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通用16篇)

通过总结，我们可以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怎样写好一篇有说服力的议论文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掌握了总结的写作技巧，或许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一

去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湖南省就业形势十分严峻，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尤显突出。为解广大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难，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审时度势，及时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出了系列决策部署和安排。今年初，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求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当前就业工作的首位抓紧抓好。随后，省政府召开了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4号）文件，全面部署安排了湖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5月份，省劳动保障厅、省人事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湖南省离校后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湘劳社政字〔2009〕7号）文件，决定对今年离校后经就业援助仍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促进其顺利、充分就业。各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推进，狠抓落实，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鼓励、提升、扶持、服务、托底”为核心内容的政策措施，保持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的基本稳定。椐教育部门统计，截止6月底，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53%。

一、积极鼓励就业。

继续实施“选派大学生到村任职”、“选调生”、“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等项目，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对到湘西地区就业满一定年限及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实行学费代偿。鼓励高校毕业生在项目结束后留在原地就业，在事业单位招聘、公务员招考和报考硕士研究生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实施社保补贴、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等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充分发挥骨干企业和科研项目单位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作用。以高校毕业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组织实施创业带动就业、重点工程就业服务计划、承接产业转移就业服务计划等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多渠道促进就业。

二、着力提升能力。

实施大学生特别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充分利用技工院校、就业培训中心等培训资源，采取集中培训、分散培训或培训基地与企业联合等形式，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培训，并按规定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和鉴定补贴，进一步提升了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在各类院校广泛宣传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大职业资格培训工程组织实施力度，在全省设立职业技能鉴定所400多个，年鉴定40万人以上，组织多次院校专场鉴定服务，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鉴定补贴，大学生实践能力明显增强。

三、全力扶持创业。

一是从20起，省人民政府每年设立5000万元大学生创业专项扶持资金，专项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并视情况逐年增加。各级政府也要设立专项资金，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省科技计划增设大学生创新创业专项资金，支持高校毕业生在本省范围内进行科技创新和创业。二是优先安排有项目、带技术并得到资金支持的高校毕业生进入高新区和创业园创业。对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免收登记类和证照类等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月营业额未达到5000元或经商办企业所得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经商兴办符合税法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按2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三是在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的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自筹资金不足的，可向户籍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不超过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对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可按规定适当扩大贷款规模。从事当地政府规定微利项目的，可按规定享受贴息扶持。四是鼓励银行对符合小额担保贷款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新招用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到企业现有职工总数30%以上，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根据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小额担保贷款额度，给予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的贷款。五是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较多的高科技企业，在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对吸纳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在册员工10%以上的单位，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并对所安置大学生按“4050”以下人员的标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六是规范企业裁员行为，引导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更多地保留高校毕业生技术骨干，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可按规定在2009年内给予6个月以内的.社会保险补贴或岗位补贴，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困难企业开展在岗培训的，按规定给予资金补助。

四、强化服务就业。

进一步整合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才服务机构和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信息资源，免费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就业推荐等各类就业服务，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免费提供档案户籍托管服务。对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建立了专门台帐，免费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对户档关系已转回生源地、择业期（2年）内在生源地以外地区落实了就业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免费办理《就业报到证》，户档关系随迁。鼓励见习单位优先录用见习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间由见习单位和各级政府提供基本生活补助。组织开展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民营企业招聘周”等专项就业服务活动，帮助6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找到了就业岗位。

五、实施托底援助。

对困难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各高校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求职补贴。各级机关考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免收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的报名费和体检费。对离校后未就业回到原籍的高校毕业生，免费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人事档案托管等服务，并优先安排参加就业见习、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对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纳入当地失业人员扶持政策体系。民政部门按照有关政策和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和临时救助。另外，最近各级政府和社区开发了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公益性岗位、用于对经重点推荐就业、就业见习、扶持创业、职业技能培训等就业援助后仍未实现就业的离校后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岗位援助，并按照就业困难人员规定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二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为4015.0亿元，为4180.1亿元，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为1.5%，19为2%，20为1.7%，20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年为1681.89亿元，年为2425.21亿元，年为2598.21亿元，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01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01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1扩大内需仍需加强。

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01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01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01年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01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

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01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即竞争性的行业或产品）进行国债投资，则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但能够完全避免，而且会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4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

提到财政赤字，人们总是想起通货膨胀。的确，通货膨胀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当增发国债已经或即将引发通货膨胀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十分慎重。然而，根据实践经验，只有当政府财政赤字采取了货币化的融资方式时，央行才会超量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采取了债务化的融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且只对商行发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变动实际货币供给量，故连续几年来的国债发行并未诱发通货膨胀（近几年来，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行资金偏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通货紧缩的阴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4%，2001年为0.7%（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把达不到1%的价格水平的上升看作为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价格处于下降态势，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0%，2000年为―1.5%，2001年为―0.8%。再考虑到我国货币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今后几年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2.5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国债发行一方面能增加财政收入，影响财政收支，属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对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短期内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但根据国际上的经验，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规模的不断扩大，它的缺陷将会因为政策时滞、政治因素、财政赤字等问题而日趋明显。为了预防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固地走出低点、民间投资得以启动、消费需求渐趋正常、外贸出口恢复到一定高度时，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渐地退出。近期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合理运用财政资金，进一步营造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利用财政支持政策保证货币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运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商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资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为改进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辅助设施等等。

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由于种种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有必要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任务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动内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首先，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国的实践。“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期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为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供过于求，而是供不应求。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本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条件。在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使其长期化。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扩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增长的后续效应。政府国债投资的后续效应越大，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作用就越大，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长期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后续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长期化是积极财政政策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3.2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条件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政策效果至关重要。

今后几年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支出方向仍应该是那些通过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的项目或部门，如农、林、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含在建基础设施项目）、科技教育、生态环保、高新技术产业等等，但是一定要避开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的建设项目或部门。财政支出的重点应该是那些后续效应较大或产业关联较强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部门，如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科技教育等。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开发的投资力度和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值得提到的是农民增收问题。目前制约我国总需求增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增收困难。在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开拓广阔的农村市场，政府应给予农业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和市场怎样的财政支持或保护，应该得到人们的极度重视。这不仅是关系到农业的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问题，更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和整个国民经济能否保持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参考文献】。

[1]刘立峰.我国国债政策的经济可能性[j].宏观经济管理，.(4).

[3]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应转换模式和扩大内涵[j].世界经济，2002.(3).

[4]严于龙。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成效与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01.(5)。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三

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表明政府是在倚重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增长、强力推动社会发展，国家财政猛然从收支相对平衡转到高度不平衡状态，这实际上意味着外在压力将迫使国家财政再度进行深层次制度变革并寻求财政政策与其他各类政策新的协调机制。初步归纳，今后中国财政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四大难题：

gdp比重未来几年突破40%可说已成定势。国债发行归根到底是挤占储蓄，从而迫使基础货币供给持续高扩张，也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特别是当前我国国债发行收入立项的工程尚需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配套资金，这种投资引致大部分还要靠银行贷款来解决。也就是说，国债项目的放大效应也要挤占储蓄。可见，综合起来看，至少2万亿元的储蓄要由政府来直接配置，而其他类型投资主体的投资需求银行也要满足，这势必倒逼银行通过降低存款标准备金率、降低利率等手段来增发货币。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刺激经济增长时走的是同一条路，但他们的货币是国际化货币，通货膨胀可以被外部消化一些，但我国货币只是国内自由流通的货币，因而通货膨胀只能在国内消化。显然，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考虑如何妥善处理高举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稳健之策似应是条件允许随即减少国债发行额。

其三，支出急剧扩张客观要求调整财政体制。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年的预算事实上已充分表明中央财政的支出扩张度超过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度，这里边的制度性因素之一是地方不能打赤字、中央可以，但更主要的因素是随着中央政府出台的保民生、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范围，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标准，中央财政介入的领域越来越宽，现在的格局是原来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中央政府承担的部分越来越多，其中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中央已占大头。2009年高赤字、高举债，中央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责任又加大了，特别是如果养老保险在全国推行统一规范的制度，那么，中央财政的支出压力会骤然再度加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经验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意味着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制度要全国统一，这要求中央政府把相关事权和支出责任担下来，中国不可能例外。然而现行的财政体制与之是不相匹配的，突出表现是中央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只在55%左右，根本不可能履行更多的事权，如果硬要办，就要增加更多的赤字、发更多的债，但这要积累更大的财政风险。怎么办呢？从现在起，我们确实要认真分析调整财政体制的可行性，似应在细化事权划分的前提下，调整收入划分制度体系。

支出直接到达受益人。这些变化给财政支出管理带来了进一步完善的要求。其中突出问题有四点：一是要进一步优化支出标准体系，要以此为实现财政支出管理科学化的基础；二是建立全国联通的财政支出动态监控体系；三是加强财政信息化建设；四是逐步建立起由一般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债务预算构成的复式预算体系。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四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已发布信息：今年我国将继续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分析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7%左右。去年的实践证明，这是在需求不旺的情况下拉动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今年将继续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采取多种办法，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今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国经济持续以较高水平增长的关键年度，本文拟从现代经济基础理论的层面，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外部环境因素对当前政府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进行简略的评述。

（一）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必要措施。

1998年，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下，虽然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和挑战，在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外贸出口增长有所减缓以及诸多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纷纷贬值的压力下，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最终达到全年gdp增长7.8%的较高速度。

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刺激投资、扩大内需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大胆而有力的措施。其中较为突出的举措有：中央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央银行先后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和再贴现率：8月18日财政部开始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的1998年特别国债（记账式附息国债）；9月份，九届人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发行规模为1000亿元的新增国债，专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0月底中央银行宣布：开始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8年全国海关坚决打击走私，加强税收征管，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917.3亿元。199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虽然这一投资效应通常有一时滞间隔，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明显拉动作用。

