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优质10篇)

生活是一面镜子，总结是我们认清自己不足并改进的利器。要写一篇完美的总结，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主题。最后，希望大家在写总结时能够借鉴这些范文，发现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一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作为执行者，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强调，阶段性提高赤字率和减税是2019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发力方向。

多位专家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认为，2019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在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之时，积极财政政策发力方向是关键。要在加大支出结构调整的同时，适度加大赤字，为减税扩大空间。

积极的财政政策从2019年起代替稳健的财政政策以来，已有8个年头。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减税”的表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行减税政策”尚属首次。

在专家看来，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存在，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刺激和抑制两难的背景下，通过实行减税政策，既可以释放企业活力、社会资本活力，增强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又可以将减税的利好传递至消费终端，激发消费活力。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9年一系列减税举措支持“双创”共减免税3000亿元以上，其中落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起征点政策及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减免税近1000亿元，落实高新技术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1400多亿元。

但是，减税降费也给财政收入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据财政部1月29日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比上年增长8.4%，同口径增长5.8%。其中5.8%的财政收入增速被媒体认为是自1988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最低增速，也低于年初预算安排。

“财政收入增幅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减轻了企业和居民负担，也直接带来财政减收。”财政部分析称。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李旭章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供给侧改革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减税。在财政收入困难的时候提出减税，通过减税为企业减负，企业轻装上阵能为经济作出更多贡献，创造更多效益。

“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换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国务院总理在1月22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等改革举措为企业减负松绑，放水养鱼，可以为鼓励社会投资和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更宽松环境，推动产业转型、结构优化，在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涵养宝贵税源，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在这次国务院座谈会上，“营改增”今年将全面推行以减轻企业税负获得明确。事实也证明，“营改增”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自2019年试点到2019年底，已累计为企业减税5000多亿元。

“2019年减税还是主要看营改增。”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曾表示，今年“营改增”全面铺开后，减税额度有望达到9000亿元。

2019年，在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背景下，很多人担心，“钱袋子”吃紧，进一步减税可能影响财政支出能力。

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财政支出扩大，节能环保和民生等是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向。同时，2019年我国财政赤字突破2万亿元，达到23551亿元，高于年初预算。

而2019年，从机构预测来看，供给侧改革推进需伴随财政的减税和降费，以给企业减轻负担，而刚性民生支出又难削减，财政赤字率上调是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释放出了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信号。会议并明确了增加财政赤字的用途，即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

用扩大赤字来支持减税，激发企业活力以增强经济活力，这其中的含金量有多大?这么说，财政收支的困难的确摆在我们面前，但减税降负举措，不做不行。只要企业能够生机勃勃发展起来，我们的经济就会有坚实的支撑。

在社科院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蒋震看来，扩大财政赤字应该和供给侧相结合，应考虑发挥在哪些领域更有效，比如是支持需求方还是支持供给方，是支持生产方还是购买方。

赤字率扩大多少合适?此前业内人士多判断2019年赤字规模在3%左右。按照楼继伟的表述，扩大赤字规模，主要需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有专家就表示，之所以明确为“阶段性”，是因为并非要一直提高财政赤字率，而是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需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安排，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提高。

赤字率是一种反周期的调控措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就有可能提高赤字率。反之，当经济运行情况出现变化时，不排除降低赤字率的可能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二

为了形成全国统一大，推动地区合作，我国政府在“十五”计划中强调，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进一步开放价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培育和发展商品市场、资金、劳动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推动区域贸易和生产要素的区域合理流动，加快地区产业结构的和合理化调整，为“十一五”计划的完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我国各区域之间产业优势比较：

东部地区的优势产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工业、精密仪器以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轻纺工业等。这些产业明显体现了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及技术、劳动力与资本优势，并且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与较长的产业链，各行业的技术现代化水平较高。

中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制造业、建材工业、冶金工业以及煤化、盐化、磷化为主的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等，虽然具有一定的基础优势，也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是成长性不高，面临比如发展空间有限、设备老化、附加值不高等发展困难。

西部地区则主要集中于资源相关的产业：工业、煤炭工业、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天然气开采、业、畜牧产品，这些产业均为资源型，耗能高、产量大、附加值低，没有形成产业链，多为原与初级产品。

东北地区：所谓老工业基地，主要是指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及20世纪50、60年代（部分为70年代）形成的，国家进行了大量、生产规模大、上曾对我国经济起到很大作用、做出很大贡献，但现在却表现出产业结构老化、产品不适应市场、技术落后、体制陈旧、产业竞争力下降、陷入整体困境的工业基地。东北三省的原油产量和木材提供量占全国的1/2，商品粮占全国的1/3，汽车产量占全国的1/4，其中重型卡车产量占全国的1/2,造船产量占全国的1/3，钢产量占全国的1/8，重型装备制造业，军用飞机、核潜艇等重要的军品生产任务均在东北。

有关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证明，在现代经济中，影响经济增长差异的要素中，物资因素对经济差异的影响力度为30%，其余的70%影响主要是来源于结构因素和知识因素。如上图表中存在的差异，说明了东、中西部地区要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把矿产资源和、技术和资本资源有效结合，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一是地区发展途径不同。或许与传统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与后来采取的政策有关，整个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径从一开始就不相同，不相同的路径就产生不同的结果，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并没有在全国均等贯彻。比如东北地区、上海地区，计划经济在那里真正落实了，但是，像浙江地区，由于各种原因，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全面地落实。

二是，立足于中央的的推进策略。大的战略最早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然后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复兴，现在是中部地区的崛起。从中央角度只要说要优先发展什么，就一定会对一些地区有优惠，对另外一些地区没有优惠，这样，没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就会采取要素流动，到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去。因此，每个地区事实上执行的政策是不一样的，而且，由于中国势力的特殊性，就造成了地区之间差异的存在。因此，各个地区就出现了为争取中央倾斜，不去致力于建设稳定的统一的法制信用环境，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央“跑”项目。

三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差异。例如上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人均gdp，还是从受教育程度来说，东部沿海地区都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三、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一）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实现既快又好发展，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走在全国前面。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

（二）对于西部地区：继续实施努力加大对西部地区重大项目支持；大力推进西部地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着力支持重点地带、重点城市和重点产业加快发展。确保青藏铁路、三峡三期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建成投产，新开工一批重大建设项目。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抓紧研究制定后续相关政策。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风沙源和石漠化治理等生态工程。支持发展优势产业和建设特色资源加工基地。加快科技、教育发展。加大政策扶持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西部地区对外经济发展。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根据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各地不同的产业基础、企业状况与地域情况，选定各自的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通过政府引导带动自发形成的方式，结合国有企业改制与重组、工业园区的调整、老工业区的搬迁、招商引资等方式，围绕主导产业，将一些相同、相关与相近的企业逐步集中到某一特定区域内，加以一定的政策扶持，快速培育与发展出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如沈阳原有金杯客车厂与中华轿车厂，加之新进入的宝马轿车厂，具备了发展汽车制造业集群的良好基础；大连拥有大连新船重工、造船重工和渤海造船三家造船企业，具备发展成为船舶制造业集群的基础；鞍钢、本钢、抚钢以及为民营企业西洋集团公司所收购的沈钢、海城钢铁厂，具备发展钢铁制造业集群的良好条件。

