”减免税3000亿元以上。

此外，降费措施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2019年，对小微企业免征4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或暂停征收57项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船舶港务费等7项水运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率。

“2019年推行减税政策的特点是针对性强、定向发力，有效促进了稳增长、调结构。比如，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对促进就业作用十分明显，降低部分消费品关税则扩大了国内消费。普遍性降费则与减少行政审批改革一起为市场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保障了市场主体经营活力。”白景明说。

2019年国务院多次部署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强统筹使用，唤醒“沉睡”的财政资金，调整用于保民生、补短板。

2019年6月，国务院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力促财政资金“化零为整”，提出了包括推进项目资金统筹使用、推进重点科目资金统筹使用、推进部门资金统筹使用等重要措施。

盘活存量资金“动真格”，效果显现。2019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各级财政将已收回沉淀和违规资金2500多亿元，加快统筹用于急需领域;国务院将239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存量资金调整用于在建重大项目。

“无论是适当提高赤字率，还是盘活存量资金，都促进了扩张支出，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增加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白景明认为。

2019年，国家还在公共服务领域大力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ppp发展道路。5月，国务院转发财政部等3部门《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明确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等公共服务领域，广泛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中央财政大力推进ppp示范项目建设，评审确定了两批233个、总投资8146亿元的ppp示范项目。各地共公布推介ppp项目6650个，总投资8.7万亿元，涵盖道路交通、环境保护、城市公用事业(2130.772,0.00,0.00%)等多个领域，在稳增长、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ppp成效初显，较好地体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改革加速器、增长推进器、民生稳定器’的作用。”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说。

在强化财政资金政策杠杆和导向作用方面，还积极发挥各类投资引导基金作用，进一步完善已设基金的管理运行机制，还决定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引导民间资本投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9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为配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坚持扩张支出与防控财政风险兼顾，更加强调精准发力，把财政资金用于关键和薄弱环节，使人民有更多获得感。”白景明说。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八

为确保实现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适度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促进出口增长等政策。这些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下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财政政策，也应当是积极的。

目前我国经济出现市场型过冷状态，直接表明我国的企业部门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已拥有“过剩”的资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须转用到政府部门上来了。因此，市场过冷的根本经济涵义就在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应从以往过多注重个人产品的生产，转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来，具体地看主要是应当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预算支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作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方面的先期准备；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等，又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和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问题。由于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增大个人产品的产量，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为首要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欠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不畅，电不明，水不足，话不通”等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离满足经济腾飞的需要仍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样，我国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就不仅是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8％增长率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运作，调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从而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打基础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国债大规模增发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应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不应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这应是我国财政避免陷入债务危机的基本前提。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国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的收入来源，显然不宜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国债规模逐年递增的惯性膨胀状态，而使财政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得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的性质，这与被用于经常性支出而纯消耗的“实”国债，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伴之以财政管理上的严格“增收节支”。我国目前国债的发行收入有相当份额是用于填补经常性支出亏空的，其弊端人所共知，也一直在努力纠正，因而是有着很大的不得已性的。这就需要严格财政管理，通过增收节支，力求以税收等经常性收入去满足经常性支出的需要。此外，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各级财政是其主要的财力来源之一，但这是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因而是不能以国债和各级地方财政的准公债收入为来源的。但社会保险基金的建立又需要庞大的财力投入，这也需要严格加强财政管理，才能解决所需财力。

第三，目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其中又以扩大财政投资为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运作，主要是通过增大货币供应量来影响企业和个人需求以产生政策效应，如果企业和个人需求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相应回应，就不能出现预期的需求扩张。财政的公共投资政策运作则不同，它直接形成着社会需求，而无需企业和个人需求的相应回应，从而可以产生货币政策所不具有的政策效应。目前我国已连续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但市场远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因而远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为此，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抉择，应当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到财政政策为主，而其中又要以财政投资政策为主上来。这就是应主要依靠大规模增加政府的投资来刺激经济回升。否则目前的连续降低利率和扩大贷款规模，已产生了巨大规模的货币存量，一旦我国的市场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复苏，则可能立即转入急剧的通货膨胀之中，“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其结果将是宏观经济的过分波动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摇摆。如果联系到对我国金融状况有着巨大压力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时难以结束，我国更应未雨绸缪，尽可能消弭通货膨胀危险于未然。因此，不仅从加大今年经济发展速度，而且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着眼，都必须将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到大规模增大财政的基础设施投资上来。

论文在线・张馨。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九

我国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这一宏观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外也有人士表示担心，中国近年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

[1][2][3][4]。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二十

摘要:在目前通货紧缩,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强化财政投融资体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进一步稳定、持续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分析,提出了今后如何强化与完善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的看法。