1999年元旦，我国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外贸部于1998年颁布的《关于赋予经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生效实施。这标志着目前仍然实行经营许可制的外贸领域已经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元月4日，首批20家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权；2月8日，第二批41家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权。元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出：中国在中长期之内（如5年以上）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具体到每一具体年份时，将根据国内外的情况灵活地调控货币供给量（比如今年适当增加m2的供给）。同时，为了扩大内需，将允许有条件的商业银行批准开办消费信贷业务，鼓励商业银行试办一些消费贷款的新品种（到目前为止，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已陆续开办了个人住宅商业性贷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住房装修贷款、教育助学贷款、小额贷款和以家用电器为主的耐用消费品等专项消费信贷业务。下岗职工还可以到地方性银行，比如上海银行办理助业贷款；其它银行也正在开发农用物资与农机贷款（中国农业银行）和旅游贷款（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等）。他还宣布：中国将取消对引进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把外资银行设立业务经营机构的地域扩大到全国所有中小城市。

1998年，中央政府对酝酿已久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车货币化改革进行了冲刺阶段的发动。这两项牵动全局的改革，将大大促进商品化个人住宅市场和私人小轿车市场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由此带动相关多重产业（如住宅装修和装饰、家具、服务和供电、供水、供气、供热与交通、通讯等公用事业、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社区服务中心以及钢铁、橡胶、塑料、电子、石化、机械、轻纺、玻璃等行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增长。由于乘数效应的作用，其总数额将相当可观。此外，医药保健制度的改革、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也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保险市场提供了富有潜力的消费需求。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改革正在逐步展开。教育产业化的深入发展将为国民经济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持续稳定的财富源泉。

经济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g）的变化、转移支付（f）的变化或税收（t）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分别影响总需求，政府购买直接增加需求，转移支付和税收则使收入发生变化。扩张性（或较松的）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的增加、转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税收的减少，而紧缩性（或较紧的）财政政策正好与此相反。

我们还知道，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m）的变化。扩张性或较松的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的增加；而紧缩性或较紧的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的减少。应当注意的是，紧缩性财政政策通常是指政府支出增长率的降低（而非绝对数量的下降）或是税收增长率的提高（而非绝对数量的增加）；同样，紧缩性货币政策通常是指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降低。

在确定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时，必须考虑投资需求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在有些情况下，财政政策难以奏效。比如，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使利率上升很高而对投资产生很大的负作用，那么这一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就相对较弱。

投资的减少将会抵消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影响，有两种情况会使得投资大幅度下降：1.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因此利率的上升将会使投资大幅度减少；2.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因此，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有很大变动）。

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使利率上升不大，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就具有较强的效果。在基础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政策通过改变政府购买、转移支付或税收来实施。当投资率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时，财政政策就较为有效。

影响财政政策效力的另一要素是支出乘数，较大的支出乘数意味着比较有效的财政政策。但是，如果经济处于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的情况下，那么即使支出乘数很大，也无法使财政政策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借助于is曲线的斜率和lm曲线的斜率对利率敏感性的解释，我们可以用is－lm图来直观地考察8种情况及其各种可能性。如果is曲线陡峭或lm曲线平缓，财政政策效应就强；如果is曲线平缓或lm曲线陡峭，财政政策效应就弱。对于给定斜率的is和lm曲线，如果支出乘数大，财政政策就更加有效。

通过以上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主要是力图刺激投资、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促进和带动经济增长。然而，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对市场利率并不敏感，预期的反应较为迟缓。同时，我国现阶段由于诸多因素（比如考虑到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的作用，居民对未来的收入与消费预期不甚乐观，甚至对很有可能出现的失业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忧心忡忡。

另一方面，国内一般性耐用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照相机、手表、自行车、录音机等）消费市场趋于饱和，而一般居民所向往和热望的私人住宅和小轿车的价位与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尚差距甚远。因此即使银行多次降息，仍倾向于储蓄和持有货币，因而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流动性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和实施积极（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政策效应将较为显著。

因此，中国政府在最近两、三年内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基础出发点是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多种政策，深入开展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和套汇的斗争，稳步增加外汇储备，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也是维持国内较为紧迫的就业需求和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客观要求。

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别指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从中长期来看，仍然要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三）积极启动消费需求，带动国内投资需求扩张根据现代经济的基本原理，一国经济中消费的波动要比gnp的波动小得多，消费之所以比gnp的波动幅度小，主要原因在于可支配收入的波动要小于gnp的波动。消费支出中最不稳定的部分是耐用品消费，劳务和非耐用品消费则要均匀得多。而消费则是靠可支配收入来维持的。

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低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这是消费行为的一个有规律性的特点。在短期内，消费下降的数量小于收入下降的数量；在长期内，消费的减少则逐渐赶上收入的减少。

投资是总需求中最容易变动的部分，它的波动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产量和总收入的波动。投资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它经常由于企业预期的反复无常的变化而发生不规则的波动，而消费只是按照简单的消费函数被动地作出反应。

投资比消费易变得多，企业固定投资水平的下降和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时间上非常一致，而住宅投资的下降则先于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投资支出一般可分为三类：1.非住宅性固定投资－企业购买新设备或厂房：2.住宅性固定投资－建造新的住宅和公寓；3.存货投资－已经生产出来但尚未销售的产品存量的增加。住宅投资与利率负相关关系，高利率使房租上升，从而使住宅价格上升。如同任何商品都有某一需求函数一样，公众对住宅也有某一需求函数。住宅是投资中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利率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由于住宅的折旧速度很慢，房租主要是由利息支付决定的。房租的上升将减少投资。住宅投资与实际gnp正相关，收入提高使住宅需求增加，因此也提高了投资需求。1984年，美国非住宅性投资占当年gnp的11.6%，住宅性投资占gnp的4.2%。

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但是要严禁挤占、挪用财政债券资金，绝不允许把资金拿去弥补经常性开支或搞其他建设，甚至搞楼堂馆所。对重大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和跟踪审计。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惩治建设领域的各种腐败行为。

朱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决不是可以任意花费，必须珍惜人民的血汗钱。坚决压缩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保证重点项目支出。他警告说，如果乱铺摊子，大搞重复建设和劣质工程，就会给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迟早要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此国务院明确提出，利用财政债券搞建设，一定要确保资金的合理流向，集中力量搞好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适当向中西部倾斜。此外由银行信贷安排，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和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

根据国家计委研究院的有关专题研究，中国已经步入重加工业阶段，未来一段时期，装备工业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支柱产业，这意味着设备投资将成为带动整个投资增长的主体。在重加工业阶段，经济增长表现出集约化趋势，其特点是产业链条长，投资传导环节多，技术附加值高。这已经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而是要求使用现代化、高精度的数控机电一体化设备。

目前我国机器设备陈旧，自动化水平很低，加工适应能力差、精确度低。九十年代的设备仅占10%，八十年代的设备也只有20%，技术改造需求十分迫切、并且设备更新换代的范围广、任务重、资金缺。

1955年，日本为了产业升级换代，推出了“机械工业振兴法”，强制拆除使用服役期超过7年的机器设备。政府应采用贴息、直接投资补贴、政策性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等方式鼓励基础和主导产业的发展。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点应当转移到工业设备更新和装备工业的发展上来，带动其他工业的升级与进步。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五

农民的行政费用占据农民经济生活费用的很大一部分，所以要减轻农民的负担，首要前提是减少农民的行政费用支出。其次，民主选举也很重要，农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有一部原因也是因为没有好的领导者，民主决策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政府应该在每个农村实行民主选举的制度，通过民主选举推荐一个合适的领导者，为农民的经济问题出谋划策。另外，农村的税费征收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点，一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加上税费的征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生活的经济压力，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政府应该加强税费改革，实行减免征收税费，为农民减轻一点生活负担。

（二）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持。

加强农业扶持的方法有很多，政府应该提倡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通过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但可以提高农民的劳动收入，还可以保护环境，保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政府也可以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来促进农业的发展，通过协调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完善。培养农业方面的优秀人才也很重要，国家欠缺的就是农业方面的'优秀人才，政府可以大力培养农业方面的技术人才，让更多对农业感兴趣的人参与到农业发展中来，从而促进农业的稳定增长。

政府要加强对粮食价格的控制，实施财政补贴政策来巩固农民的收入，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政府必须建立粮食保护制度控制粮食的价格。也可以通过财政方面的补贴，稳定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日益发展的生活水平，将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销售到市场，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政府还可以实施合作医疗、社保等财政补贴政策，帮助农民尽快的脱离贫困生活。

首先，促进了农业的增长。据统计，近年来我国的农业发展状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国家和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使我国的农业领域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使得农田的灌溉面积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政府实施有效地财政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推动了农业的综合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农业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经过财政政策的实施，解决了我国农业方面的很多问题。农业的发展，保护了我国的生态环境，推动了农业的综合发展。农业的综合发展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耕地面积的增加，耕地面积的增加使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于农业研究中，通过技术方面的培养和研发不断扩大的粮食的产值，增加粮食的种植面积，促进农业的综合发展。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新的农业发展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农业发展制度，让更多的农民走进市场，优化了农业的产业结构，使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给农民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会。最后，实现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贫困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大的，国家实行一系列的财政补贴制度，缩小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压力。为了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国家还实行了退耕还林政策，通过收购农民的土地，给予农民以经济上的扶持，既保护了环境，也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财政政策的实施缩小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不仅节省了很多的财力资源，也让更多的农民有了生活的希望，通过对农业不断地探索总结，实现了致富的梦想。

三、结语。

农民收入的增加一部分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另一部分来源于政府的扶持，国家实行的财政政策要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生活问题，保障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政府的扶持突出了财政资金带来的作用，通过政府的扶持基金，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农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六

摘要:在目前通货紧缩,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强化财政投融资体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进一步稳定、持续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分析,提出了今后如何强化与完善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的看法。

财政投融资是在一般财政预算无偿分配以外,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和调控,按照信用原则有偿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活动。自80年代我国开始发行生产建设性国债,政策性银行投入运转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财政投融资体制,对推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体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财政投资日益弱化,财政投融资渠道单一,财政信用与商业信用界限不清,财政投资重复、低效等。面临新形势的需要,旧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亟需强化、完善。