（四）积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充分发挥中部区位、资源、产业和人才优势，重点加强现代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强现代综合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因此，无论从中部地区所具备的优势、发展潜力看，还是从经济发展梯度转移趋势看，只要中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加强了，就能集东、西部长处和优势于一身，可以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既可以为东部地区提供广阔的需求市场，又可以辐射和带动西部地区发展。

一是，积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中部六省合作。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作为我国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必须要求中部六省加强合作联动。只有中部六省建立有效的合作联动机制，才能对促进崛起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协调解决，中部地区才能形成整体合力。要形成中部地区联动的理念，如，“协作、互利、共赢”。要对联动的内容和方式进行规划，就内容来说，可涉及体制改革与创新、结构调整和产业分工与协作、资源整合、市场开放、建设等；就方式来说，可采取大范围与小规模相结合、高规格与多层次相结合、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政府引导与民间促进相结合的办法等，以及其他方式来组织实现合作联动。通过合作联动，使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更好发挥，能量得到释放。

此外，加快融入东部地区发展进程，不断增强中部地区崛起的助动力。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并充满活力，赢得世界范围的广泛赞誉。因此，国际资本看好中国，推动了向中国特别是向东部转移优良资产的进程。中部地区要利用这一好的机遇和条件，全面实现两大地带的全面对接，包括区域联合对接、产业转移对接和发展环境对接。搞好这种对接不失为东部带动中部地区加速发展的一条捷径。当前，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对接方面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势头，有的向京津唐地区对接，有的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对接，这些举措，为中部地区近几年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今后，仍要接轨的广度和深度，为中部地区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和动力。

总之：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在发展目标上是不一样的，我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区域经济战略，主要是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在“梯度”开发理论的下，我国各个区域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方式不断创新，逐步由传统的政府主导下的“对口支援”转向市场体系下的多元化。进一步加速剩余劳动力转移，尽快走出城镇化发展的滞后期，促进地区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了人与经济、、自然的和谐，以及“代际公平”原则。

参考资料：

1、梁积江《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思考》p118,p106.

2、胡鞍钢《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世界》第3期。

3、钱平凡：“产业集群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第125期。

4、付志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9月20日财政部科研所讲课。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三

[摘要]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加入世贸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明白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存在“民族经济”，只有无国别姓氏的“地产经济”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有害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只要把市场全部拱手让给跨国公司，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可以实现，13亿人口共同富裕便指日可待。这纯粹是痴人梦语，当今世界找不到一个先例能够证实上述观点。

总结去年，规划今年，是即将开幕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最主要的议题。世界经济强体一片衰退的冲击波荡漾全球，我国经济逆风而上继续在适度快速增长的平台上前行。经历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进一步增强了。然而，我们不仅面临外患，同时还存在着内忧，忧患意识不可无。

开始，我国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本应淡出和转型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经济快速增长染上了对扩张政策的依赖症，而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却使扩张政策难以为继。这是当前政策抉择面临的一道难题。

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经济整体增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扩张政策的效应在递减；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之后脱困的成本和代价尚未消化又出现效益回落利润增幅持续下滑部分企业脱困后又返困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国有单位的投资靠国债支持继续上升与非国有单位投资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价下降0。8％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下降1。2％生活资料出厂价下降1。5％；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去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增加农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制约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

回顾20，瞻望，对今年经济发展和对策，似应作出以下几点认识：

连续4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并为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放松银根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剂强心针，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为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巨额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债务负担，货币超经济发行，最终势必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或者导致经济滞胀（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长期推行扩张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度财政敞开国库花钱，银行开足马力印发钞票，由此酿成的苦果至今还没有消化完毕。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超常增长等，这些因素都给经济投下了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威胁，是由于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把收入锁进银行的保险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贫民窟亟待改造。城乡居民缺医少药。

虽曾为文明古国，但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状况令人发忧：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虽然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却还要靠“希望工程”支撑，财政用于教育事业的拨款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50％，2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仅为2。1％，文盲高达8507万人。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

我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至今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劳动生产率低下，2/3的`劳动力困在人均1。5亩耕地上，由于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每年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元，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鲜设备一年就损失800多亿元。

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贫瘠瘦弱的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发人深省：我们到了追随发达国家，仿效他们的生活方式，赶超“消费社会”的时候了吗？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休闲时代！”错了！现在依然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皇家林园北京的颐和园现在成了大众的休闲地，但人们不该忘记这正是“老佛爷”的劣迹：兴建颐和园是以牺牲国防和近代工业为代价的！

加入世贸组织要做“明白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总理要求各地、各部门、各个企业做好应对工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领导经济工作明白人”。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我国入世的动因。对此的权威解释是，当今世界已经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论点源于美国，但美国学者和政界对“全球化”并无一致的认识，从“贸易自由化”到“美国价值观全球化”、“美国生活方式全球化”，甚至“全球美国化”，无所不包。美国统治集团则把“全球化”当作它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如果我们采纳了“全球化”的概念，那么就应当赋予它科学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不能盲目照搬。其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各种力量较量和斗争的舞台。当今世界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反全球化、区域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再其次，当今世界，即使认同了“经济全球化”，还必须正视“政治多极化”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和政治格局。我们既然强烈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坚决反对单极化，但“多极化”和“全球化”却是矛盾对立的，而政治又是为经济服务的。对此，我们在理论上总应自圆其说。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自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先进工业国家用廉价商品和炮舰轰垮了落后国家的壁垒，把各国网罗进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此，世界划分为工业国与农业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穷国与富国、强国与弱国。时至今日，这一格局仍未改变。现在，尽管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声音大了，与强国打交道多了一些筹码，但是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是不公正的。极少数富国不仅以强凌弱，而且把贸易、投资当作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工具。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更何况许多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归根到底要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富裕强盛。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要定准位。“商场如战场”，国内市场如此，国际市场更是如此，这里奉行实力至上。我国入世后应当定好位：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世贸成员中的弱者，应当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赋予不发达国家的各项权利，只承担与我国地位相适应的义务和承诺，拒绝世贸组织规则之外的要求，抵制那些损害我国利益、危及我国国家安全的举措。第二，中国是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上永不称霸，但是，应当承担我国对第三世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积极争取建立平等、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放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挑战与机遇的关系。流行的观点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盲目性；；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全面分析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和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应当作出以下判断：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既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机遇，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机遇是种可能性，要经过努力才能争取到，挑战却是无法避免的；机遇能否抓住，能否用好用足，决定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应对挑战，战胜挑战。世贸组织现行规则为我们在与经济强国交往中提供了为各方都可接受的、对各方都具有约束力的法规，但是，多数规则是发达国家成员主导制定的，并不完全合理；不少条款的表述含糊或附加了例外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发达国家拥有充足的实力和必要手段摆脱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或者绕开世贸组织，把种种苛刻的条件强加给穷国和弱国。所以，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还任重道远。而且，世贸组织规则涉及到成员国（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各成员国（或地区）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长期的。说到挑战，对我国冲击最大的首当其冲的并不仅仅限于弱质产业，而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世贸组织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成员政府行为必须要受现行规则的规范和约束，并受其他成员的严格监督。深化改革低效、臃肿、政企合一的行政体制已刻不容缓。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