财政投融资是在一般财政预算无偿分配以外,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和调控,按照信用原则有偿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活动。自80年代我国开始发行生产建设性国债,政策性银行投入运转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财政投融资体制,对推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体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财政投资日益弱化,财政投融资渠道单一,财政信用与商业信用界限不清,财政投资重复、低效等。面临新形势的需要,旧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亟需强化、完善。

一、财政投融资的特点、作用和必要性。

(一)财政投融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需要。

根据穆斯格雷夫的“发展型”公共支出模型,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公共部门投资在国民总投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飞”奠定基础。进入中级阶段之后,公共部门投资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而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始终要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进行宏观调节。我国尚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年代又不长,市场失灵的现象还相当突出,因而财政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不可少。

(二)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供给不足;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银行融资,因准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特点,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共产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

(三)财政投融资的目标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建立对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诱导机制,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基本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更加突出。我国预算内财力贫乏,而财政投融资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领域,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企业投资随后”的连锁反应机制。

(四)在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加强财政投融资又与反经济周期目标相吻合19中央银行六次降息,货币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由于真实利率高于名义利率,居民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以及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货币政策的效力一时还不能显现。而财政扩张作用直接、力度大,特别适合在经济全面萧条时采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不外乎两种手段,一是减税,二是增支。减税在1998年上半年已经启动,但我国财政的困境使减税的空间不大,增加财政投资是必然选择。就启动内需的两大支柱消费推动和投资拉动来说,投资拉动也是现实选择。19我国经济增长8.8%,从需求拉动因素看,投资约占2.2个百分点,消费约占4.9个百分点,净出口约占1.7个百分点。1998年以来,消费市场持续低迷,从需求走势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中趋降。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下半年增发1000亿国债融资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苤苯釉黾有枨?nbsp;,还能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

(五)财政投融资体制还能平衡资金在国民经济三大部门间的分配,调节储蓄、投资结构,促进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我国三大部门中,居民是盈余部门,企业是短缺部门,财政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居民最终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上升,居民部门储蓄占到社会总储蓄的60%以上,而财政日见拮据,1995年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总投资仅3.1%。在这种不平衡状况下,通过国债等财政投融资手段将居民手中的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有利于调节储蓄与投资结构的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一)国家财政投资日益弱化,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后劲。

%,工业发达国家37%,而我国80年代以来财政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断降低,1981年两个比重分别为20.5%和28.1%,1990年降为10.1和8.7,到1995年只有7.7%和3.1%。财政投资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履行。

(二)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界限不清,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一方面财政投融资范围界定不严,本应通过市场融资的通过财政投融资,扭曲了资金结构,损害金融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过分扩张投资性贷款,投资资金过分依赖银行,不仅加剧重复建设和结构失调,银行不良债务急剧上升还将阻碍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发行国债相比,国债的透明度相对较高,易受到关注,而银行的不良资产较隐蔽,就这一点来说,财政投融资比之金融投资也有其优势。国际经验表明,财政融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银行信贷所不能替代的。

(三)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盲目、重复建设现象仍然普遍,贯彻产业政策不力重数量轻效益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上就是有偿资金无偿使用,资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学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工程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项目结束后不进行评估,往往是“说投就投、一投了之”,使财政投融资无法维持自身“融资—投资—还款”的良性循环。

(四)财政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也是制约财政投融资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因国家财力制约,资本金部分投入就不足,对政策性银行拨款难以保证。除资本金以外,财政融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债,很少的部分来源于金融债券等,加上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不高,资本金增值少,形成国债独当一面的局面,加大了财政本已沉重的'还本付息负担,国债风险增大。

财政投融资的特点是融资、投资紧密结合,资金投入直接。针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寻求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完善:。

(一)融资环节。

应该说,国债因其规模大、信誉高、发行较容易,仍是主要融资渠道。发行国债既产生总量效应,增加总需求和总供给,又产生结构效应,引导投资和消费。增发国债还能带动商业银行配套贷款的增加,推动社会投资,形成乘数效应,更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据测算,1998年增发1000亿国债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1000亿元,总数约2000亿元的建设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可以拉动gdp增长约2个百分点。而且在目前我国经济紧缩的情况下,供给对价格和利率的弹性很小,增发国债还较少引起价格和利率的上涨,因而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和对私人的挤出效应。通过国债融资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1.国债的发行权。只要各级地方政府仍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分级财政体制未能真正建立之前,地方政府就不能拥有发债权,地方财政预算也不能打赤字。但在国债投资建设项目中,有很多项目是属于地方性的,根据收益原则,这部分项目的融资应由地方负担。在地方财政支出项目较多、资金较紧张的情况下,可发行中央特许、担保,地方负责还本付息的专项债券,有效地分解中央财政的债务风险。同时,又因一些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利益会扩散到其他地区,中央财政应对这部分“外溢利益”予以补贴,具体作法可由中央发债转借地方使用并由各地配套一部分公共资金。