一、财政投融资的特点、作用和必要性。

(一)财政投融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需要。

根据穆斯格雷夫的“发展型”公共支出模型,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公共部门投资在国民总投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飞”奠定基础。进入中级阶段之后,公共部门投资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而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始终要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进行宏观调节。我国尚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年代又不长,市场失灵的现象还相当突出,因而财政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不可少。

(二)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供给不足;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银行融资,因准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特点,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共产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

(三)财政投融资的目标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建立对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诱导机制,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基本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更加突出。我国预算内财力贫乏,而财政投融资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领域,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企业投资随后”的连锁反应机制。

(四)在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加强财政投融资又与反经济周期目标相吻合19中央银行六次降息,货币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由于真实利率高于名义利率,居民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以及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货币政策的效力一时还不能显现。而财政扩张作用直接、力度大,特别适合在经济全面萧条时采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不外乎两种手段,一是减税,二是增支。减税在1998年上半年已经启动,但我国财政的困境使减税的空间不大,增加财政投资是必然选择。就启动内需的两大支柱消费推动和投资拉动来说,投资拉动也是现实选择。19我国经济增长8.8%,从需求拉动因素看,投资约占2.2个百分点,消费约占4.9个百分点,净出口约占1.7个百分点。1998年以来,消费市场持续低迷,从需求走势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中趋降。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下半年增发1000亿国债融资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苤苯釉黾有枨?nbsp;,还能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

(五)财政投融资体制还能平衡资金在国民经济三大部门间的分配,调节储蓄、投资结构,促进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我国三大部门中,居民是盈余部门,企业是短缺部门,财政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居民最终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上升,居民部门储蓄占到社会总储蓄的60%以上,而财政日见拮据,1995年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总投资仅3.1%。在这种不平衡状况下,通过国债等财政投融资手段将居民手中的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有利于调节储蓄与投资结构的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一)国家财政投资日益弱化,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后劲。

%,工业发达国家37%,而我国80年代以来财政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断降低,1981年两个比重分别为20.5%和28.1%,1990年降为10.1和8.7,到1995年只有7.7%和3.1%。财政投资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履行。

(二)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界限不清,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一方面财政投融资范围界定不严,本应通过市场融资的通过财政投融资,扭曲了资金结构,损害金融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过分扩张投资性贷款,投资资金过分依赖银行,不仅加剧重复建设和结构失调,银行不良债务急剧上升还将阻碍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发行国债相比,国债的透明度相对较高,易受到关注,而银行的不良资产较隐蔽,就这一点来说,财政投融资比之金融投资也有其优势。国际经验表明,财政融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银行信贷所不能替代的。

(三)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盲目、重复建设现象仍然普遍,贯彻产业政策不力重数量轻效益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上就是有偿资金无偿使用,资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学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工程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项目结束后不进行评估,往往是“说投就投、一投了之”,使财政投融资无法维持自身“融资—投资—还款”的良性循环。

(四)财政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也是制约财政投融资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因国家财力制约,资本金部分投入就不足,对政策性银行拨款难以保证。除资本金以外,财政融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债,很少的部分来源于金融债券等,加上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不高,资本金增值少,形成国债独当一面的局面,加大了财政本已沉重的'还本付息负担,国债风险增大。

财政投融资的特点是融资、投资紧密结合,资金投入直接。针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寻求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完善:。

(一)融资环节。

应该说,国债因其规模大、信誉高、发行较容易,仍是主要融资渠道。发行国债既产生总量效应,增加总需求和总供给,又产生结构效应,引导投资和消费。增发国债还能带动商业银行配套贷款的增加,推动社会投资,形成乘数效应,更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据测算,1998年增发1000亿国债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1000亿元,总数约2000亿元的建设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可以拉动gdp增长约2个百分点。而且在目前我国经济紧缩的情况下,供给对价格和利率的弹性很小,增发国债还较少引起价格和利率的上涨,因而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和对私人的挤出效应。通过国债融资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1.国债的发行权。只要各级地方政府仍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分级财政体制未能真正建立之前,地方政府就不能拥有发债权,地方财政预算也不能打赤字。但在国债投资建设项目中,有很多项目是属于地方性的,根据收益原则,这部分项目的融资应由地方负担。在地方财政支出项目较多、资金较紧张的情况下,可发行中央特许、担保,地方负责还本付息的专项债券,有效地分解中央财政的债务风险。同时,又因一些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利益会扩散到其他地区,中央财政应对这部分“外溢利益”予以补贴,具体作法可由中央发债转借地方使用并由各地配套一部分公共资金。

2.国债的规模和期限结构。目前银行利率下调、国债筹资成本较低,正是增发国债的有利契机,此时发行中长期国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到大量建设资金。由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居民收入下降和预期未来支出增加,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增大,这也为国债的发行创造了认购对象。为满足商业银行资金流动的需要,这种国债可为定向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周转性国债。目前我国国债主要集中在三年期的中期国债,期限结构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是还本付息期集中,长期建设资金不足,短期筹资不易,今后应逐步增加短期周转性国债和长期投资性国债,充实国债期限结构。

p;,对于日本经济起飞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通过财政投融资所筹集的资金极为可观,1991年占到当年财政总资金(财政预算资金与投融资资金之和)的56.5%,成为国家财政不可或缺的?暗诙?に恪薄?/p。

我国目前正进行清费改税、清理预算外资金的改革,笔者认为探索发展财政投融资制度,在预算体系中建立专门的财政投融资预算不失为规范财政预算、提高资金运用效益的一条思路。就资金来源看,我国也有拓宽财政融资的潜力。我国目前仅有向养老保险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发放的特种定向国债,今后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可扩大特种定向国债的发放对象,既拓宽了财政融资,又为各类保险基金、资金找到一条安全的投资途径。现行邮政储蓄制度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在期限品种、还本付息方式上实行多样化,以吸引更多的储户。财政投融资的支撑点是国家信用,今后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担保债券和政府担保的借款制度,既充分又有度地运用国家信用。

(二)投资环节。

1.投资项目的选择。公共投资的最终目的不是去和市场活动竞争,而是补充和支持市场活动。如果财政投融资资金用于国有企业的一般生产经营性项目,不仅会使财政陷入对国企补贴的深坑,还会助长国有企业的依赖性和政府干预的不当性,对经济增长作用却不大。现阶段我国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非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高新技术及农业。

2.项目开工前的可行性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公共投资不仅在经济上必须是有吸引力的,在技术、管理和财务上也应该是可行的。在选择和实施投资时必须全盘考虑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对比,其他经济变量的反应,对其他部门的冲击和影响等。与一般经营性项目不同,公共投资的非经营性使公共投资的成本和效益分析要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考虑,即代表对一国经济投入和产出的机会成本(“影子”),而不是特定部门的成本效益。具体地说,项目的纯经济收益率、对就业的影响、对国家债务负担的影响、财政的承受能力、对贸易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影响等都是成本效益分析的因素。“成本”不仅包括初期基建费用,也包括完成和经营项目工程所需的一切经常性支出,后者往往是数量很大却常被忽视的一笔开支。为防止钓鱼工程,要求项目在动工前必须呈交全面清晰的成本预算和收益估算。

3.项目施工的全程监控和项目完工的评估。

针对我国财政投资重投入、轻管理的倾向,在项目施工全程中应建立包括工程质量、资本投入、费用支出的监控,尤其是经济审计。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与工程施工中财会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今后应大力提高工程财会人员素质,使财政投资置于严格的会计系统控制中,体现“经济制约”而不是“政治驱动”。项目完工后还应对工程预期目标、预期收益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保持工程监控的完整性,对后续投资也具有启示作用。

(三)密切投融资环节联系,革新财政投融资体制。

1.建立财政投融资预算。今后我国财政预算可包括四部分: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财政投融资预算。财政投融资预算在预算中单列可以使财政投融资与财政无偿投资、商业投融资界限更清晰,财政投融资有了法律依据,筹资渠道可以进一步拓宽,同时受到预算约束又可保证投资效益。

2.构造财政投融资的组织体系。财政投融资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非银行公共金融机构。前者我国已经建立,下一步应重点研究其职责范围及活动领域,后者可由现有的各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改组而成。因为公共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利益直接关联,还可考虑在地方建立城市开发基金组织,这种组织作为隶属于中央银行的地方公共金融机构,一方面可以较灵活地筹资,包括地方政府投入、中央拨款、发行债券等;另一方面还承担对市政当局提供技术或财务咨询、服务的职责。与一般的金融机构不同,地方城市开发基金组织兼有经济审查和工程监控职能,因而需积聚大量金融、会计人员、工程专家,这也是与其财政投融资机构的性质相适应的。

3.财政投融资预算应在收支自求平衡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资金保值增值。这就要求融资、投资按项目直接挂钩,各项目应自求平衡,项目的还本付息由该项目收益负担,同时对于投资收益应有部分处置权。以国债为例,允许每年将部分国债资金建成的企业或项目中的国有资产转让出售,以收回投资资金,利用资金收益而不是发新债来偿还债务。而对国债的认购方来说,国债收益与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挂钩,可考虑生产建设性国债实行浮动利率或部分固定、部分浮动利率,并根据工程进度调整付息方式、还本期限和方式。既增加国债透明度,真正体现其生产建设性质,又可增加国债灵活性,吸引认购者,还可强化对国债资金使用项目的预算约束。

参考文献:。

[1]苏明.我国中长期财政支出政策的未来取向[j].国债市场专刊,1997,(4).

[2]刘文超.对财政政策启动我国宏观经济及股市的影响分析[j].国债市场专刊,,。

[3]袁东.论债务、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j].财政研究,1998,(11).

[4]贾康.98财政政策述评[j].中国财政,1998,(12).