做明白人，必须明白全面开放和必要保护的关系。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到全面、广泛、更高层次的新阶段。开放意味着为外资进入让出市场，给予外商国民待遇，但并不否定和排斥对民族经济的保护。首先，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外资发展和壮大我们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使我国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开放是为了今后走出去。所以，从上述意义上说，开放是积极的保护。第二，加入世贸组织后，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无限制开放，开放的领域只限于世贸组织规则所规定的领域，规则和协议之外则不在开放范围。第三，政府对本国产业和企业不能放弃必要的保护，凡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必须坚决维护。那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存在“民族经济”，只有无国别姓氏的“地产经济”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有害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只要把市场全部拱手让给跨国公司，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可以实现，13亿人口共同富裕便指日可待。这纯粹是痴人梦语，当今世界找不到一个先例能够证实上述观点。相反，反面教训却屡见不鲜――――从东南亚金融风暴，直到最近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处处都看得见国际垄断资本的劣迹。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四

摘要：在，广西自治区的相关政府机构提出了《柳州、来宾、河池市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中主要的内容就是推动柳州、来宾以及河池这三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体化，通过对这三个地区经济的推动，让其带动整个广西地区经济的发展。

这个发展策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应该要按照一定的财政政策体系进行实施，因此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相关的人员就应该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以及实践机制进行一定的研究。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使用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式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培育出更多的经济增长极，因此对于广西地区来说是一种十分恰当的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柳来河”地区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在此我们主要就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以及实践机制进行简单的论述。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是国民十分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广西地区，相关的政府为了能够保证经济的发展，实施了“柳来河”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虽然这个体制的实现已经使广西地区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这种经济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相关的政策。

由于广西地区的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相关的工作人员只是注重经济发展的状况，忽略了相关政策的发展，导致了“柳来河”区域经济体制在实施额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虽然在短期内看不出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就会导致有一些人抓着政策的漏洞赚取一些不义之财，严重的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2.“柳来河”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资金的支持。

由于广西地区的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一些谨慎的工作人员不愿意冒险实施这种经济体制，因此这种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不到全部人民的支持，进而导致了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资金的现象。

要实现柳州、来宾、河池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体制，首先应该要做的就是要打通这三个地区的交通，而进行交通道路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如果仅仅是依靠柳州、来宾以及河池这三个地区政府的支持很难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进而就不能够实现这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3.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施的过程中各个政府之间还没有实现利益的协调。

在不同的地区，政府与政府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的。

为了能够提高本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一些政府经常使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来提高本地区的竞争力。

虽然柳州、来宾、河池这三个地区同时实行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但是在实行体制的同时各地的政府为了提高本地区的经济水平也在推进一些其他的项目，这就会导致在各个地区之间出现争夺资源的现象，过于不理智的资源争夺现象就会导致物价膨胀，并且会影响到这三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进而违背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初衷。

1.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出台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

刚才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柳来河”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依据。

为了能够保证“柳来河”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一个准确的实行依据，相关的政府就应该要出台一些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通过出台一些新的政策使柳州、来宾、河池这三个地区形成一个完整的额财政政策的支持体系，推动这三个地区产业的发展。

另外，通过出台一些新的政策，还能够充分的调动这三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使落后的财政政策得到有效的提高。

2.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促进资金的支持。

为了使“柳来河”这三个地区实现区域经济体制，这三个地区的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交通道路的建设，但是仅仅靠这三个地区的资金投入很难真正的解决交通道路的问题。

因此，为了能够使“柳来河”地区实行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相关的政府就应该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一些一般性的资金来补助这三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除此之外，相关的政府还应该要争取中央政府对这三个地区资金的支持。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就是要放开对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让一些民营企业逐渐的发展起来，进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3.要使各个区域政府之间的利益互相关联。

如果“柳来河”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地区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不同地区的政府为了自己所处地区经济的发展还是会使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来提高经济的发展。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应该对这三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建立一定的联系，通过所建立的联系将这三个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使抢夺资源的现象得到有效的缓解，各地区之间也能够为了实现共同的经济发展而共同作出努力。

除此之外，将这三个地区的利益连接起来还能够使各个地区的政府之间互相合作，不会出现本地区的政府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而作出违背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而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在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国民十分关心的问题。

为了能够使国民的经济得到有效的保证，就要求相关的政府以及管理人员实施符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

在广西地区，相关的政府主要的经济体制是区域化的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在“柳来河”地区的实践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虽然这种经济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使用的财政政策体系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经过相关人员的研究都能够得到解决，因此，区域化经济发展体制是一种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模式，相关的管理人员必须要对此重视起来。

参考文献：

[1]柳州、来宾、河池市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r].广西财政厅.2013.

[5]单亚东,郑学敏.区域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选择[j].商场现代化,2015(6)(下旬刊):193.

作者：杨茜单位：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二】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政府功能分析。

一、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及进程。

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指人才培养、基础研究或理论研究、应用与开发研究、生产和价值实现的一体化。

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教育要素属于一体化体系的较深层次,基础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投入大、周期长,体现出公共物品的特征;应用技术的开发居于较浅层次,而将应用技术产品化和市场化则居于最浅层次,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体现出典型的私人物品特征。

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本质目的是为了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要素的和谐共生,使得技术创新要素主体的结合与协作更流畅和富有效率。

一体化过程的形成涉及企业、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代表的研究单位、政府及科技中介机构。

企业提供技术需求,并且其市场活动决定了一体化创新价值的实现,影响着一体化创新的最终方向,是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内部当之无愧的技术创新主体,在全国合作申请的专利数中,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申请数为1037件,占企业与高校、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研究机构之间和高校与研究之间合作总数的62•1%。

我国企业承担的研究和开发实际执行数从1987年占总数的29•7%,逐步上升到60%左右,企业已经超过高校和科研机构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首要主体。

但企业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科技创新的效率并不高,许多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没有有效地转化为新产品。

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中介、政府居于从属地位。

高等教育及科研机构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企业所需的技术成果和人才;中介机构主要负责为企业和研究单位提供必要的中介服务;政府是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组织者和环境创造者,主要作用集中体现在完善公共环境和正常市场制度、提供平台和保证其正当利益等方面。

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创新模式,一体化的形成过程需要经历从起步摸索到不断发展再到逐步成熟的过程。

可分为以下阶段:。

1•在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初期。

在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初期,企业的创新主体意识还不强,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的研究模式和方向与企业的需求还不相吻合。

企业对科技成果的需求量很小,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科技成果供应能力不强,科技中介机构缺乏生存的适宜条件因而数量还很少。

2•在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期。

在这一阶段,一体化参与主体的良性互动机制在探索中不断发展。

企业作为一体化创新市场科技服务产品的需求方身份逐步显现,高校等研究机构的供方身份也逐步确立,科技中介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加,运作模式不断改进,运作效率不断提高。

3•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成熟期。

在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成熟期,作为科技创新市场的需求方和中介参与方开始逐步面临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一体化创新市场的整体效率得到提高,市场运营质量得到充分改进。

在这个阶段,政府专项资金在一体化创新中的作用下降,公共资金逐步退出风险体系。

二、一体化发展进程不同阶段的政府作用。

(一)一体化初期。

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管理职能,寻求科技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空间优化组合,发挥其对一体化创新资源的挖掘、引导功能,弥补教育、科技和经济一体化早期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不足,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撑体系,降低合作各方交易成本,消除创新资源集聚的障碍,促进技术创新的产权实体的扭结。

1•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搭建公共的基础科技服务平台。

科技创新体系涉及到许多环节,包括上游的研发资源如科研仪器装备、实验基地、实验动物、化学试剂、科技图书期刊、专利和技术标准信息等,中下游的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科技服务资源如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中试基地、科技中介机构等。