2.国债的规模和期限结构。目前银行利率下调、国债筹资成本较低,正是增发国债的有利契机,此时发行中长期国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到大量建设资金。由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居民收入下降和预期未来支出增加,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增大,这也为国债的发行创造了认购对象。为满足商业银行资金流动的需要,这种国债可为定向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周转性国债。目前我国国债主要集中在三年期的中期国债,期限结构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是还本付息期集中,长期建设资金不足,短期筹资不易,今后应逐步增加短期周转性国债和长期投资性国债,充实国债期限结构。

p;,对于日本经济起飞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通过财政投融资所筹集的资金极为可观,1991年占到当年财政总资金(财政预算资金与投融资资金之和)的56.5%,成为国家财政不可或缺的?暗诙?に恪薄?/p。

我国目前正进行清费改税、清理预算外资金的改革,笔者认为探索发展财政投融资制度,在预算体系中建立专门的财政投融资预算不失为规范财政预算、提高资金运用效益的一条思路。就资金来源看,我国也有拓宽财政融资的潜力。我国目前仅有向养老保险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发放的特种定向国债,今后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可扩大特种定向国债的发放对象,既拓宽了财政融资,又为各类保险基金、资金找到一条安全的投资途径。现行邮政储蓄制度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在期限品种、还本付息方式上实行多样化,以吸引更多的储户。财政投融资的支撑点是国家信用,今后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担保债券和政府担保的借款制度,既充分又有度地运用国家信用。

(二)投资环节。

1.投资项目的选择。公共投资的最终目的不是去和市场活动竞争,而是补充和支持市场活动。如果财政投融资资金用于国有企业的一般生产经营性项目,不仅会使财政陷入对国企补贴的深坑,还会助长国有企业的依赖性和政府干预的不当性,对经济增长作用却不大。现阶段我国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非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高新技术及农业。

2.项目开工前的可行性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公共投资不仅在经济上必须是有吸引力的,在技术、管理和财务上也应该是可行的。在选择和实施投资时必须全盘考虑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对比,其他经济变量的反应,对其他部门的冲击和影响等。与一般经营性项目不同,公共投资的非经营性使公共投资的成本和效益分析要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考虑,即代表对一国经济投入和产出的机会成本(“影子”),而不是特定部门的成本效益。具体地说,项目的纯经济收益率、对就业的影响、对国家债务负担的影响、财政的承受能力、对贸易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影响等都是成本效益分析的因素。“成本”不仅包括初期基建费用,也包括完成和经营项目工程所需的一切经常性支出,后者往往是数量很大却常被忽视的一笔开支。为防止钓鱼工程,要求项目在动工前必须呈交全面清晰的成本预算和收益估算。

3.项目施工的全程监控和项目完工的评估。

针对我国财政投资重投入、轻管理的倾向,在项目施工全程中应建立包括工程质量、资本投入、费用支出的监控,尤其是经济审计。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与工程施工中财会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今后应大力提高工程财会人员素质,使财政投资置于严格的会计系统控制中,体现“经济制约”而不是“政治驱动”。项目完工后还应对工程预期目标、预期收益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保持工程监控的完整性,对后续投资也具有启示作用。

(三)密切投融资环节联系,革新财政投融资体制。

1.建立财政投融资预算。今后我国财政预算可包括四部分: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财政投融资预算。财政投融资预算在预算中单列可以使财政投融资与财政无偿投资、商业投融资界限更清晰,财政投融资有了法律依据,筹资渠道可以进一步拓宽,同时受到预算约束又可保证投资效益。

2.构造财政投融资的组织体系。财政投融资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非银行公共金融机构。前者我国已经建立,下一步应重点研究其职责范围及活动领域,后者可由现有的各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改组而成。因为公共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利益直接关联,还可考虑在地方建立城市开发基金组织,这种组织作为隶属于中央银行的地方公共金融机构,一方面可以较灵活地筹资,包括地方政府投入、中央拨款、发行债券等;另一方面还承担对市政当局提供技术或财务咨询、服务的职责。与一般的金融机构不同,地方城市开发基金组织兼有经济审查和工程监控职能,因而需积聚大量金融、会计人员、工程专家,这也是与其财政投融资机构的性质相适应的。

3.财政投融资预算应在收支自求平衡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资金保值增值。这就要求融资、投资按项目直接挂钩,各项目应自求平衡,项目的还本付息由该项目收益负担,同时对于投资收益应有部分处置权。以国债为例,允许每年将部分国债资金建成的企业或项目中的国有资产转让出售,以收回投资资金,利用资金收益而不是发新债来偿还债务。而对国债的认购方来说,国债收益与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挂钩,可考虑生产建设性国债实行浮动利率或部分固定、部分浮动利率,并根据工程进度调整付息方式、还本期限和方式。既增加国债透明度,真正体现其生产建设性质,又可增加国债灵活性,吸引认购者,还可强化对国债资金使用项目的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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