[5]曹立瀛.西方财政理论与政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七

资源优化配置是市场的本性，利润驱使下，资源会涌向能够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的领域或产业。市场经济使部分经济基础较好、条件较为健全的地区得以聚拢更多的资源，同时也使部分条件较为欠缺的区域在市场环境下形成资源流失、经济发展更加困难等问题，最终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市场经济环境下，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体制管理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在资源聚拢方面缺乏优势，流向民族地区的资源较少，同时民族地区既有的资源也因市场的驱使而流失严重。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借助政府的帮助和推动，通过财政政策来平衡因市场手段调节而形成的各种问题。通过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的合理调控，民族地区才能在资源分配方面保持相对的平衡。根据政策科学原理，财政政策调控必须根据所要调控对象所处的客观情势、矛盾症结和基本需求等情况来调控，在此基础上确立政策调控目标，选用政策工具，并对政策调节的具体实施进行有效论证，由此，财政政策的推出才能达成预期目标。发展经济改善民族民众生活是民族地区的主要目标，资源缺乏、环境脆弱是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结合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发展需要以及资源分配的相对公平需求，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调控的民族关怀主要在经济发展、环保、资源、生活改善等方面。

一、财政政策调控以优化民族经济为基础。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经济水平一直是民族地区的重要问题。虽然民族地区人口较少，但是民族地区的区域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一半还多，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本区域经济的增长，更关系着国家经济总量的提升。另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着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和平和稳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族地区经济已经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根据民族所处区域不同，不同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或狩猎经济、游牧经济，或农业经济，第一产业比重较大是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发展规律，第一产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区域经济发展就越落后，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将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民族地区单单依靠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或者初级加工工业的模式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市场环境下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须依靠财政政策等财政杠杆撬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附加值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都是大部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普遍问题。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依据财政政策来推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和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等几个方面来着手。首先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拉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是民族地区普遍问题，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在此基础上财政政策调控就要向新产业增加支付，为新产业发展进行资金倾斜，从财政方面解决新产业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其次，推进产业升级，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地区已经在当地资源基础上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系统，农业、工业、服务业各有发展，但是由于技术水平和需求制约，民族地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方面明显存在着技术因素不足等问题，农业依靠经验，工业主要是初级加工，而服务业方面更多地局限于区域的生产生活服务，技术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不足，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推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主要在于成本、技术等因素限制，因此借助财政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就需要结合产业升级需求，根据相关问题，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推进产业升级，最终推进产业附加值提升。最后，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第一产业比重过大是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财政是导向，财政政策导向下的资本流动可以使更多的资金进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最终推动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优化产业结构。

二、财政政策调控以合理利用民族资源为方向。

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广泛利用资源是市场的基本特性。在利润导向下，因供给和需求的复杂作用，资源会流向更加符合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特性的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在经济利益层面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功能很容易使区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基础、管理体制、基础设施等方面都缺乏聚拢资源的优势，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很容易流出民族地区，而外部的.资源也因为民族地区缺乏市场吸引力不愿意进入民族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是某个或某些地区的单独发展，而是多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虽然部分区域由于条件不足发展较晚，但是在目标上，所有区域、所有人群的共同发展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市场环境下的资源分配不平衡使得经济发展本来就缓慢的民族地区更缺乏资源支持，因此借助国府的力量，调整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向不平衡，有助于民族地区缩短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配置资源、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是财政的基本功能，财政政策是财政功能发挥的主要表现形式，民族地区在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失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等功能来化解。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动包括自然资源流动和人力资源流动。以自然资源来看，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共同特征，在资源优势条件下，不少地区以资源开发为方向，形成了资源开发输出的基本经济模式。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在当地的加工利用较少，更多的初级资源因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而从民族地区流出，而对民族地区而言，自然资源以低廉的价格流出使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有限，同时也使得该区域在之后的经济发展中资源缺失。从人力资源来看，近年来，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较快，接受高等教育的民族学生越来越多，民族人才素质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足，市场上的人才需求不足，市场经济下自主就业政策使得民族学生走出来的多，但民族地区可以选择的岗位并不多，由此更多的民族学生流出民族地区。另外由于经济水平有限，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对人才所能提供的薪资待遇等方面和其他地区相比并不具备优势，因此进入民族地区的人才也较少，一方面是本地人才的流出；另一方面是外地人才的不愿进入，人才资源匮乏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因市场经济而带来的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失，需要财政政策在调控方面对相关问题予以平衡。首先是资源方面，可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推进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深加工，尽量使民族地区资源在本地提高附加值再进入流通领域，增加资源在民族地区的效益。其次是人力资源方面，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方面的倾斜，鼓励外地高素质人才进入，同时也为吸引本地高素质人才的回归提供财政方面的便利，如创业补贴等，增加民族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

三、财政政策调控以保护民族生态环境为前提。

由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西南、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我国多数水系资源的发源地。自然地理上的区位特征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市场环境下，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地区通过各种措施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提高经济水平。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当地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自然资源等资源的利用更多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内，过度开发、滥砍滥伐的现象在民族地区时有发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主导性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极大地损害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此也使得民族地区生态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民族民众的生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是民族民众的生存依赖，建立在生态环境损害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实质上是暂时的短暂的发展，只有建立在生态环境维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生态关系密切，生态效益较好的地区经济水平往往也较高，不少发达地区或国家中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发展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经济和生态的正相关性。因此无论是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来看，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都十分必要。市场自发调节带来的生态损害需要通过国政府的力量来调节，财政政策作为国家经济调控发展最为重要的手段，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也是财政政策调控需要考虑的重点内容。财政政策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首先，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遏制生态环境损害的企业或产业发展，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不利的产业方面的投资，通过资金方面的流动，提高损害生态环境的成本，减少损害生态环境方面的资金流入。其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维护或修复，鉴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财政政策需要对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进行专项资金支持。最后，立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生态也是资源，立足生态，发展经济是民族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通过财政政策鼓励生态经济方面的资金投入，可以有效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下的各种产业发展。

四、财政政策调控以改善民族民众生活为目标。

地理条件、经济基础等因素使得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有不小的差距。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区域民众生产生活的必需，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缺乏良好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将使区域在吸引投资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民族地区地处偏远，地势复杂，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由此带来的是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金力量薄弱、建设难度大、短期回报不明显等问题，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市场体制下，从成本与效益两方面来衡量，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社会力量投资方面缺乏有力的支撑。虽然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方面的效益不够乐观，投资吸引力小，但是从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等方面来看，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改善民族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区域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市场方面的投资失灵，必然需要由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就财政政策而言，其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调控表现在加大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投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有利条件，借助市场手段增加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等。首先，增加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投入是基于财政政策调控促进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为直接的方式，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根据民族地区的基本条件对其基础设施进行改善是国家对民族地区社会责任的践行；其次，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建设难度较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更多倾向于社会效益，同时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单单依靠国政府的财政转移是不够的，财政政策还需要基于市场机制通过补贴等方式促进社会力量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其成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力量。最后，作为公共设施，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更多的是为民族地区民众服务，因此，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当地财政力量的参与，在合理的政策导向下，借助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可以促使民族地区的财政发挥积极主动性，参与到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合理有效的资源分配。结束语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条件，民族地区在市场环境中处于劣势，这种劣势使得民族地区在原来较为薄弱的发展基础上和其他地区相比，制约因素更多，发展压力更大，因此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等国家调控手段来参与。另外，市场环境是民族地区财政经济政策调控的大环境，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调控不仅要解决民族地区资源问题，减少市场经济发展为民族地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还要借力市场环境推动民族地区发展。依据政策科学原理，民族地区的财政政策需要在讲求技术精湛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酌情调控，找准着力点，由此民族地区的财政政策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调控效应。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八

[摘要]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加入世贸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明白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存在“民族经济”，只有无国别姓氏的“地产经济”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有害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只要把市场全部拱手让给跨国公司，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可以实现，13亿人口共同富裕便指日可待。这纯粹是痴人梦语，当今世界找不到一个先例能够证实上述观点。

总结去年，规划今年，是即将开幕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最主要的议题。世界经济强体一片衰退的冲击波荡漾全球，我国经济逆风而上继续在适度快速增长的平台上前行。经历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进一步增强了。然而，我们不仅面临外患，同时还存在着内忧，忧患意识不可无。

开始，我国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本应淡出和转型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经济快速增长染上了对扩张政策的依赖症，而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却使扩张政策难以为继。这是当前政策抉择面临的一道难题。

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经济整体增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扩张政策的效应在递减；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之后脱困的成本和代价尚未消化又出现效益回落利润增幅持续下滑部分企业脱困后又返困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国有单位的投资靠国债支持继续上升与非国有单位投资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价下降0。8％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下降1。2％生活资料出厂价下降1。5％；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去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增加农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制约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

回顾20，瞻望，对今年经济发展和对策，似应作出以下几点认识：

连续4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并为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放松银根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剂强心针，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为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巨额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债务负担，货币超经济发行，最终势必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或者导致经济滞胀（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长期推行扩张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度财政敞开国库花钱，银行开足马力印发钞票，由此酿成的苦果至今还没有消化完毕。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超常增长等，这些因素都给经济投下了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威胁，是由于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把收入锁进银行的保险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贫民窟亟待改造。城乡居民缺医少药。

虽曾为文明古国，但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状况令人发忧：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虽然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却还要靠“希望工程”支撑，财政用于教育事业的拨款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50％，2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仅为2。1％，文盲高达8507万人。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

我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至今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劳动生产率低下，2/3的`劳动力困在人均1。5亩耕地上，由于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每年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元，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鲜设备一年就损失800多亿元。

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贫瘠瘦弱的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发人深省：我们到了追随发达国家，仿效他们的生活方式，赶超“消费社会”的时候了吗？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休闲时代！”错了！现在依然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皇家林园北京的颐和园现在成了大众的休闲地，但人们不该忘记这正是“老佛爷”的劣迹：兴建颐和园是以牺牲国防和近代工业为代价的！