江苏省已经基本建成以公共基础科技服务平台为核心、多层次创新服务平台相协调的创新服务平台体系。

现阶段,政府的主要工作应当集中到尽快建立一套科技创新平台运营管理的制度和措施,提高平台构成各环节的协作效率;加大面向企业的宣传力度,探索创新平台与企业的沟通交流机制;同时应当看到,江苏省的一体化创新条件资源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苏南地区,应创造条件,降低苏北企业的平台利用成本。

2•针对一体化早期科技中介的生存空间小的实际,采取措施促进中介机构的发展。

在一体化的初期,科技中介市场要素尚未形成,中介机构缺乏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空间,可以制定合适的支持政策,以有利于科技中介的生存和发展。

一要对科技中介型服务企业的创设制订特殊政策,降低其进入和创设成本;二要提高科技中介队伍人员素质,特别要加强技术经纪人的培育;三要强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制订规范中介行为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

江苏省应以科学技术部《关于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机构的意见》和《落实科技中介机构建设年工作要点》为依据,针对全省科技中介发展的状况,加强科技系统内125家科技中介的建设和管理,并将民营科技中介的发展纳入到科技中介队伍建设上来。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五

（一）针对重点开发区实施激励型财税政策。

重点开发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需要一定的激励机制来刺激其经济潜能的发挥，财税政策应当通过特定的作用方式和工具组合，注重以经济杠杆来重新调度和倾斜配置一部分经济利益，起到引导、激励和约束当地政府和企业加快经济起飞和形成新兴中心区域的作用。对于国家鼓励的产业和投资领域，实施税收优惠、投资补贴、加速折旧、贴息等优惠措施；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二）针对限制开发区实施支持补偿型财税政策。

限制开发区的开发潜力不大，重点应落在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上来，财税政策应当对这类区域加大转移支付的支持力度，并发展生态补偿机制。减免税收主要用于发展限制开发区的特色产业；设立专门的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限制开发区域的生态修复和维护；对于直接受益主体收取适当费用来充实相应生态补偿基金，考虑采用从水资源费、水电费、旅游收入等渠道筹集受益者补偿资金，加快建立按照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量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征收机制。

（三）针对禁止开发区的保障———补偿型财税政策。

禁止开发区必须杜绝各种开发活动，但地方行政职能的`执行需要必须得以满足，对此类区域，财税政策的定位是以转移支付等保障地方政府的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加大生态补偿的力度。财政拨款主要用于保障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转移支付，加强生态修复。

二、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发展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

（一）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1、改革现行税制，使财政收入规范和稳步增长。第一，通过税费改革，理顺税费关系第二，将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分配方式转换为大多采用共享税方式的形式，以有利于调动各省建设主体功能区的积极性。第三，适时开征新税种，扩大财源。

2、优化税制结构，建立促进生态环境管理的税收体系。第一，利用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调节导向，引导人们的消费结构。第二，调整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加大环境污染惩处力度。第三，积极推进适合各主体功能区的财税体制改革试点。

（二）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1、科学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目标。进一步规范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企业之间的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2、构建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3、构建针对主体功能区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可通过多种形式，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资源保护区倾斜。

4、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三）构建与主体功能区政策相适应的预算投入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1、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对口支援制度。改革和创新传统的对口支援制度，加大东部沿海等省份对中西北部省份的技术、资金、劳动力资源对口支援。

2、逐步加大对生态补偿的公共预算投入比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环境保护的支出应加大投入生态恢复的比例。

3、探索建立跨地区和跨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财税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区际生态基金模式的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六

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是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空间实现，是高校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重要内容。从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形成角度看，它无疑是高等教育理念的一种创新，而这一理念的产生则是高校与社会关系变化的产物。早在1862年，美国政府就颁布了《莫雷尔法案》。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下的每一州可以依据本州在国会的议员数获赠一定的土地，建立高校。高校在教学科研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科技人才优势促进地社会经济发展，从而发挥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这就是“赠地学院”的由来。“赠地学院”开创了美国高校为社会服务的先河，不仅影响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职能定位相对狭窄，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并没有得到重视。1988年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才明确提出：“高等院校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进一步发挥学校潜能”。由此，我国的高校才开始了从自身优势出发开展社会服务的实践探索，并逐渐步入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常态化轨道。就高校服务社会的内容来看，大学服务职能面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但高校的经济服务职能无疑是最主要的职能，这是由高校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所决定的。就高校服务社会的主体类型而言，同部属高校相比，地方高校与地方的各种联系更为密切，但从空间地域看，无论是地方高校还是部属高校，都必然会积极利用它们各自拥有的科技和人才等信息资源，为高校驻地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各具特色的社会服务。高校服务社会经济从实现过程看，并不是高校资源单向输送，而是地方社会物质资源和高校科技人才资源的'双向对接。由于不同地域空间生产要素和各个高校人才科技资源的同质性和差异性原因，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有四种模式：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一对一模式就是特定的一所高校和特定的一个地方社会发生联系，服务于特定的地域空间；一对多模式就是同一高校和特定的不同的几个地方社会发生联系，服务于特定的不同的几个地方社会；多对一模式就是特定的不同的几所高校和特定的一个地方社会发生联系，共同服务于特定的一个地方社会；多对多模式就是特定的几所具有同类科技人才资源的高校和特定的几个具有同质性生产要素的地方进行联系，聚合同质性、同类型生产要素，从而服务于地方社会。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四种模式图1。文章所述四种模式只是一种理想的理论演绎，关键是如何实现现实中的运作。从现有经验看，高校和地方社会的对接往往是偶然的、单一对接。高校服务区域经济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困境，根本原因在于高校和地方社会信息的不全面、不透明。克服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困境，需要借助一种新的综合平台来化解。网络空间平台的存在可以化解这一困境。

二、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网络空间生成。

网络空间，就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资源共享平台。高校服务地方经济是高校技术性生产要素与地方物质性生产要素的结合过程。有了提供生产要素的信息平台或网络空间，高校和地方（区域）之间就可以组合成一种虚拟合作模式。实际上，在高校服务区域经济过程中，借助网络空间所形成的虚拟经济模式是实体经济模式实现的先在条件。网络空间在高校服务区域经济过程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高校和地方社会的联系、生产要素的结合必须是以实体经济为载体，从起点上看，它们之间的联系具有偶发性；从过程看，生产要素的组织因空域的阻隔时间性长，生产成本加大，因而大大阻碍了高校和地方社会联系的顺畅性，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实现力度。不仅如此，由于缺少高水平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之间的合作还存在门类不齐全、基础不佳、功能不强等诸多突出问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合作的体系化、集群化程度不高，现有合作平台的社会资源整合与应用的能力较差，人才专业化程度较低，合作平台紧密程度不高，处于分散游离状态，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这些都成为制约各方合作效率和效益的因素。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空间生产方式的具体形态，使得空间生产要素的聚合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改变。网络空间是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实现的重要补充和新的形态，对于高校社会服务职能实现具有独特优势，这一独特优势表现在：通过信息技术在虚拟空间将高校和地方社会凝聚成一个紧密的有机整体；合作各方通过网络空间共享生产要素信息，有效降低各方寻找合作对象的交易成本；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减少高校和地方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成本和收益风险；借助网络空间平台，供需双方可以针对特定的合作项目迅速有效达成协议，完成技术要素的产业化转移；通过这一网络空间的信息共享平台，可以为高校和地方社会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包括政策辅导、技术咨询、金融引介以及法律服务等，从而大大提高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