加入世贸组织要做“明白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总理要求各地、各部门、各个企业做好应对工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领导经济工作明白人”。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我国入世的动因。对此的权威解释是，当今世界已经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论点源于美国，但美国学者和政界对“全球化”并无一致的认识，从“贸易自由化”到“美国价值观全球化”、“美国生活方式全球化”，甚至“全球美国化”，无所不包。美国统治集团则把“全球化”当作它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如果我们采纳了“全球化”的概念，那么就应当赋予它科学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不能盲目照搬。其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各种力量较量和斗争的舞台。当今世界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反全球化、区域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再其次，当今世界，即使认同了“经济全球化”，还必须正视“政治多极化”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和政治格局。我们既然强烈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坚决反对单极化，但“多极化”和“全球化”却是矛盾对立的，而政治又是为经济服务的。对此，我们在理论上总应自圆其说。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自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先进工业国家用廉价商品和炮舰轰垮了落后国家的壁垒，把各国网罗进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此，世界划分为工业国与农业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穷国与富国、强国与弱国。时至今日，这一格局仍未改变。现在，尽管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声音大了，与强国打交道多了一些筹码，但是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是不公正的。极少数富国不仅以强凌弱，而且把贸易、投资当作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工具。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更何况许多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归根到底要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富裕强盛。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要定准位。“商场如战场”，国内市场如此，国际市场更是如此，这里奉行实力至上。我国入世后应当定好位：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世贸成员中的弱者，应当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赋予不发达国家的各项权利，只承担与我国地位相适应的义务和承诺，拒绝世贸组织规则之外的要求，抵制那些损害我国利益、危及我国国家安全的举措。第二，中国是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上永不称霸，但是，应当承担我国对第三世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积极争取建立平等、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放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挑战与机遇的关系。流行的观点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盲目性；；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全面分析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应当作出以下判断：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既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机遇，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机遇是种可能性，要经过努力才能争取到，挑战却是无法避免的；机遇能否抓住，能否用好用足，决定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应对挑战，战胜挑战。世贸组织现行规则为我们在与经济强国交往中提供了为各方都可接受的、对各方都具有约束力的法规，但是，多数规则是发达国家成员主导制定的，并不完全合理；不少条款的表述含糊或附加了例外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发达国家拥有充足的实力和必要手段摆脱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或者绕开世贸组织，把种种苛刻的条件强加给穷国和弱国。所以，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还任重道远。而且，世贸组织规则涉及到成员国（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各成员国（或地区）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长期的。说到挑战，对我国冲击最大的首当其冲的并不仅仅限于弱质产业，而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世贸组织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成员政府行为必须要受现行规则的规范和约束，并受其他成员的严格监督。深化改革低效、臃肿、政企合一的行政体制已刻不容缓。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

做明白人，必须明白全面开放和必要保护的关系。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到全面、广泛、更高层次的新阶段。开放意味着为外资进入让出市场，给予外商国民待遇，但并不否定和排斥对民族经济的保护。首先，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外资发展和壮大我们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使我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开放是为了今后走出去。所以，从上述意义上说，开放是积极的保护。第二，加入世贸组织后，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无限制开放，开放的领域只限于世贸组织规则所规定的领域，规则和协议之外则不在开放范围。第三，政府对本国产业和企业不能放弃必要的保护，凡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必须坚决维护。那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存在“民族经济”，只有无国别姓氏的“地产经济”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有害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只要把市场全部拱手让给跨国公司，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可以实现，13亿人口共同富裕便指日可待。这纯粹是痴人梦语，当今世界找不到一个先例能够证实上述观点。相反，反面教训却屡见不鲜――――从东南亚金融风暴，直到最近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处处都看得见国际垄断资本的劣迹。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九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作为执行者，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强调，阶段性提高赤字率和减税是2019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发力方向。

多位专家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认为，2019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在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之时，积极财政政策发力方向是关键。要在加大支出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度加大赤字，为减税扩大空间。

积极的财政政策从2019年起代替稳健的财政政策以来，已有8个年头。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减税”的表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行减税政策”尚属首次。

在专家看来，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存在，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刺激和抑制两难的背景下，通过实行减税政策，既可以释放企业活力、社会资本活力，增强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又可以将减税的利好传递至消费终端，激发消费活力。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9年一系列减税举措支持“双创”共减免税3000亿元以上，其中落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起征点政策及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减免税近1000亿元，落实高新技术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1400多亿元。

但是，减税降费也给财政收入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据财政部1月29日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比上年增长8.4%，同口径增长5.8%。其中5.8%的财政收入增速被媒体认为是自1988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最低增速，也低于年初预算安排。

“财政收入增幅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减轻了企业和居民负担，也直接带来财政减收。”财政部分析称。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李旭章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供给侧改革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减税。在财政收入困难的时候提出减税，通过减税为企业减负，企业轻装上阵能为经济作出更多贡献，创造更多效益。

“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换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国务院总理在1月22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等改革举措为企业减负松绑，放水养鱼，可以为鼓励社会投资和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更宽松环境，推动产业转型、结构优化，在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涵养宝贵税源，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在这次国务院座谈会上，“营改增”今年将全面推行以减轻企业税负获得明确。事实也证明，“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自2019年试点到2019年底，已累计为企业减税5000多亿元。

“2019年减税还是主要看营改增。”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曾表示，今年“营改增”全面铺开后，减税额度有望达到9000亿元。

2019年，在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背景下，很多人担心，“钱袋子”吃紧，进一步减税可能影响财政支出能力。

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财政支出扩大，节能环保和民生等是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向。同时，2019年我国财政赤字突破2万亿元，达到23551亿元，高于年初预算。

而2019年，从机构预测来看，供给侧改革推进需伴随财政的减税和降费，以给企业减轻负担，而刚性民生支出又难削减，财政赤字率上调是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释放出了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信号。会议并明确了增加财政赤字的用途，即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用扩大赤字来支持减税，激发企业活力以增强经济活力，这其中的含金量有多大?这么说，财政收支的困难的确摆在我们面前，但减税降负举措，不做不行。只要企业能够生机勃勃发展起来，我们的经济就会有坚实的支撑。

在社科院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蒋震看来，扩大财政赤字应该和供给侧相结合，应考虑发挥在哪些领域更有效，比如是支持需求方还是支持供给方，是支持生产方还是购买方。

赤字率扩大多少合适?此前业内人士多判断2019年赤字规模在3%左右。按照楼继伟的表述，扩大赤字规模，主要需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有专家就表示，之所以明确为“阶段性”，是因为并非要一直提高财政赤字率，而是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需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安排，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提高。

赤字率是一种反周期的调控措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就有可能提高赤字率。反之，当经济运行情况出现变化时，不排除降低赤字率的可能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

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是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空间实现，是高校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重要内容。从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形成角度看，它无疑是高等教育理念的一种创新，而这一理念的产生则是高校与社会关系变化的产物。早在1862年，美国政府就颁布了《莫雷尔法案》。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下的每一州可以依据本州在国会的议员数获赠一定的土地，建立高校。高校在教学科研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科技人才优势促进地社会经济发展，从而发挥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这就是“赠地学院”的由来。“赠地学院”开创了美国高校为社会服务的先河，不仅影响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职能定位相对狭窄，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并没有得到重视。1988年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才明确提出：“高等院校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进一步发挥学校潜能”。由此，我国的高校才开始了从自身优势出发开展社会服务的实践探索，并逐渐步入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常态化轨道。就高校服务社会的内容来看，大学服务职能面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但高校的经济服务职能无疑是最主要的职能，这是由高校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所决定的。就高校服务社会的主体类型而言，同部属高校相比，地方高校与地方的各种联系更为密切，但从空间地域看，无论是地方高校还是部属高校，都必然会积极利用它们各自拥有的科技和人才等信息资源，为高校驻地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各具特色的社会服务。高校服务社会经济从实现过程看，并不是高校资源单向输送，而是地方社会物质资源和高校科技人才资源的'双向对接。由于不同地域空间生产要素和各个高校人才科技资源的同质性和差异性原因，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有四种模式：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一对一模式就是特定的一所高校和特定的一个地方社会发生联系，服务于特定的地域空间；一对多模式就是同一高校和特定的不同的几个地方社会发生联系，服务于特定的不同的几个地方社会；多对一模式就是特定的不同的几所高校和特定的一个地方社会发生联系，共同服务于特定的一个地方社会；多对多模式就是特定的几所具有同类科技人才资源的高校和特定的几个具有同质性生产要素的地方进行联系，聚合同质性、同类型生产要素，从而服务于地方社会。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四种模式图1。文章所述四种模式只是一种理想的理论演绎，关键是如何实现现实中的运作。从现有经验看，高校和地方社会的对接往往是偶然的、单一对接。高校服务区域经济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困境，根本原因在于高校和地方社会信息的不全面、不透明。克服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困境，需要借助一种新的综合平台来化解。网络空间平台的存在可以化解这一困境。

二、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网络空间生成。

网络空间，就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资源共享平台。高校服务地方经济是高校技术性生产要素与地方物质性生产要素的结合过程。有了提供生产要素的信息平台或网络空间，高校和地方（区域）之间就可以组合成一种虚拟合作模式。实际上，在高校服务区域经济过程中，借助网络空间所形成的虚拟经济模式是实体经济模式实现的先在条件。网络空间在高校服务区域经济过程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高校和地方社会的联系、生产要素的结合必须是以实体经济为载体，从起点上看，它们之间的联系具有偶发性；从过程看，生产要素的组织因空域的阻隔时间性长，生产成本加大，因而大大阻碍了高校和地方社会联系的顺畅性，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实现力度。不仅如此，由于缺少高水平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之间的合作还存在门类不齐全、基础不佳、功能不强等诸多突出问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合作的体系化、集群化程度不高，现有合作平台的社会资源整合与应用的能力较差，人才专业化程度较低，合作平台紧密程度不高，处于分散游离状态，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这些都成为制约各方合作效率和效益的因素。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空间生产方式的具体形态，使得空间生产要素的聚合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改变。网络空间是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实现的重要补充和新的形态，对于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实现具有独特优势，这一独特优势表现在：通过信息技术在虚拟空间将高校和地方社会凝聚成一个紧密的有机整体；合作各方通过网络空间共享生产要素信息，有效降低各方寻找合作对象的交易成本；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减少高校和地方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成本和收益风险；借助网络空间平台，供需双方可以针对特定的合作项目迅速有效达成协议，完成技术要素的产业化转移；通过这一网络空间的信息共享平台，可以为高校和地方社会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包括政策辅导、技术咨询、金融引介以及法律服务等，从而大大提高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

三、网络空间的功能构建维度。

网络空间作为沟通高校和地方社会的信息平台，要确保各生产要素的有效聚合，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特点。第一、开放性和共享性。开放性指高校技术性生产要素的信息和地方社会的物质性生产要素的信息的开放，只有确保双方的信息共享，才能顺利进行快速对接，最终实现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的社会功能。第二、真实性和实时性。真实性是指地方社会和高校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客观性以及供需意愿的真实性，并以动态性信息及时在空间网络进行发布。这是高校和地方社会进行有效性和实质性合作的必要条件。第三、完整性和综合性。完整性和综合性是指地方社会和高校在网络空间发布的生产要素信息必须是完整的，既有抽象的文字介绍，也有具体的数据支撑；既有同质性资源整合，也有异质性资源分解；还要有政府政策的权威解读等。完整性和综合性是高校和地方社会针对性对接的重要条件。高效服务区域经济职能的网络空间实现，关键是网络空间平台的建设。网络空间的构建就像是建一所房子，所涉及到的问题包括谁来建基础设施，谁来维护基础设施，房子的基本功能是什么，进入房子的人如何按照实现房子的基本功能等。据此，我们认为，网络空间的构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原则。第一、政府在网络空间建构方面的主体责任。这里的政府是指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或县级市。发展区域经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或职能，地方政府在高校服务于区域经济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媒介和组织作用。过去，在高校社会职能实现过程中，强调产学研结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府在其中的媒介和组织作用，制约了地方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现在强调争产学研相结合，实际上就是注重政府在产学研有效结合中的作用。在网络空间建构中，政府应该发挥主体作用，投入资金进行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主体责任。第二、政府、企业和高校在网络空间管理和维护方面的共同责任。政府应该发挥网络空间主要管理员的作用，确保网络空间信息对企业和高校的开放和共享，网络空间信息的安全；企业和高校应该提供真实和完整的生产要素信息并及时更新，同时承担各自的管理责任。第三、企业和高校在网络空间的自主性沟通和对接。企业和高校应该在网络空间自主性地进行信息沟通和转换，各高校之间也可以通过开发和共享信息平台进行同质性资源组合对接同一企业，服务于同一地方经济；也可以以异质性资源和不同企业对接，服务于区域经济，实现各自的社会服务功能。高校服务区域经济是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一种空间体现，它具有直接指向社会需求，与地方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特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不是高校科技人才等资源对地方社会被动的单向适应，而是高校和地方社会优质资源的主动聚合和双向互动。信息网络空间的建构是高校和区域经济全面合作，充分实现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必要条件。在信息网络空间的建构方面，政府责无旁贷，企业和高校理应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旭东.地方高校通过社会服务提高办学水平[j].中国高等教育，（3）.

[2]谈毅.大学技术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教育评论，2015（2）.

[3]王恒，韩叶盛.地方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13）.

[4]杨正科.普通高校校地合作平台建设及运行[j].教育评论，2014（1）.

[5]高翔.市场化背景下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历史演变及其类型[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一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由国内外各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消费需求低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紧缩趋势显现等.在宏观经济疲软和货币政策乏力的背景下，为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中央果断做出决策，采用积极财政政策，以达到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税收政策与之进行了一定的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停止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对企业设备投资实行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2)鼓励出口的税收政策。1998年以来，我国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提高了5.5个百分点。(3)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如对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通过清理各种收费和调整税收政策，降低住宅造价和解决汽车售价过高问题，鼓励对住宅和汽车的消费等。

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超常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历年的税收弹性系数都大于1，最高年份竟达到了3.227(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那么，究竟如何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来看，可以实施减税政策，也可以不实施减税政策。减税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手段，对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要实行减税，要根据实际经济形势，做出正确判断。从实施减税政策的实践来看，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先例。如美国“罗斯福新政”，没有实行减税政策，但取得了巨大成功，使美国度过了30年代的大危机。但减税政策并不是“灵丹妙药”，如里根政府实行的减税政策，却是以失败告终。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要实行减税政策，要根据当时的实际经济形势来决定，而不是一般规律。我国之所以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因为我国当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市场低迷，消费需求不旺，减税减少了政府的支出，却难以达到刺激民间投资增长的效果。因此减税政策必须审时度势，适应当时的具体条件，并需要相关政策的配合，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二，从理论上讲，增税也有一定的扩张作用。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减税有扩张作用，但增税同样可以起到扩张作用，减税是通过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起扩张作用，而增税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起扩张作用，而且政府支出乘数效应大于减税本身的效应(政府支出乘数=1／(1-b)；税收乘数=-b／(1-b)；b为消费的边际倾向)。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正确的决策。通过增发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增加政府投资，而税收增长用于满足科学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的需要，增加公务员工资等，同样起到了刺激消费的效果。

第三，我国的财政形势不允许实施减税政策。在当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都比较低，财政形势不容乐观，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较弱。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瓶颈制约。要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财政收入作保证。提高“两个比重”是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减税势必恶化这些脆弱的经济形势。

第四，我国的税制结构限制了减税政策效应的发挥。从减税的效果来看，减直接税的效果要大于减间接税的效果。因此，当税制结构中直接税的比重较大时，减税效果会比较显著。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但事与愿违，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国流转税“一支独秀”，所得税的比重较小。虽然近年来所得税增长较快，但“双主体税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减少流转税会直接减少税收收入，而减少直接税又没有多大的空间，所以，减税的效果不会十分明显。

第五，减税政策不能刺激我国民间投资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扩大。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为33%，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世界水平相当。如果考虑税收的流失程度，我国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之间的差距较大，据调查，目前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只有25%左右，即使降低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持平，也不等于减税。因此，从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分析，全面减税都不是最优选择。何况，还应考虑到我国企业中有相当数量属于亏损或微利，对于这些未缴纳所得税的企业而言，减税没有实际意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减税并不能刺激这些企业的投资。投资是拉动需求的重要力量，它的不景气说明经济还未能启动起来。减税能否刺激消费需求呢?不能。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少数高收入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什么需求；多数低收入的人有需求但没有支付能力。另外，对于低收入者，由于住房、教育、医疗制度的改革及下岗人数的增加，使他们预期支出增加，而预期收入不景气，即使减税，也不能刺激大多数人的消费需求。

第六，税收快速增长，有正常因素和非正常因素。目前促使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和积极的因素是税收征管的强化。不可否认的是，在此之前，我国税收因征管不到位，税收流失数额较大，在经济发达地区，依据税法确定的应收税款与实际征收到的税款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税收流失的减少，政府财政收入超经济的增长，带有合理性和规范性，对增加政府财力具有重要意义。除正常因素之外，还有一些非正常的因素，不能否认和忽视的是税收存在着虚假收入。所谓虚假税收收入是指一些地区多征或预征税款，主要通过财政部门虚列收支、未退政策性应退税款、职工集资缴款、预征“过头税”、税务机关借款缴税等方式取得的税收收入。尽管虚假税收收入所占比重不大，但也起到提升税收增长速度的作用。

第七，我国的税收增长是一种恢复性增长，但增长势头过快，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不是由于政府对税制改革造成的，因为在此期间税制没有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税收收入(加上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左右，然后由于两步“利改税”，调动地方积极性，其比重急剧下降，几乎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到1996年达到了最低点，为10.2%。但财政支出规模并没有下降，那么相伴随的就是预算外收入增加，“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相当严重。从1996年开始，为了提高“两个比重”，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行“费改税”，税收大幅度增长。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增长只能认为是一种恢复性增长。到目前为止，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没有达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税收增长速度过快，高于了同期cdp的增长速度，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税收与gdp应趋于同步增长，即只依靠经济增长带来税收的自然性增长。目前，这种增长趋势要有个界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充分考虑了我国的经济形势，从实际出发，是正确的选择。

二、如何看待当前世界性减税浪潮。

2000年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全球性经济增长放缓和一些国家已出现的经济衰退，纷纷采取了减税的财政政策。这将对其本国经济、世界经济乃至我国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值得关注。各国这次减税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降低所得税等税率(或税负)，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很少有调减间接税如增值税等税率的。那么如何认识世界性的减税浪潮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减税政策需要坚实的财政做后盾。政府财政的大规模赢余是减税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在1999年到2000年期间就已经具备了实施减税的条件。但当时与经济强劲增长相伴随的是美国股市中“泡沫”的明显累积，短期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过热”。克林顿任期内减税显然不合时宜。2000年后半年，在格林斯潘“软着陆”的货币政策作用下，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明显挤出。进入2001年后，抑制经济增速放缓趋势的目标成为短期调控政策的主要指向。布什政府不过是抓住了短期政策与长期战略的作用方向趋于一致的机会，适时地推出了减税计划。

强调减税的财政基础非常重要。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世界上不乏在缺乏财政赢余基础上减税而导致财政陷入困境的先例。例如日本为应对“泡沫经济”破灭后久治不愈的经济衰退，曾在1994年实行了针对个人所得税的4.5万亿日元“特别减税”(即限当年一次性)政策。这一政策从1995起又改为3.5万亿日元的永久减税和每年2万亿日元“特别减税”。到1996年，4年共减所得税22万亿日元。这一旨在调控总供求关系的财政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1993年到1996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分别为0.2%、0.5%、2.3%和3.9%，经济增长呈现为加速趋势。但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财政状况一直较差。1996年，日本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从1990年的10.6%大幅提高到了28.0%，国债发行额从7.2万亿日元增加到21万亿日元，当年国债余额达241万亿日元。1990年日本的一般性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为65.1%(当年美国同指标为55.6%，欧洲各国平均为59.8%)，1996年和1997年，这一指标上升到88.8%和95.4%。由于缺乏坚实的财政基础，到1997年这一减税计划已无法再坚持下去。1997年初，日本政府被迫推出了“重建财政优先”政策。1997年3月，每年2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政策被废除，消费税由3%提高到5%。199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一下跌落为—0.6%，且迄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减税政策最终功亏一篑。