三、网络空间的功能构建维度。

网络空间作为沟通高校和地方社会的信息平台，要确保各生产要素的有效聚合，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特点。第一、开放性和共享性。开放性指高校技术性生产要素的信息和地方社会的物质性生产要素的信息的开放，只有确保双方的信息共享，才能顺利进行快速对接，最终实现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的社会功能。第二、真实性和实时性。真实性是指地方社会和高校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客观性以及供需意愿的真实性，并以动态性信息及时在空间网络进行发布。这是高校和地方社会进行有效性和实质性合作的必要条件。第三、完整性和综合性。完整性和综合性是指地方社会和高校在网络空间发布的生产要素信息必须是完整的，既有抽象的文字介绍，也有具体的数据支撑；既有同质性资源整合，也有异质性资源分解；还要有政府政策的权威解读等。完整性和综合性是高校和地方社会针对性对接的重要条件。高效服务区域经济职能的网络空间实现，关键是网络空间平台的建设。网络空间的构建就像是建一所房子，所涉及到的问题包括谁来建基础设施，谁来维护基础设施，房子的基本功能是什么，进入房子的人如何按照实现房子的基本功能等。据此，我们认为，网络空间的构建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原则。第一、政府在网络空间建构方面的主体责任。这里的政府是指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县或县级市。发展区域经济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或职能，地方政府在高校服务于区域经济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媒介和组织作用。过去，在高校社会职能实现过程中，强调产学研结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府在其中的媒介和组织作用，制约了地方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现在强调争产学研相结合，实际上就是注重政府在产学研有效结合中的作用。在网络空间建构中，政府应该发挥主体作用，投入资金进行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承担主体责任。第二、政府、企业和高校在网络空间管理和维护方面的共同责任。政府应该发挥网络空间主要管理员的作用，确保网络空间信息对企业和高校的开放和共享，网络空间信息的安全；企业和高校应该提供真实和完整的生产要素信息并及时更新，同时承担各自的管理责任。第三、企业和高校在网络空间的自主性沟通和对接。企业和高校应该在网络空间自主性地进行信息沟通和转换，各高校之间也可以通过开发和共享信息平台进行同质性资源组合对接同一企业，服务于同一地方经济；也可以以异质性资源和不同企业对接，服务于区域经济，实现各自的社会服务功能。高校服务区域经济是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一种空间体现，它具有直接指向社会需求，与地方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特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不是高校科技人才等资源对地方社会被动的单向适应，而是高校和地方社会优质资源的主动聚合和双向互动。信息网络空间的建构是高校和区域经济全面合作，充分实现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必要条件。在信息网络空间的建构方面，政府责无旁贷，企业和高校理应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旭东.地方高校通过社会服务提高办学水平[j].中国高等教育，（3）.

[2]谈毅.大学技术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教育评论，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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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正科.普通高校校地合作平台建设及运行[j].教育评论，2014（1）.

[5]高翔.市场化背景下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历史演变及其类型[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七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消灭贫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区域性贫困的现实还广泛存在，地区间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差距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因地域偏远、交通闭塞、环境恶劣、资源匮乏等因素成为贫困人口密集区。党的十八大之所以做出“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的重大部署，就是要正视区域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并下大力气积极解决。

二、以财政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因自然垄断和市场缺陷等原因导致资源配置失效时，国家必须通过适当财政政策手段予以干预和弥补。公共财政势必要对这种干预和调控支付应有的.费用，比如实行最高限价制度和强制拆分，这时政府就要从财政提供补助或弥补亏损。其他很多诸如城市公共道路、桥梁、防洪大堤等不能由市场方式解决的公共投资项目等就需要财政予以投资和补贴。

(二)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影响了社会公平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就要发挥:调解社会分配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培训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网络，维护社会公平。财政政策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制定实施发展规划，完善和监督市场机制，协调利益关系，并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

(三)充分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促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模式来影响社会总供求。当供求趋于平衡时采取中性财政政策，以巩固和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当供小于求时则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控制支出，力争结余，减少资金损失;当供大于求时，就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促进市场繁荣和发展。在结构调整功能上主要是通过税收调整、财政补助等，诱导企业和部门将资源往适合经济发展平衡稳定的方向投入。

(四)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的调整一定要为某一时期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形势服务，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力杠杆。根据当前的问题和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问题。对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财政政策要加大调控力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强化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环保产业。

(五)充分运用税收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国民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时会相应提高税收，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又要减少税收，以此防止经济过渡膨胀或走向萧条。更重要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制定和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从而引导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六)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扶持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急需国家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加大转移支付规模，尤其对老工业基地、革命老区、边远贫困地区、粮食矿产主产区、生态保护区等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减少地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

(七)通过与金融政策的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要强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配合，共同发挥好其优化产业机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实行有机协调的区域性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建立完善统一和区域性独立并存的金融市场，建立和完善既具有全国统一性又具有区域独立性的金融市场和利率政策。需要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在与金融政策相互配合时，还要注重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社保政策、投资政策、土地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发挥好合力作用，使调控功能事半功倍。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八

资源优化配置是市场的本性，利润驱使下，资源会涌向能够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的领域或产业。市场经济使部分经济基础较好、条件较为健全的地区得以聚拢更多的资源，同时也使部分条件较为欠缺的区域在市场环境下形成资源流失、经济发展更加困难等问题，最终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市场经济环境下，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体制管理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在资源聚拢方面缺乏优势，流向民族地区的资源较少，同时民族地区既有的资源也因市场的驱使而流失严重。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借助政府的帮助和推动，通过财政政策来平衡因市场手段调节而形成的各种问题。通过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的合理调控，民族地区才能在资源分配方面保持相对的平衡。根据政策科学原理，财政政策调控必须根据所要调控对象所处的客观情势、矛盾症结和基本需求等情况来调控，在此基础上确立政策调控目标，选用政策工具，并对政策调节的具体实施进行有效论证，由此，财政政策的推出才能达成预期目标。发展经济改善民族民众生活是民族地区的主要目标，资源缺乏、环境脆弱是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结合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发展需要以及资源分配的相对公平需求，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调控的民族关怀主要在经济发展、环保、资源、生活改善等方面。

一、财政政策调控以优化民族经济为基础。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经济水平一直是民族地区的重要问题。虽然民族地区人口较少，但是民族地区的区域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一半还多，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本区域经济的增长，更关系着国家经济总量的提升。另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着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和平和稳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族地区经济已经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根据民族所处区域不同，不同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或狩猎经济、游牧经济，或农业经济，第一产业比重较大是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发展规律，第一产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区域经济发展就越落后，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将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民族地区单单依靠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或者初级加工工业的模式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市场环境下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须依靠财政政策等财政杠杆撬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附加值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都是大部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普遍问题。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依据财政政策来推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和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等几个方面来着手。首先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拉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是民族地区普遍问题，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在此基础上财政政策调控就要向新产业增加支付，为新产业发展进行资金倾斜，从财政方面解决新产业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其次，推进产业升级，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地区已经在当地资源基础上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系统，农业、工业、服务业各有发展，但是由于技术水平和需求制约，民族地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方面明显存在着技术因素不足等问题，农业依靠经验，工业主要是初级加工，而服务业方面更多地局限于区域的生产生活服务，技术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不足，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推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主要在于成本、技术等因素限制，因此借助财政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就需要结合产业升级需求，根据相关问题，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推进产业升级，最终推进产业附加值提升。最后，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第一产业比重过大是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财政是导向，财政政策导向下的资本流动可以使更多的资金进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最终推动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优化产业结构。