第二，减税政策的主要方向。实施减税政策的国家减税主要减的是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直接税，直接税在这些国家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这些税种的最基本作用是利用财政的再分配功能调整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关系。布什政府减税法案的实质是在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已经趋缓的背景下，政府适时淡出对利益再分配领域。该法案在调节社会公平方面有两个新的着力点：一是把传统的“杀富济贫”调整为鼓励私人财富资本化；二是把调整公平的再分配职能更多地交给政府以外的非市场力量.很多经济学界人士把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案归结为一项对富人有利的政策。理由是，这项减税法案的好处中有59.4%将落入年收入9.25万美元以上的占10%的高收入家庭中，而年收入在3.93万美元以下的占60%的家庭只能分享减税额的12.6%；而且取消遗产税显然更有利于富人。这种看法其实并未真正触及其本质。

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的社会利益构成和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和社会成员普遍拥有资产收益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国会预算局2001年6月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近20年来绝大多数美国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80%的美国家庭收入增加。美国1.03亿个家庭的平均税前收入由1979年的4.85万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6.24万美元，增幅为28.7%。与传统工业化阶段资金密集型大企业为主的工厂制度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直接对立状态相比，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已经由不断趋于激化转变为趋缓。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矛盾趋缓是布什政府减税法案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因为这项法案主要涉及的是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而这些税种的最基本作用是利用财政的再分配功能调整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关系。布什政府减税法案的实质是在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已经趋缓的背景下，政府适时淡出对利益再分配领域。

第三，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没有跟随“世界潮流”运用减税手段，是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当前的经济形势的。首先，我国没有为减税做后盾的坚实的财政基础。减税必然会减少财政收入，而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增加，更谈不上财政盈余了，盲目追随潮流，必然陷入财政困境。其次，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体，而不是以所得税为主体，减税效果不佳。再次，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早已过了国际警界线。减税势必减弱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这与目前我国的税收调控目标是不一致的。最后，从税收负担角度分析，我国当前主要是减费而不是减税。

通过对世界减税浪潮和我国基本经济形势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是不适宜运用减税政策的。但并不是说，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税收政策无所作为。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一直是“一个轮子转”——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税收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从2003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2004年将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增发国债。笔者认为，在2004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应给予税收政策一定的“用武之地”，但不是运用减税政策，而是对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逐步控制税收的增长速度，积极推进税费改革，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这虽不是减税政策，但可以溶入到积极财政政策中去，共同发挥调节作用，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一)税制的结构性调整。

对我国现行税制的调整和完善，包括调整现行的主体税种(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增加某些必要税种(社会保障税、环境税、遗产税等)、充实完善某些税种(资源税、房产税、城建税)以及在税负上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近期内迫切要解决的是增值税的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企业所得税税率及其税前扣除项目调整和个人所得税的调整，也可以考虑通过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适当减轻企业税负，为企业进步、增强投融资能力和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持续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创造更有利的税收环境。

1.生产型增值税尽快转向消费型增值税。目前，世界上实行增值税的1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我国和其他少数国家采用生产型增值税，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生产型增值税既有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也有抑制投资膨胀的作用。而我国的生产型增值税是在通货膨胀时期制定的，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一是，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中所含税款不予抵扣，造成谁投资谁纳税，与我国当前鼓励投资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二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税负不平衡，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固定资产比重大，税负重，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政策的实施和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三是，国家对进口先进设备可以免征关税和进口增值税，而对国内生产的设备所含税款不予抵扣，造成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衡，影响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四是，生产型增值税存在重复征税的因素。为了扩大社会投资，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参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应尽快将生产性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但是，也要考虑到，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因为缩小了税基，如果不相应地提高税率，则实质上是对企业的一次全面减税，将会直接减少当年的财政收入，同时对企业投资普遍采取鼓励措施，也有可能引发新的重复建设，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因此，需要权衡轻重，谨慎选择。如果从全局考虑，目前还不适宜采取一步到位的做法，可选择部分有机构成高、投资量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设备投资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抵扣，而后积累经验，再逐步到位。同时，可考虑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将征营业税的一部分税目改征增值税，使其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不至于减少财政收入。

2.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提高我国国内企业竞争力，必须平衡内资、外资企业之间的税收负担，增强税收政策的透明度，全面贯彻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因此，需要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制，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办法。统一企业所得税应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解决好纳税人的确定、计税依据的选择、税率的设计及优惠政策的取向等问题，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奠定基础。由于目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的差距较大，新税制必然要降低名义税率，但降低名义税率是为了缩小与实际税率的差距，而不是降低税负，更不是减税。

3.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加大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个人所得税增长的潜力很大，同时不同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在拉大，要求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有力的调节，因此，个人所得税急需进行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也要加强。主要措施是：税制模式近期应改为混合制，远期应向综合制过渡。扩大征税范围，缩减减免优惠，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针对目前劳务报酬、稿酬、财产租赁、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分项征收办法存在严重的偷逃税问题，研究进一步扩大综合征收的所得项目；调整现行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和级距，提升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力度；对仍需要采用分项征收的居民所得，实行更为科学的征收管理办法。完善和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也是当务之急，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措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税负而言，不是减轻税负，而是通过完善税制和加强征管，增加个人所得税收入，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功能和经济调节功能。

4.改进和完善消费税制度，强化消费税的凋控功能。目前我国的消费税制度包括的商品范围较窄，有些征税项目设计也不够合理，在征收制度上存在一些漏洞。完善消费税的基本思路：一是调整征收范围，对某些奢侈品和对环境损害较大的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对高收入人群的高消费行为课征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分配；对有害环境的消费品征税，可以限制某些产品生产，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对目前征税范围内的已不属于奢侈品的税目剔除，如普通化妆品，汽车轮胎等。二是对现行税制中有些产品的消费税税率和征收环节进行适当调整(税率的高与低，消费税是实行价内税还是价外税)，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确定合理的税负水平。三是完善征管办法，解决一些生产企业偷逃消费税的问题。四是改价内税为价外税，实现消费税的价税分离。

5.其他税种的改革。根据客观环境的需要开征新税种，停征部分税种，改革财产税，重塑地方税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将现行的社会保障统筹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结合资源税改革，征收环境税；研究征收证券交易税、遗产税等；改革现行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征收独立的城建税和教育税；统一内外两套车船税和房产税，全面改革财产税体系，为重塑地方税体系打下稳固的基础。

(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借这次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之东风，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配关系，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

1994年我国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还没有完全从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出发，解决政府间纵向和横向财力分配的合理和平衡问题，政府的职能没有重新界定，事权划分依然如故。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分税制，其财权的划分必然缺乏牢固的基础。目前体制中设计的分配格局是以现行税制划分为基础的，随着各税种收入格局的变化，进一步调整税种划分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一些将新设的税种，当前的收入规模不大，但增长潜力很强，将来的发展必然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要求重新划分税种。按照政府职能分工层次标准和公共产品受益标准，将涉及到全国范围的、宏观经济稳定的、收入分配公平的税种及税基分布极不均匀的税种划给中央政府；将涉及地方性的、便于地方管理的、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税种划给地方政府。

参考文献。

[1]陈共.积极财政政策及财政风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阮宜胜.财政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敏.美国90年代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及其启示[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2).

[4]安体富，林鲁宁.宏观税负实证分析与税收政策取向[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5)。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二

摘要:在目前通货紧缩,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强化财政投融资体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进一步稳定、持续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分析,提出了今后如何强化与完善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的看法。

财政投融资是在一般财政预算无偿分配以外,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和调控,按照信用原则有偿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活动。自80年代我国开始发行生产建设性国债,政策性银行投入运转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财政投融资体制,对推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体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财政投资日益弱化,财政投融资渠道单一,财政信用与商业信用界限不清,财政投资重复、低效等。面临新形势的需要,旧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亟需强化、完善。

一、财政投融资的特点、作用和必要性。

(一)财政投融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需要。

根据穆斯格雷夫的“发展型”公共支出模型,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公共部门投资在国民总投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飞”奠定基础。进入中级阶段之后,公共部门投资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而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始终要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进行宏观调节。我国尚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年代又不长,市场失灵的现象还相当突出,因而财政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不可少。

(二)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供给不足;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银行融资,因准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特点,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共产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

(三)财政投融资的目标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建立对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诱导机制,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19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基本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更加突出。我国预算内财力贫乏,而财政投融资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领域,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企业投资随后”的连锁反应机制。

[1][2][3][4]。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三

我国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这一宏观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外也有人士表示担心，中国近年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