二、财政政策调控以合理利用民族资源为方向。

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广泛利用资源是市场的基本特性。在利润导向下，因供给和需求的复杂作用，资源会流向更加符合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特性的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在经济利益层面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功能很容易使区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基础、管理体制、基础设施等方面都缺乏聚拢资源的优势，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很容易流出民族地区，而外部的.资源也因为民族地区缺乏市场吸引力不愿意进入民族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是某个或某些地区的单独发展，而是多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虽然部分区域由于条件不足发展较晚，但是在目标上，所有区域、所有人群的共同发展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市场环境下的资源分配不平衡使得经济发展本来就缓慢的民族地区更缺乏资源支持，因此借助国府的力量，调整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向不平衡，有助于民族地区缩短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配置资源、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是财政的基本功能，财政政策是财政功能发挥的主要表现形式，民族地区在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失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等功能来化解。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动包括自然资源流动和人力资源流动。以自然资源来看，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共同特征，在资源优势条件下，不少地区以资源开发为方向，形成了资源开发输出的基本经济模式。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在当地的加工利用较少，更多的初级资源因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而从民族地区流出，而对民族地区而言，自然资源以低廉的价格流出使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有限，同时也使得该区域在之后的经济发展中资源缺失。从人力资源来看，近年来，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较快，接受高等教育的民族学生越来越多，民族人才素质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足，市场上的人才需求不足，市场经济下自主就业政策使得民族学生走出来的多，但民族地区可以选择的岗位并不多，由此更多的民族学生流出民族地区。另外由于经济水平有限，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对人才所能提供的薪资待遇等方面和其他地区相比并不具备优势，因此进入民族地区的人才也较少，一方面是本地人才的流出；另一方面是外地人才的不愿进入，人才资源匮乏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因市场经济而带来的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失，需要财政政策在调控方面对相关问题予以平衡。首先是资源方面，可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推进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深加工，尽量使民族地区资源在本地提高附加值再进入流通领域，增加资源在民族地区的效益。其次是人力资源方面，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方面的倾斜，鼓励外地高素质人才进入，同时也为吸引本地高素质人才的回归提供财政方面的便利，如创业补贴等，增加民族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

三、财政政策调控以保护民族生态环境为前提。

由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西南、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我国多数水系资源的发源地。自然地理上的区位特征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市场环境下，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地区通过各种措施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提高经济水平。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当地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自然资源等资源的利用更多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内，过度开发、滥砍滥伐的现象在民族地区时有发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主导性使得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极大地损害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此也使得民族地区生态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民族民众的生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是民族民众的生存依赖，建立在生态环境损害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实质上是暂时的短暂的发展，只有建立在生态环境维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生态关系密切，生态效益较好的地区经济水平往往也较高，不少发达地区或国家中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发展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经济和生态的正相关性。因此无论是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来看，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都十分必要。市场自发调节带来的生态损害需要通过国政府的力量来调节，财政政策作为国家经济调控发展最为重要的手段，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也是财政政策调控需要考虑的重点内容。财政政策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首先，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遏制生态环境损害的企业或产业发展，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不利的产业方面的投资，通过资金方面的流动，提高损害生态环境的成本，减少损害生态环境方面的资金流入。其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维护或修复，鉴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财政政策需要对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进行专项资金支持。最后，立足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生态也是资源，立足生态，发展经济是民族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通过财政政策鼓励生态经济方面的资金投入，可以有效推动民族地区生态经济下的各种产业发展。

四、财政政策调控以改善民族民众生活为目标。

地理条件、经济基础等因素使得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有不小的差距。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区域民众生产生活的必需，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缺乏良好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将使区域在吸引投资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民族地区地处偏远，地势复杂，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由此带来的是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金力量薄弱、建设难度大、短期回报不明显等问题，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市场体制下，从成本与效益两方面来衡量，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社会力量投资方面缺乏有力的支撑。虽然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方面的效益不够乐观，投资吸引力小，但是从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等方面来看，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改善民族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区域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市场方面的投资失灵，必然需要由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就财政政策而言，其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调控表现在加大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投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有利条件，借助市场手段增加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等。首先，增加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投入是基于财政政策调控促进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为直接的方式，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根据民族地区的基本条件对其基础设施进行改善是国家对民族地区社会责任的践行；其次，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建设难度较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更多倾向于社会效益，同时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单单依靠国政府的财政转移是不够的，财政政策还需要基于市场机制通过补贴等方式促进社会力量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其成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力量。最后，作为公共设施，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更多的是为民族地区民众服务，因此，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当地财政力量的参与，在合理的政策导向下，借助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可以促使民族地区的财政发挥积极主动性，参与到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合理有效的资源分配。结束语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条件，民族地区在市场环境中处于劣势，这种劣势使得民族地区在原来较为薄弱的发展基础上和其他地区相比，制约因素更多，发展压力更大，因此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等国家调控手段来参与。另外，市场环境是民族地区财政经济政策调控的大环境，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财政政策调控不仅要解决民族地区资源问题，减少市场经济发展为民族地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还要借力市场环境推动民族地区发展。依据政策科学原理，民族地区的财政政策需要在讲求技术精湛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酌情调控，找准着力点，由此民族地区的财政政策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调控效应。

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九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由国内外各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消费需求低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趋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紧缩趋势显现等.在宏观经济疲软和货币政策乏力的背景下，为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中央果断做出决策，采用积极财政政策，以达到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税收政策与之进行了一定的配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停止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对企业设备投资实行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2)鼓励出口的税收政策。1998年以来，我国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提高了5.5个百分点。(3)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如对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通过清理各种收费和调整税收政策，降低住宅造价和解决汽车售价过高问题，鼓励对住宅和汽车的消费等。

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超常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历年的税收弹性系数都大于1，最高年份竟达到了3.227(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那么，究竟如何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来看，可以实施减税政策，也可以不实施减税政策。减税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手段，对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要实行减税，要根据实际经济形势，做出正确判断。从实施减税政策的实践来看，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先例。如美国“罗斯福新政”，没有实行减税政策，但取得了巨大成功，使美国度过了30年代的大危机。但减税政策并不是“灵丹妙药”，如里根政府实行的减税政策，却是以失败告终。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要实行减税政策，要根据当时的实际经济形势来决定，而不是一般规律。我国之所以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因为我国当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市场低迷，消费需求不旺，减税减少了政府的支出，却难以达到刺激民间投资增长的效果。因此减税政策必须审时度势，适应当时的具体条件，并需要相关政策的配合，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二，从理论上讲，增税也有一定的扩张作用。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减税有扩张作用，但增税同样可以起到扩张作用，减税是通过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起扩张作用，而增税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起扩张作用，而且政府支出乘数效应大于减税本身的效应(政府支出乘数=1／(1-b)；税收乘数=-b／(1-b)；b为消费的边际倾向)。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正确的决策。通过增发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增加政府投资，而税收增长用于满足科学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的需要，增加公务员工资等，同样起到了刺激消费的效果。

第三，我国的财政形势不允许实施减税政策。在当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都比较低，财政形势不容乐观，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较弱。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瓶颈制约。要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财政收入作保证。提高“两个比重”是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减税势必恶化这些脆弱的经济形势。