[1][2][3][4]。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四

一、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效应在快速递减。

自去年8月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1998年gdp增长三、四季度分别达7．6％和9％，全年达7．8％。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基本正常：（1）一季度gdp增长8．3％，虽低于去年第四季度，但比去年同期高出1．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长10．1％，比去年同期高出1．9个百分点。（2）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开局良好，投资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果，从各类产业投资增长来看，一季度一、三产业投资大幅增长，第二产业投资增长趋缓，一、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由原来的2．2％、55．8％上升为4％、61％，而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由42％下降为35％，变化趋势符合当前产业政策走向；政府投资明显扩大，投资渠道趋于多元化，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7．3％，其中预算内投资增长67．8％，国内贷款增长38％，债券筹资增长8倍，自筹资金增长12．1％，只是利用外资同比下降近30％。（3）一季度市场销售稳定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6％。（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同比增长26．1％。这种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21．1％，占收入增长的35％；二是来自加强征管，大力防欠清欠，税款查补收入同比增长38．5％，占收入增长的12％；三是来自严厉打击走私活动，保证了海关进口税收的大幅度增长，其中关税同比增长144．4％，海关代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107．1％，海关税收增长占全部收入增长的40％。（5）金融运行基本平稳，人民币汇率继续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多项指标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仅半年，其效应从3月份开始出现递减迹象：（1）gdp一季度增长8．3％，二季度增长7．1％，增幅比一季度下降1．2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增长7．6％，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增长9．4％；（2）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一季度回落了4．6个百分点，5月份国有及其它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回落5．1个百分点；（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月份同比增长5．7％，比一季度回落1．7个百分点，5月份同比增长5．3％，比4月份又放慢0．4个百分点，同时居民储蓄在前3个月增加4446亿元的基础上，4月份又增加554亿元，5月份又增加857亿元，1－5月新增5857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986亿元，截至5月末居民储蓄余额已达59226亿元；（4）市场价格继续走低，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2．2％，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5％，降幅进一步加大，5月份两种价格同比降幅与4月份持平，但居民消费价格已14个月连续下降，商品零售价格已20个月连续下降；（5）各层次货币供给量增幅回落，5月末m0同比增长9．06％，比一季度、4月末分别回落2．14和1．29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13．27％，增幅分别回落1．63和0．8个百分点，m2同比增长17．17％，增幅分别回落0．63和0．7个百分点；（6）进口逐月加快，出口继续下降，4月份同比下降7．3％，降幅比3月份扩大3．7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下降了4．6％。总之，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工业增长明显减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下降，出口额同比仍是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由强转弱，供大于求状况加剧，物价继续走低，也就是说存在明显的紧缩力量，亟需增强扩大内需力度。

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应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是必然的。值得重视的是，去年发行1000亿元国债是逐步投入的，今年仍在继续，而且今年预算又加大投入250亿元，为什么它的效应会递减这么快？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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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五

几年来，我国实行了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以及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免征房地产税，投资抵免所得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透过各项经济指标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和统计，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的投资规模，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达到2个百分点，达到1.7个百分点。到20底，财政共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连同配套资金的投入，约完成1.5万亿元的投资量。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加快了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gdp增长7.3个百分点，上半年增长7.8个百分点。

从物价指数来看，到年4月，连续32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跌已经全面止跌，并首次出现正增长，2000年消费价格指数比19上升0.4%，20同比增长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0年同比增长9.8%，年6月同比增长10.3%，20上半年同比增长8.6%。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19下半年，投资需求增幅明显上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增强，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5%，增幅比上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9.7%，增幅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2.1%。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效果。

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没有预期的那样理想，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小，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措施来改革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没有具体有效的措施来增加农民收入，没有有效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企业下岗职工问题。因而居民消费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很小而且很不稳定。

2.没有很好地启动民间社会投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投资需求的上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债的发行。从投资资金来源看，投资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国有经济和政府的投资。年全社会新增投资额对预算内投资的依赖度由上年34.66%上升到101.27%；年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的依赖度约为90%；2000年上半年，国有及其他类型经济投资增长12.1%，集体和个人经济投资则分别增长7%和8.6%。

3.国债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一是部分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对扩大内需所起到的作用有限。二是存在挪用和挤占国债资金现象，没有使相应的国债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

4.财政风险有加大的趋势。我国仅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前三年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累计发行国债11206亿元，虽然对拉动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本来就相对薄弱的中央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债务风险。

5.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扩张性方向。如1998年财政收入方面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增加税收约1000亿元，尽管从加强税收征管本身来说是必要的，但在时机上此时实行却使增发国债的扩张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所抵消。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实行是根据经济形势而定的。当国民经济整体上由通货紧缩、物价低迷转向轻度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接近或超过3%和财政收支差额缩小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淡出；国民经济处于轻度的通货紧缩状态，社会金融资金较为充裕，可以实行中度的财政政策；如果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并严重影响国内经济的景气指数，则还需要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首先，供给相对过剩的格局尚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以来经济运行呈现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我国900多种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不足60%。由于长期以来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以及企业淘汰机制不健全，企业生产能力闲置的现象十分严重。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总量上缓解了供给相对过剩的局面，但对结构的调整还相当有限。要解决无效供给的问题，还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力配合。

其次，我国经济形势虽有转机，但在整体上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今年7月22日人民日报资料显示，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6%，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我国经济至今尚未走出社会商品供大于求、物价低迷、通货紧缩、扩大内需压力大的圈子。

再次，财政支出结构与增长趋于硬化，使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必需。一是从我国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总额为13187亿元分析，除了占15%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应当压缩（但难度很大）以外，其余的各项支出都应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二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支出欠账较多，如：要求国家公共教育投入和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分别占gdp的4%和1.5%以上，但实际只占2.79%和0.83%。

最后，国际方面变数较大，需谨慎应对。近期，美国经济增速放缓。这对于世界经济包括我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我国已加入wto，但近期内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很难改变，出口前景不容乐观，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进口将会增长得更快一些，贸易顺差有可能缩小。

由此可见，为了保持gdp以较高速度增长，国家在争取出口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增加投资、提高消费和活跃市场，在通货紧缩趋势还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力度可以酌情减轻，有重点地实施。

1.注意控制国债规模，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已经连续几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考虑到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财政的风险是需要注意的。从全局看，虽然我国发行国债的空间还很大，但是，在发债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到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必须同时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加快税费综合改革的步伐，逐步实行预算内外收支统管，在不提高企业与家庭总体税负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确保使国债规模保持在适度范围内的同时，必须确保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对国债投资项目立项及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如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筛选确定国债投资项目，做好国债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政府可以视其弥补市场缺陷，带动民间投资的程度，实行参股、全资、贴息等多种方式。目前形势下，应适当减少直接投资比重，逐步增加间接投资比重，今后发行的国债在基建项目上，应主要用于弥补在建项目后续资。

金的不足，使国债资金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进一步尝试税收减免。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两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支出，二是减税。事实上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税收减免方面做得是远远不够的，更加严重的是税收之外的各种收费急剧增加，这都大大减弱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的收入弹性小于1，然而19至1999年，税收的收入弹性大幅度提高，这三年分别为：2.23、2.4、3.33，即税收增长率几乎为gdp增长率的2倍还多。由于税收增长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因此带来宏观税率，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尽管国家税务总局一再宣称，税收收入增加是加强征管、防止逃漏税和关税收入增加的结果，但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还是税负水平太高。根据拉弗曲线阐明的'道理，减税不一定带来税收收入的减少，随着税负的降低，投资的积极性、经营者积极性会有所提高，经济得到发展，税基扩大相应会增加税收收入。同时减税政策还能有效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高新技术、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产业的迅速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在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应辅以适当的减税政策，这将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好转。考虑到我国现行税制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虽然全面减税的条件还不具备，但结构性的减免税收还是完全可以得到的。具体包括：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鼓励投资；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企业所得税计税标准，增加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对吸纳下岗职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给予适当的税收照顾；对高新技术企业适当减免税收，实行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政策，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开征遗产税、财产税、社会保险税等新税种，以缓解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等矛盾。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器，也是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举措。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还是体制改革方面，都需要尽快地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要建立统一的企事业职工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二是要健全职工失业保险制度，通过社会中介机构实现职工从失业到再就业的改变，并且确保职工在失业期有起码的生活保障；三是逐步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稳定和规范社会保障基金来源机制，通过开征社会保险税、国有股减持、福利彩票等开辟新的筹资渠道，弥补社保资金的不足。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范本篇十六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自19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财政投资依赖减弱。统计数据显示，以前我国民间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991-19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显放慢是从开始的，当年仅8.4%，增速比年的16%减缓近一半，此后的几年间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增长比较快，而投资增长。

主要又是靠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连续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在2002年4月份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没有其他投资来顶上，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掉下来。谁来顶上呢？最关键是靠民营经济。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差，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效益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是已开工的国债项目基本完工，并开始发挥效益，以免出现大量“半拉子工程”。据统计，1998年以来，我国用国债资金安排的国债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26000亿元，到2001年底累计完成投资总额为19300亿元。实施一大批对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增强了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尚未完工。

正是借助于对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200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2年还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又不可能一下子淡出，就必须认真研究宏观调控政策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实际上，1998年以来，作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措施之一的积极财政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其所发生的变化表现在：从一般地增加财政负债以及与此相联系加大财政支出，转向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即运用货币政策手段与降低财政发债成本相结合，例如连续8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从单纯地刺激人们增加开支转向与增加居民收入相结合，注意形成和保持居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例如，努力形成居民收入增长的正常机制，明显增加公职人员的薪水和提高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水平。这不仅能够利用政府力量直接增加困难群众的收入，而且相应地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的底线，即可以促使各类用人单位提高工资水平，特别是低工资群体的工资水平；从非区别地刺激消费转向与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相结合，例如开征利息税。这样做，有利于加大对消费倾向偏低的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以达到间接拉动消费需求的目的；从一般地增加财政投资转向利用财政资金带动民间投资，从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转向与结构调整和增强产品竞争力密切结合。即积极财政政策既要着力总量扩张，又要注重结构优化。国债投资的重点，要继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改善中西部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状况，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国债投资重点向农村转移，通过支持小城镇建设等手段，改善农村水利、交通、通讯、医疗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等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落后状况，缩小城乡差别，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使农村居民能够直接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执行中得到好处；向生态环境建设转移，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力度，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能力；在扩大和培育内需中，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做到既增强扩大内需效果，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推动居民消费升级的同时，充分调动存量资源，以存量流动带动增量扩张，例如发展消费信贷及降低住房交易的税费。1998年以来，为适应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信贷政策的主要任务由防止和治理通货膨胀，转向防止和治理通货紧缩，客观上要求运用消费信贷政策调节消费需求。1998年至今，中央银行已经相继出台18项主要消费信贷政策，在防范信贷风险的条件下，允许所有商业银行开办各类消费信贷业务，为消费信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消费信贷因此进入快速增长轨道，不仅总量迅速上升，而且品种日益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