第四，我国的税制结构限制了减税政策效应的发挥。从减税的效果来看，减直接税的效果要大于减间接税的效果。因此，当税制结构中直接税的比重较大时，减税效果会比较显著。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但事与愿违，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国流转税“一支独秀”，所得税的比重较小。虽然近年来所得税增长较快，但“双主体税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减少流转税会直接减少税收收入，而减少直接税又没有多大的空间，所以，减税的效果不会十分明显。

第五，减税政策不能刺激我国民间投资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扩大。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为33%，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世界水平相当。如果考虑税收的流失程度，我国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之间的差距较大，据调查，目前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只有25%左右，即使降低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持平，也不等于减税。因此，从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分析，全面减税都不是最优选择。何况，还应考虑到我国企业中有相当数量属于亏损或微利，对于这些未缴纳所得税的企业而言，减税没有实际意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减税并不能刺激这些企业的投资。投资是拉动需求的重要力量，它的不景气说明经济还未能启动起来。减税能否刺激消费需求呢?不能。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少数高收入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什么需求；多数低收入的人有需求但没有支付能力。另外，对于低收入者，由于住房、教育、医疗制度的改革及下岗人数的增加，使他们预期支出增加，而预期收入不景气，即使减税，也不能刺激大多数人的消费需求。

第六，税收快速增长，有正常因素和非正常因素。目前促使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和积极的因素是税收征管的强化。不可否认的是，在此之前，我国税收因征管不到位，税收流失数额较大，在经济发达地区，依据税法确定的应收税款与实际征收到的税款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税收流失的减少，政府财政收入超经济的增长，带有合理性和规范性，对增加政府财力具有重要意义。除正常因素之外，还有一些非正常的因素，不能否认和忽视的是税收存在着虚假收入。所谓虚假税收收入是指一些地区多征或预征税款，主要通过财政部门虚列收支、未退政策性应退税款、职工集资缴款、预征“过头税”、税务机关借款缴税等方式取得的税收收入。尽管虚假税收收入所占比重不大，但也起到提升税收增长速度的作用。

第七，我国的税收增长是一种恢复性增长，但增长势头过快，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不是由于政府对税制改革造成的，因为在此期间税制没有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税收收入(加上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左右，然后由于两步“利改税”，调动地方积极性，其比重急剧下降，几乎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到1996年达到了最低点，为10.2%。但财政支出规模并没有下降，那么相伴随的就是预算外收入增加，“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相当严重。从1996年开始，为了提高“两个比重”，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行“费改税”，税收大幅度增长。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增长只能认为是一种恢复性增长。到目前为止，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没有达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税收增长速度过快，高于了同期cdp的增长速度，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税收与gdp应趋于同步增长，即只依靠经济增长带来税收的自然性增长。目前，这种增长趋势要有个界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充分考虑了我国的经济形势，从实际出发，是正确的选择。

二、如何看待当前世界性减税浪潮。

2000年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全球性经济增长放缓和一些国家已出现的经济衰退，纷纷采取了减税的财政政策。这将对其本国经济、世界经济乃至我国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值得关注。各国这次减税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降低所得税等税率(或税负)，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很少有调减间接税如增值税等税率的。那么如何认识世界性的减税浪潮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减税政策需要坚实的财政做后盾。政府财政的大规模赢余是减税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在1999年到2000年期间就已经具备了实施减税的条件。但当时与经济强劲增长相伴随的是美国股市中“泡沫”的明显累积，短期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过热”。克林顿任期内减税显然不合时宜。2000年后半年，在格林斯潘“软着陆”的货币政策作用下，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明显挤出。进入2001年后，抑制经济增速放缓趋势的目标成为短期调控政策的主要指向。布什政府不过是抓住了短期政策与长期战略的作用方向趋于一致的机会，适时地推出了减税计划。

强调减税的财政基础非常重要。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世界上不乏在缺乏财政赢余基础上减税而导致财政陷入困境的先例。例如日本为应对“泡沫经济”破灭后久治不愈的经济衰退，曾在1994年实行了针对个人所得税的4.5万亿日元“特别减税”(即限当年一次性)政策。这一政策从1995起又改为3.5万亿日元的永久减税和每年2万亿日元“特别减税”。到1996年，4年共减所得税22万亿日元。这一旨在调控总供求关系的财政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1993年到1996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分别为0.2%、0.5%、2.3%和3.9%，经济增长呈现为加速趋势。但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财政状况一直较差。1996年，日本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从1990年的10.6%大幅提高到了28.0%，国债发行额从7.2万亿日元增加到21万亿日元，当年国债余额达241万亿日元。1990年日本的一般性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为65.1%(当年美国同指标为55.6%，欧洲各国平均为59.8%)，1996年和1997年，这一指标上升到88.8%和95.4%。由于缺乏坚实的财政基础，到1997年这一减税计划已无法再坚持下去。1997年初，日本政府被迫推出了“重建财政优先”政策。1997年3月，每年2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政策被废除，消费税由3%提高到5%。199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一下跌落为—0.6%，且迄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减税政策最终功亏一篑。

第二，减税政策的主要方向。实施减税政策的国家减税主要减的是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直接税，直接税在这些国家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这些税种的最基本作用是利用财政的再分配功能调整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关系。布什政府减税法案的实质是在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已经趋缓的背景下，政府适时淡出对利益再分配领域。该法案在调节社会公平方面有两个新的着力点：一是把传统的“杀富济贫”调整为鼓励私人财富资本化；二是把调整公平的再分配职能更多地交给政府以外的非市场力量.很多经济学界人士把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案归结为一项对富人有利的政策。理由是，这项减税法案的好处中有59.4%将落入年收入9.25万美元以上的占10%的高收入家庭中，而年收入在3.93万美元以下的占60%的家庭只能分享减税额的12.6%；而且取消遗产税显然更有利于富人。这种看法其实并未真正触及其本质。

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的社会利益构成和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和社会成员普遍拥有资产收益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国会预算局2001年6月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近20年来绝大多数美国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80%的美国家庭收入增加。美国1.03亿个家庭的平均税前收入由1979年的4.85万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6.24万美元，增幅为28.7%。与传统工业化阶段资金密集型大企业为主的工厂制度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直接对立状态相比，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已经由不断趋于激化转变为趋缓。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矛盾趋缓是布什政府减税法案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因为这项法案主要涉及的是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而这些税种的最基本作用是利用财政的再分配功能调整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关系。布什政府减税法案的实质是在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已经趋缓的背景下，政府适时淡出对利益再分配领域。

第三，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没有跟随“世界潮流”运用减税手段，是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当前的经济形势的。首先，我国没有为减税做后盾的坚实的财政基础。减税必然会减少财政收入，而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增加，更谈不上财政盈余了，盲目追随潮流，必然陷入财政困境。其次，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体，而不是以所得税为主体，减税效果不佳。再次，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早已过了国际警界线。减税势必减弱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这与目前我国的税收调控目标是不一致的。最后，从税收负担角度分析，我国当前主要是减费而不是减税。

通过对世界减税浪潮和我国基本经济形势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是不适宜运用减税政策的。但并不是说，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税收政策无所作为。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一直是“一个轮子转”——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税收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从2003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2004年将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增发国债。笔者认为，在2004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应给予税收政策一定的“用武之地”，但不是运用减税政策，而是对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逐步控制税收的增长速度，积极推进税费改革，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这虽不是减税政策，但可以溶入到积极财政政策中去，共同发挥调节作用，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一)税制的结构性调整。

对我国现行税制的调整和完善，包括调整现行的主体税种(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增加某些必要税种(社会保障税、环境税、遗产税等)、充实完善某些税种(资源税、房产税、城建税)以及在税负上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近期内迫切要解决的是增值税的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企业所得税税率及其税前扣除项目调整和个人所得税的调整，也可以考虑通过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适当减轻企业税负，为企业进步、增强投融资能力和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持续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创造更有利的税收环境。

1.生产型增值税尽快转向消费型增值税。目前，世界上实行增值税的1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我国和其他少数国家采用生产型增值税，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生产型增值税既有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也有抑制投资膨胀的作用。而我国的生产型增值税是在通货膨胀时期制定的，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一是，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中所含税款不予抵扣，造成谁投资谁纳税，与我国当前鼓励投资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二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税负不平衡，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固定资产比重大，税负重，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政策的实施和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三是，国家对进口先进设备可以免征关税和进口增值税，而对国内生产的设备所含税款不予抵扣，造成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平衡，影响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四是，生产型增值税存在重复征税的因素。为了扩大社会投资，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参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应尽快将生产性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

但是，也要考虑到，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因为缩小了税基，如果不相应地提高税率，则实质上是对企业的一次全面减税，将会直接减少当年的财政收入，同时对企业投资普遍采取鼓励措施，也有可能引发新的重复建设，影响经济结构调整。因此，需要权衡轻重，谨慎选择。如果从全局考虑，目前还不适宜采取一步到位的做法，可选择部分有机构成高、投资量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设备投资部分给予一定比例的抵扣，而后积累经验，再逐步到位。同时，可考虑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将征营业税的一部分税目改征增值税，使其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不至于减少财政收入。

2.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提高我国国内企业竞争力，必须平衡内资、外资企业之间的税收负担，增强税收政策的透明度，全面贯彻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因此，需要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制，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办法。统一企业所得税应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解决好纳税人的确定、计税依据的选择、税率的设计及优惠政策的取向等问题，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奠定基础。由于目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的差距较大，新税制必然要降低名义税率，但降低名义税率是为了缩小与实际税率的差距，而不是降低税负，更不是减税。

3.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加大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个人所得税增长的潜力很大，同时不同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在拉大，要求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有力的调节，因此，个人所得税急需进行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也要加强。主要措施是：税制模式近期应改为混合制，远期应向综合制过渡。扩大征税范围，缩减减免优惠，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针对目前劳务报酬、稿酬、财产租赁、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分项征收办法存在严重的偷逃税问题，研究进一步扩大综合征收的所得项目；调整现行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和级距，提升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控力度；对仍需要采用分项征收的居民所得，实行更为科学的征收管理办法。完善和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也是当务之急，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措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税负而言，不是减轻税负，而是通过完善税制和加强征管，增加个人所得税收入，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功能和经济调节功能。

4.改进和完善消费税制度，强化消费税的凋控功能。目前我国的消费税制度包括的商品范围较窄，有些征税项目设计也不够合理，在征收制度上存在一些漏洞。完善消费税的基本思路：一是调整征收范围，对某些奢侈品和对环境损害较大的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对高收入人群的高消费行为课征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分配；对有害环境的消费品征税，可以限制某些产品生产，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对目前征税范围内的已不属于奢侈品的税目剔除，如普通化妆品，汽车轮胎等。二是对现行税制中有些产品的消费税税率和征收环节进行适当调整(税率的高与低，消费税是实行价内税还是价外税)，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确定合理的税负水平。三是完善征管办法，解决一些生产企业偷逃消费税的问题。四是改价内税为价外税，实现消费税的价税分离。

5.其他税种的改革。根据客观环境的需要开征新税种，停征部分税种，改革财产税，重塑地方税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将现行的社会保障统筹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结合资源税改革，征收环境税；研究征收证券交易税、遗产税等；改革现行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征收独立的城建税和教育税；统一内外两套车船税和房产税，全面改革财产税体系，为重塑地方税体系打下稳固的基础。

(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借这次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之东风，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配关系，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

1994年我国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还没有完全从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出发，解决政府间纵向和横向财力分配的合理和平衡问题，政府的职能没有重新界定，事权划分依然如故。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分税制，其财权的划分必然缺乏牢固的基础。目前体制中设计的分配格局是以现行税制划分为基础的，随着各税种收入格局的变化，进一步调整税种划分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一些将新设的税种，当前的收入规模不大，但增长潜力很强，将来的发展必然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要求重新划分税种。按照政府职能分工层次标准和公共产品受益标准，将涉及到全国范围的、宏观经济稳定的、收入分配公平的税种及税基分布极不均匀的税种划给中央政府；将涉及地方性的、便于地方管理的、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税种划给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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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论文篇十

农民的行政费用占据农民经济生活费用的很大一部分，所以要减轻农民的负担，首要前提是减少农民的行政费用支出。其次，民主选举也很重要，农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有一部原因也是因为没有好的领导者，民主决策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政府应该在每个农村实行民主选举的制度，通过民主选举推荐一个合适的领导者，为农民的经济问题出谋划策。另外，农村的税费征收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点，一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加上税费的征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生活的经济压力，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政府应该加强税费改革，实行减免征收税费，为农民减轻一点生活负担。

（二）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持。

加强农业扶持的方法有很多，政府应该提倡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通过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但可以提高农民的劳动收入，还可以保护环境，保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政府也可以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来促进农业的发展，通过协调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完善。培养农业方面的优秀人才也很重要，国家欠缺的就是农业方面的'优秀人才，政府可以大力培养农业方面的技术人才，让更多对农业感兴趣的人参与到农业发展中来，从而促进农业的稳定增长。

政府要加强对粮食价格的控制，实施财政补贴政策来巩固农民的收入，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政府必须建立粮食保护制度控制粮食的价格。也可以通过财政方面的补贴，稳定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日益发展的生活水平，将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销售到市场，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政府还可以实施合作医疗、社保等财政补贴政策，帮助农民尽快的脱离贫困生活。

首先，促进了农业的增长。据统计，近年来我国的农业发展状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国家和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使我国的农业领域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使得农田的灌溉面积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政府实施有效地财政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推动了农业的综合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农业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经过财政政策的实施，解决了我国农业方面的很多问题。农业的发展，保护了我国的生态环境，推动了农业的综合发展。农业的综合发展的提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耕地面积的增加，耕地面积的增加使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于农业研究中，通过技术方面的培养和研发不断扩大的粮食的产值，增加粮食的种植面积，促进农业的综合发展。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新的农业发展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农业发展制度，让更多的农民走进市场，优化了农业的产业结构，使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给农民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会。最后，实现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贫困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大的，国家实行一系列的财政补贴制度，缩小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压力。为了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国家还实行了退耕还林政策，通过收购农民的土地，给予农民以经济上的扶持，既保护了环境，也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财政政策的实施缩小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不仅节省了很多的财力资源，也让更多的农民有了生活的希望，通过对农业不断地探索总结，实现了致富的梦想。

三、结语。

农民收入的增加一部分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另一部分来源于政府的扶持，国家实行的财政政策要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生活问题，保障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政府的扶持突出了财政资金带来的作用，通过政府的扶持基金，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农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